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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想研究大熊猫，却阴差阳错研究了亚洲象。同样都是大型濒危动物，两者的生存环境却有天壤之别。他是如何把亚洲象的研究状态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发展到如今的清晰深入的？亚洲象行为的背后又有哪些有趣好玩的含义？请听亚洲象参与式实践研究者、保护者张立的人象故事……
又一头亚洲象被猎杀了。去年年末，云南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发现一头腐烂了几天的野生亚洲象，盗猎者为取下象牙，把大象的半个头砍下，鼻子扔在一边，血流满地，场景十分惨烈。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立是从网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很难有人比他的心情更沉重和复杂。作为中国研究野生亚洲象时间开始最早、成绩最为突出、成果最为系统的科学家，他深知亚洲象种群数量之稀少：若干年前，他率领自己的团队对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建立了系统档案，头数仅在197～213头之间，是一种比大熊猫还要濒危和珍贵的野生动物。由于种群内成年雄性个体十分有限，每个个体盗猎事件都会对未来种群恢复造成影响。
张立说，他会通过微博等渠道把消息转发给公众，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的注意，“我们做动物保护、物种研究的，看到自己所保护的物种一个个被干掉了，肯定会心情不好。”为了更好地保护所研究的物种，慢慢地，他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者逐渐成长为一个参与保护的实践者，与亚洲象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感联系。
满足研究好奇心
1999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张立来到西双版纳，将亚洲象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个濒危物种。在此之前，张立专门了解过有关亚洲象的研究，发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学者进行过短暂考察外，国内并没有系统的成果，连象群的基本数量都难以判定，更无法得知大象种群的性别、年龄、家庭状况，进而观察保护的成效了。
张立的研究从“数大象”开始了，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走村串户的访谈。根据保护区提供的以及老百姓反馈的信息，张立初步估计，中国的亚洲象不会超过250头。
“估计”不是科学家满意的状态。专注常人看不起眼的细节，花费无数琐碎凌乱的时间，熬红双眼，殚精竭虑，科学家们毕生所求的正是缩小“估计”与“精确”之间的细微距离。哪怕你看着这个距离仅有0.1毫米，短到不能再短，但在科学家那里，跨越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要很长，有时常达数年，有时甚至一生。
张立的方法是跟着村民在原始森林里“跑”，远远地跟踪大象。一旦发现大象出没的迹象，就拿起相机拍个不停。因为真正见到大象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浓密的树林中挡住了远眺的视线，穿行既累又危险，更多时候张立只能追踪到大象的足迹和粪便，又或者徒劳无功，疲惫地坐在山头上，等山对面的大象出来。
不过要是真的见了大象，纵然机会难得，也要考虑安全性。大象的习性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温顺，野生大象不仅暴躁，而且易怒，一旦被挑衅，行动非常迅速，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当地发生过多次人被大象踩死的情况。
有一次，张立他们沿着一条几米宽的象道追踪大象，远远地望见前面考察的人急忙往后“逃”，说是大象正在往这个方面前来。还有一次，张立的学生看见了一堆热气腾腾的“象粪”，不仅没有激动，反而心生紧张，因为大象就在附近。
慢慢地，张立掌握了一定的大象特征、照片等基础，在西双版纳建立了野生动物观察站，几位学生留在那里长期做个体识别。2001年，国际上出现在粪便中提取DNA确定个体的方法，张立和他的团队把它应用到了大象种群数量的确定中来。
通过样线以及长年的实地监测，张立所带领的课题组从分子、个体和种群水平系统研究了中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现状、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亚洲象野生种群数量在197～213头之间。
这是一次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亚洲象在云南，云南的亚洲象在西双版纳，自此，亚洲象再也不是模糊的神秘状态，而呈现出了清晰的种群状况、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等信息图。
解语亚洲象行为
一只看上去完全不动的雄性羚羊伫立在山巅；一只蜥蜴在阳光下静伏不动；一只雌萤在幽暗的角落以固定的频率放射冷光……这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动物行为到底在表达什么？动物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具有特有的意义，但离开了行为学的研究，这些意义就不能被读懂。
张立就是野生亚洲象行为的“解语者”，也是他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野生亚洲象与圈养亚洲象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同。象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行为的发展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寻找食物、水源，躲避捕猎者，照顾子代等，存在很多合作及帮助行为。在西双版纳研究期间，张立经常听到老百姓关于大象的各种反馈，“我们这儿的大象吃被子、吃铁锅”、“我们这儿的大象晚上才活动”、“我们这儿的大象上公路”……
这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可能就是大象保护所欠缺或忽视的方面。在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张立对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行为、活动节律、觅食行为和食性等开展了深入研究，解决了很多困惑当地老百姓的问题。
以大象吃被子、吃铁锅为例，实际上，这并不是大象的“癖好”，而是大象为补充自身需要才出现的行为。大象每天需要大量盐分。原本当地有很多硝塘，大象可以饮用硝塘中的水补充盐碱和矿物质，但在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硝塘被填埋或消失不见了。而铁锅炒菜、被子接触人体过程中都能产生大量盐分，于是就出现了大象吃铁锅、吃被子的“奇闻”。后来，张立和当地林业局沟通，挖了两个人工硝塘，建在远离村寨的林子里面，类似的新闻果然少了很多。
2003年6月，为打通昆明至曼谷的国际大通道，思茅至小勐养的高速公路开始施工建设。路线全长97.7千米，其中有37.2千米穿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亚洲象数量最多的保护区，有100多头野生亚洲象生活。
为了给野象带来方便，公路建设者特意在野象出没频繁的“野象谷”等地，顺山势修建了野象专用通道，同时在架桥时将桥的高度提升了8～15米，以利于通过。然而，高速公路的撞车事件还是经常发生。 一筹莫展之际，西双版纳公路局找到了张立和他的团队，希望能解决大象为何上公路的问题。张立以及他的学生林柳带着团队做了近两年的监测。两年多的时间，林柳他们通过录像、拍照、巡逻以及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终于了解了大象为什么走公路的原因。
原来，大象活动并不是无规律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象道”，这些“象道”是一条似道非道的“路”，然而大象一旦选择，象道就会固定，很难改变。哪怕几米之外就是人类给设计好的道路也不行。
明白这一点后，西双版纳公路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加固了围栏，一方面在修建好的象道旁种了很多大象爱吃的植物，希望通过这些改变大象原来的行为。
落实参与式保护
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威胁，也加剧了人象冲突。由于大象非常聪明，体积庞大，没有天敌，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越来越胆大。为了防止大象侵犯人类利益，有些地方架起了电围栏。大象被“电”过一两次之后，就识破了人类架围墙、设电围栏、挖壕沟的“手段”，学会了用脚踩到围栏、用树枝把电围栏放电、用鼻子往壕沟中填土，继续来吃庄稼。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哭笑不得。
为了补偿大象对村民造成的损失，西双版纳当地政府每年不得不拿出500～600万人民币，作为人象冲突的补偿金，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而人类也对亚洲象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由此造成了生境破碎化，种群隔离，基因流中断。如何处理人象之间的矛盾，既确保野生亚洲象能自由地生活，又保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受打扰，成为张立面临的主要问题。
身为研究者，张立提倡“参与式保护”，认为保护需要不断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把保护落到实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才是研究人员真正的悲哀。
2000年4月，在张立的推动下，云南思茅地区林业局成立了亚洲象保护办公室。同年2 月30 日，“思茅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正式启动，思茅市南屏镇整碗办事处石头山大一社作为第一个试点村寨，全面启动了互助基金项目。这个项目涵盖社区发展、环境教育和科研等，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来提高村民对象损的承受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项目还从环境教育着手，让当地人了解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重要性。
几年下来，人象冲突乃至盗猎的状况都好转了很多。
这几年，张立在极力推动中国——老挝跨国联合保护机制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防止成分复杂、手段残忍的跨境盗猎者对亚洲象的威胁。通过中国和老挝两国保护区管理人员保护机制的培训，加强沟通联系，亚洲象的跨国保护机制完善了很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学生林柳说，身为研究者，张立老师的工作能力十分突出，从本科时就活跃在社团、学生会，培养了极强的沟通能力；工作后，他先后担任过国际动物保护组织IFAW的中国代表，还担任过保护国际CI的中国项目负责人，致力于动物保护，开阔的国际视野也为亚洲象争取来了不少保护资金和项目。
（责编：张志国）
又一头亚洲象被猎杀了。去年年末，云南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发现一头腐烂了几天的野生亚洲象，盗猎者为取下象牙，把大象的半个头砍下，鼻子扔在一边，血流满地，场景十分惨烈。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立是从网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很难有人比他的心情更沉重和复杂。作为中国研究野生亚洲象时间开始最早、成绩最为突出、成果最为系统的科学家，他深知亚洲象种群数量之稀少：若干年前，他率领自己的团队对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建立了系统档案，头数仅在197～213头之间，是一种比大熊猫还要濒危和珍贵的野生动物。由于种群内成年雄性个体十分有限，每个个体盗猎事件都会对未来种群恢复造成影响。
张立说，他会通过微博等渠道把消息转发给公众，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的注意，“我们做动物保护、物种研究的，看到自己所保护的物种一个个被干掉了，肯定会心情不好。”为了更好地保护所研究的物种，慢慢地，他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者逐渐成长为一个参与保护的实践者，与亚洲象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感联系。
满足研究好奇心
1999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张立来到西双版纳，将亚洲象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个濒危物种。在此之前，张立专门了解过有关亚洲象的研究，发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学者进行过短暂考察外，国内并没有系统的成果，连象群的基本数量都难以判定，更无法得知大象种群的性别、年龄、家庭状况，进而观察保护的成效了。
张立的研究从“数大象”开始了，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走村串户的访谈。根据保护区提供的以及老百姓反馈的信息，张立初步估计，中国的亚洲象不会超过250头。
“估计”不是科学家满意的状态。专注常人看不起眼的细节，花费无数琐碎凌乱的时间，熬红双眼，殚精竭虑，科学家们毕生所求的正是缩小“估计”与“精确”之间的细微距离。哪怕你看着这个距离仅有0.1毫米，短到不能再短，但在科学家那里，跨越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要很长，有时常达数年，有时甚至一生。
张立的方法是跟着村民在原始森林里“跑”，远远地跟踪大象。一旦发现大象出没的迹象，就拿起相机拍个不停。因为真正见到大象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浓密的树林中挡住了远眺的视线，穿行既累又危险，更多时候张立只能追踪到大象的足迹和粪便，又或者徒劳无功，疲惫地坐在山头上，等山对面的大象出来。
不过要是真的见了大象，纵然机会难得，也要考虑安全性。大象的习性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温顺，野生大象不仅暴躁，而且易怒，一旦被挑衅，行动非常迅速，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当地发生过多次人被大象踩死的情况。
有一次，张立他们沿着一条几米宽的象道追踪大象，远远地望见前面考察的人急忙往后“逃”，说是大象正在往这个方面前来。还有一次，张立的学生看见了一堆热气腾腾的“象粪”，不仅没有激动，反而心生紧张，因为大象就在附近。
慢慢地，张立掌握了一定的大象特征、照片等基础，在西双版纳建立了野生动物观察站，几位学生留在那里长期做个体识别。2001年，国际上出现在粪便中提取DNA确定个体的方法，张立和他的团队把它应用到了大象种群数量的确定中来。
通过样线以及长年的实地监测，张立所带领的课题组从分子、个体和种群水平系统研究了中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现状、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亚洲象野生种群数量在197～213头之间。
这是一次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亚洲象在云南，云南的亚洲象在西双版纳，自此，亚洲象再也不是模糊的神秘状态，而呈现出了清晰的种群状况、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等信息图。
解语亚洲象行为
一只看上去完全不动的雄性羚羊伫立在山巅；一只蜥蜴在阳光下静伏不动；一只雌萤在幽暗的角落以固定的频率放射冷光……这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动物行为到底在表达什么？动物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具有特有的意义，但离开了行为学的研究，这些意义就不能被读懂。
张立就是野生亚洲象行为的“解语者”，也是他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野生亚洲象与圈养亚洲象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同。象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行为的发展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寻找食物、水源，躲避捕猎者，照顾子代等，存在很多合作及帮助行为。在西双版纳研究期间，张立经常听到老百姓关于大象的各种反馈，“我们这儿的大象吃被子、吃铁锅”、“我们这儿的大象晚上才活动”、“我们这儿的大象上公路”……
这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可能就是大象保护所欠缺或忽视的方面。在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张立对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行为、活动节律、觅食行为和食性等开展了深入研究，解决了很多困惑当地老百姓的问题。
以大象吃被子、吃铁锅为例，实际上，这并不是大象的“癖好”，而是大象为补充自身需要才出现的行为。大象每天需要大量盐分。原本当地有很多硝塘，大象可以饮用硝塘中的水补充盐碱和矿物质，但在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硝塘被填埋或消失不见了。而铁锅炒菜、被子接触人体过程中都能产生大量盐分，于是就出现了大象吃铁锅、吃被子的“奇闻”。后来，张立和当地林业局沟通，挖了两个人工硝塘，建在远离村寨的林子里面，类似的新闻果然少了很多。
2003年6月，为打通昆明至曼谷的国际大通道，思茅至小勐养的高速公路开始施工建设。路线全长97.7千米，其中有37.2千米穿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亚洲象数量最多的保护区，有100多头野生亚洲象生活。
为了给野象带来方便，公路建设者特意在野象出没频繁的“野象谷”等地，顺山势修建了野象专用通道，同时在架桥时将桥的高度提升了8～15米，以利于通过。然而，高速公路的撞车事件还是经常发生。 一筹莫展之际，西双版纳公路局找到了张立和他的团队，希望能解决大象为何上公路的问题。张立以及他的学生林柳带着团队做了近两年的监测。两年多的时间，林柳他们通过录像、拍照、巡逻以及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终于了解了大象为什么走公路的原因。
原来，大象活动并不是无规律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象道”，这些“象道”是一条似道非道的“路”，然而大象一旦选择，象道就会固定，很难改变。哪怕几米之外就是人类给设计好的道路也不行。
明白这一点后，西双版纳公路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加固了围栏，一方面在修建好的象道旁种了很多大象爱吃的植物，希望通过这些改变大象原来的行为。
落实参与式保护
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威胁，也加剧了人象冲突。由于大象非常聪明，体积庞大，没有天敌，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越来越胆大。为了防止大象侵犯人类利益，有些地方架起了电围栏。大象被“电”过一两次之后，就识破了人类架围墙、设电围栏、挖壕沟的“手段”，学会了用脚踩到围栏、用树枝把电围栏放电、用鼻子往壕沟中填土，继续来吃庄稼。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哭笑不得。
为了补偿大象对村民造成的损失，西双版纳当地政府每年不得不拿出500～600万人民币，作为人象冲突的补偿金，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而人类也对亚洲象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由此造成了生境破碎化，种群隔离，基因流中断。如何处理人象之间的矛盾，既确保野生亚洲象能自由地生活，又保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受打扰，成为张立面临的主要问题。
身为研究者，张立提倡“参与式保护”，认为保护需要不断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把保护落到实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才是研究人员真正的悲哀。
2000年4月，在张立的推动下，云南思茅地区林业局成立了亚洲象保护办公室。同年2 月30 日，“思茅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正式启动，思茅市南屏镇整碗办事处石头山大一社作为第一个试点村寨，全面启动了互助基金项目。这个项目涵盖社区发展、环境教育和科研等，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来提高村民对象损的承受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项目还从环境教育着手，让当地人了解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重要性。
几年下来，人象冲突乃至盗猎的状况都好转了很多。
这几年，张立在极力推动中国——老挝跨国联合保护机制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防止成分复杂、手段残忍的跨境盗猎者对亚洲象的威胁。通过中国和老挝两国保护区管理人员保护机制的培训，加强沟通联系，亚洲象的跨国保护机制完善了很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学生林柳说，身为研究者，张立老师的工作能力十分突出，从本科时就活跃在社团、学生会，培养了极强的沟通能力；工作后，他先后担任过国际动物保护组织IFAW的中国代表，还担任过保护国际CI的中国项目负责人，致力于动物保护，开阔的国际视野也为亚洲象争取来了不少保护资金和项目。
（责编：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