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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北京电视台的大型理论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中出现了余音的身影。他在节目中公开以焦裕禄外孙的身份，去讲述焦裕禄的故事，弘扬焦裕禄的精神。他，也成为了他们家族弘扬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
焦裕禄的外孙余音在音乐剧《焦裕禄》中出演焦裕禄
余音：“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长大了以后，我成了一名歌唱演员。有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甚至有人利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进行过宣传。我在这次比赛中没有走到最后。这件事情之后，我被迫一時间成了网络名人。我是焦裕禄外孙的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了。从那以后，我对于参加电视节目就变得十分谨慎，做人做事变得更加低调。从小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过一些。我发现，我和我外公有一点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影响比较大……”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后来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余音：“我外公后来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才会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
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因为这场歌剧里出演焦裕禄的不是别人，而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
“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她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据说焦裕禄的二胡相当地有功底，当年搞土改的时候，闲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无数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后来她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
回忆焦裕禄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余音：“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都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我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里看到了这样一条长凳，讲述的就是外公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那时车间工人都是晚上]2点下班，天一亮就接着干，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焦裕禄深夜下班以后还要主持召开半个小时的生产例会。有时候太晚就不回家了，他在这条长凳上盖上大衣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起来接着千。后来他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他就睡不着觉。
在焦裕禄等人的努力下，一金车间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2007年，洛矿现在的单位——中信重工从百年老矿观音堂把这台机器又买了回来做陈列。这台机器在这服役49年从来没有坏过。
余音：“我母亲曾经跟我回忆过这么一件事。双筒卷扬机被研制出之后，有一天外公喝酒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我外婆怕他吓着孩子，就拿一个枕头捂住他。我母亲说：‘别捂了，你可别把爸爸捂死了。’用枕头捂住没用，外婆就拿被子把他蒙住，外公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当时的他是有多高兴呀。”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
鞠躬尽瘁改变兰考面貌
余音：“其实，音乐剧《焦裕禄》酋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是演他舅舅张继焦。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一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而且，在此之前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吗？
余音：“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个月，我必须能行。我现在面对的这点困难，跟外公当年去兰考上任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电影《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当时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余音：“后来，外公凭借着在洛矿九年的工业工作经验，在兰考一下子打开了局面。比如他积极开展以工代赈。在劳动过程中他制定奖惩机制，制定工作计划和规范，实行严格管理。去兰考实地走访时，我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有工作能力和方法。外公在工作中的形象逐渐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我对他的敬佩也越来越深。”
当时焦裕禄带领大家种泡桐树，要撒六六六粉消毒。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可用，工作效率比较低。焦裕禄后来灵机一动，他把老百姓的厨房里的风箱进行了改装，做成了撒六六六粉的工具，大大提高了效率。若不是有长期工业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到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她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她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俊雅带着六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 外公自己生活简朴，但经常帮助困难群众
那时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是普通工人的3倍左右，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供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余音：“外公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要求的。据我大姨焦守凤回忆，她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得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用不了了。才能拿着铅笔头跟外公换个新铅笔。有一次她看同学都有铅笔盒，她也想要一个。外公就用木头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好不容易到初中毕业了。大姨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让外公给了个下马威。”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来有人介绍她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还被分配到了最苦最累的酱菜组。焦裕禄还特意跟厂长说：“你不要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对他另眼相看，对她的要求一定要更严格些。”对于这样的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
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焦裕禄教女儿扁担怎么挑才不累，怎么吆喝才能卖得更多。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她受益了一辈子。
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
余音：“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住院的那段经历，一个人在生命的尽头想的都是他人，想的都是工作，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当我知道外公死前身上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住院期间他拒绝打止疼针，他不愿意给组织上添负担。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他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來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妻子对他说：“老焦，要是疼你就嘁吧。这里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了。”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这才被发现。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郑州河南医学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他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却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来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她，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淹。”
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焦裕禄接着说：“不要哭，爸爸不喜欢哭。你怎么能那么不坚强，要坚强些。以后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弟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给你的，这块手表和家里的那套毛选就留给你吧。”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
余音：“2014年5月，由我担纲主角的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来到后台找到我，这个人就是当年外公在洛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了，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她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她走遍了全国几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勺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的太多，这几年她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前。
“如今，我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策划大型歌剧《焦裕禄》，还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多给他讲曾外祖父的故事，会和他—起唱起这首歌。”
焦裕禄的外孙余音在音乐剧《焦裕禄》中出演焦裕禄
余音：“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长大了以后，我成了一名歌唱演员。有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甚至有人利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进行过宣传。我在这次比赛中没有走到最后。这件事情之后，我被迫一時间成了网络名人。我是焦裕禄外孙的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了。从那以后，我对于参加电视节目就变得十分谨慎，做人做事变得更加低调。从小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过一些。我发现，我和我外公有一点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影响比较大……”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后来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余音：“我外公后来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才会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
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因为这场歌剧里出演焦裕禄的不是别人，而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
“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她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据说焦裕禄的二胡相当地有功底，当年搞土改的时候，闲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无数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后来她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
回忆焦裕禄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余音：“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都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我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里看到了这样一条长凳，讲述的就是外公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那时车间工人都是晚上]2点下班，天一亮就接着干，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焦裕禄深夜下班以后还要主持召开半个小时的生产例会。有时候太晚就不回家了，他在这条长凳上盖上大衣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起来接着千。后来他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他就睡不着觉。
在焦裕禄等人的努力下，一金车间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2007年，洛矿现在的单位——中信重工从百年老矿观音堂把这台机器又买了回来做陈列。这台机器在这服役49年从来没有坏过。
余音：“我母亲曾经跟我回忆过这么一件事。双筒卷扬机被研制出之后，有一天外公喝酒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我外婆怕他吓着孩子，就拿一个枕头捂住他。我母亲说：‘别捂了，你可别把爸爸捂死了。’用枕头捂住没用，外婆就拿被子把他蒙住，外公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当时的他是有多高兴呀。”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
鞠躬尽瘁改变兰考面貌
余音：“其实，音乐剧《焦裕禄》酋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是演他舅舅张继焦。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一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而且，在此之前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吗？
余音：“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个月，我必须能行。我现在面对的这点困难，跟外公当年去兰考上任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电影《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当时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余音：“后来，外公凭借着在洛矿九年的工业工作经验，在兰考一下子打开了局面。比如他积极开展以工代赈。在劳动过程中他制定奖惩机制，制定工作计划和规范，实行严格管理。去兰考实地走访时，我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有工作能力和方法。外公在工作中的形象逐渐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我对他的敬佩也越来越深。”
当时焦裕禄带领大家种泡桐树，要撒六六六粉消毒。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可用，工作效率比较低。焦裕禄后来灵机一动，他把老百姓的厨房里的风箱进行了改装，做成了撒六六六粉的工具，大大提高了效率。若不是有长期工业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到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她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她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俊雅带着六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 外公自己生活简朴，但经常帮助困难群众
那时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是普通工人的3倍左右，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供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余音：“外公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要求的。据我大姨焦守凤回忆，她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得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用不了了。才能拿着铅笔头跟外公换个新铅笔。有一次她看同学都有铅笔盒，她也想要一个。外公就用木头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好不容易到初中毕业了。大姨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让外公给了个下马威。”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来有人介绍她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还被分配到了最苦最累的酱菜组。焦裕禄还特意跟厂长说：“你不要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对他另眼相看，对她的要求一定要更严格些。”对于这样的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
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焦裕禄教女儿扁担怎么挑才不累，怎么吆喝才能卖得更多。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她受益了一辈子。
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
余音：“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住院的那段经历，一个人在生命的尽头想的都是他人，想的都是工作，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当我知道外公死前身上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住院期间他拒绝打止疼针，他不愿意给组织上添负担。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他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來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妻子对他说：“老焦，要是疼你就嘁吧。这里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了。”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这才被发现。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郑州河南医学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他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却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来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她，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淹。”
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焦裕禄接着说：“不要哭，爸爸不喜欢哭。你怎么能那么不坚强，要坚强些。以后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弟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给你的，这块手表和家里的那套毛选就留给你吧。”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
余音：“2014年5月，由我担纲主角的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来到后台找到我，这个人就是当年外公在洛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了，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她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她走遍了全国几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勺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的太多，这几年她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前。
“如今，我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策划大型歌剧《焦裕禄》，还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多给他讲曾外祖父的故事，会和他—起唱起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