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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培动老人1930年出生于响水小浦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44年经堂哥韩培信介绍参加革命，身经数战，九死一生。
冬至刚过，虽然已进入隆冬数九，但阳光明媚，温暖如春。2018年岁末的一个午后，我们来到响水县响水镇小浦村六组韩培动老人的家里。韩老正和老伴吃中饭，看到我们，老人家立即放下碗筷，搬凳子并拿来棉垫子让我们坐下。桌上的碗里是米饭，只有一个菜——白菜炖粉条。他的老伴（92岁）坐着始终未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韩老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
韩老的耳朵也很背，费了好大的劲，才听懂我们的来意。当他听说我们是响水县新四军研究会的时候，高兴地表示欢迎，同时谦虚地说：“我虽然当了那么多年兵，参加了不少战斗，可只是个司号兵，没立过战功。”他越是轻描淡写，我们越觉得老人可敬可亲，在我们再三劝说下，他才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1944年我刚满14岁，经哥哥韩培信介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在滨海县响水区中队任通信员。此间，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真心抗日的道理。后来区中队编入新四军，在滨海县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我参加的第一仗是攻打响水口。当时，响水口驻着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里面修有碉堡、炮楼等工事，戒备森严。这帮强盗盘踞在响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怨声载道。我党地下人员把情报转送到地方党组织和部队领导，经研究决定拔掉这个据点，铲除这颗毒瘤！
一天早晨，我们对响水口南门发起进攻。城门外是护城河，河上的一座木桥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日伪军用机枪封锁住桥面。护城河的外围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大路，敌人利用碉堡和炮楼形成交叉火力，扼守交通要道，易守难攻。我们部队利用路两边的青纱帐，迂回到桥头，发起攻击，日军用机枪扫射，死伤了好些战士。我们的掩护部队想用火力压制，但没有重武器，效果不好。战斗打得相当惨烈，一直到午后，我们进攻部队在大桌上铺湿被子向前推进，炸掉守桥敌军工事，冲入城中，歼灭了日伪军，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一仗，新四军牺牲了一位营长，近百名战士。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们把烈士的遗体用白布裹起来，送到六套，挖了一格一格的坑，掩埋了烈士。我们在坟前立了木牌，写上烈士的姓名住址，以便亲属认领和后人祭奠。他们最大的年龄不超过30岁，最小的不足20岁，年轻轻的就为抗击日军、解放响水口捐了躯，我现在想起来还心疼。
接着我又随部队打了几仗。后来部队要战略转移，首长见我太小，怕急行军跟不上队，劝我回地方，说，“等大一点再来（当兵）”。
16岁那年，我第二次报名参军，被编入江淮军区。团长见我个头小，把我留在团部当司号员。我非常喜欢军号：金灿灿的号身，红彤彤的绸穗。吹时，一手叉腰，憋气、挺胸、抬头，十分威武。晚上别人休息，我跑到远远的地方练，时间不长就掌握了吹号技巧和号谱，能随心所欲地吹奏各种号音，如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熄灯号等等。我最喜欢的是冲锋号，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你可别小看司号员，在战场上紧跟在首长身边，号起时调动千军万马，权力大得很。但也非常危险，只要号声一响，司号员便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淮海战役期间，我们司号员就先后牺牲了7位。在攻打徐州的战斗中，首长叫我吹冲锋号，我站上高坡刚吹了第一遍，就被敌狙击手打了一枪，子弹带着风声穿过我的耳朵，鲜血直流，只差一毫米，我就光荣了。在受伤的情况下，我连续吹了多遍冲锋号，激励着战友们前进……
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仗着有美国的支持，叫嚣要和共产党隔江而治。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打响。我和首长在一条大船上，离江南岸还有几十米时，首长叫我吹冲锋号，所有战友都弃船下水向南岸扑去，守敌见大势已去，弃枪而逃，溃不成军，我们很快就攻进了南京城，占领了总统府。
“前委”的几位首长先后来到总统府。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缉拿我们多少年，今天我们上门来了，看你还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说：“蒋先生、李先生的台历还是23号呢，转移得不慢啊！”
陈毅则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椅上，拨通了北京毛主席的电话：“主席呀，我是陈毅，我这是在蒋总统的办公室向您汇报呢，我们胜利了！”
全国解放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毛主席指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华东军区装甲兵坦克独立团修理连，我们从河南开封出发，乘了7天7夜的火车到朝鲜。我在志愿军装甲兵技术部技训队任副队长（副排级），任务是修理坦克。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退伍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到地方后，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和大队主任。我哥哥韩培信在江苏省委当书记时，几次请我去南京我都沒去，一是路远摸不着，二是不想麻烦他。
我80岁那年，患了前列腺增生，在南京武警总院动手术，花去医疗费近8万元。院方领导得知我是抗战老兵，说我是有功之人，给我免去了上万元的医药费。其实，我哪有什么功啊，只不过尽了一个军人应尽的义务罢了。我现在每季度有4000多元补贴，日子还过得去。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陪同下到我家来看望，送了大米、食油、药品等物，还送了慰问金。他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韩老，您是老革命，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政府，他们会帮助解决的。”我非常激动，流着泪说：“谢谢司令员！谢谢大家！”
采访结束了。老人家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并请求我们代他向朱司令问好，说他想去看望司令员，又不知到哪去找，请我们一定转达对他的谢意。
冬至刚过，虽然已进入隆冬数九，但阳光明媚，温暖如春。2018年岁末的一个午后，我们来到响水县响水镇小浦村六组韩培动老人的家里。韩老正和老伴吃中饭，看到我们，老人家立即放下碗筷，搬凳子并拿来棉垫子让我们坐下。桌上的碗里是米饭，只有一个菜——白菜炖粉条。他的老伴（92岁）坐着始终未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韩老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
韩老的耳朵也很背，费了好大的劲，才听懂我们的来意。当他听说我们是响水县新四军研究会的时候，高兴地表示欢迎，同时谦虚地说：“我虽然当了那么多年兵，参加了不少战斗，可只是个司号兵，没立过战功。”他越是轻描淡写，我们越觉得老人可敬可亲，在我们再三劝说下，他才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1944年我刚满14岁，经哥哥韩培信介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在滨海县响水区中队任通信员。此间，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真心抗日的道理。后来区中队编入新四军，在滨海县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我参加的第一仗是攻打响水口。当时，响水口驻着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里面修有碉堡、炮楼等工事，戒备森严。这帮强盗盘踞在响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怨声载道。我党地下人员把情报转送到地方党组织和部队领导，经研究决定拔掉这个据点，铲除这颗毒瘤！
一天早晨，我们对响水口南门发起进攻。城门外是护城河，河上的一座木桥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日伪军用机枪封锁住桥面。护城河的外围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大路，敌人利用碉堡和炮楼形成交叉火力，扼守交通要道，易守难攻。我们部队利用路两边的青纱帐，迂回到桥头，发起攻击，日军用机枪扫射，死伤了好些战士。我们的掩护部队想用火力压制，但没有重武器，效果不好。战斗打得相当惨烈，一直到午后，我们进攻部队在大桌上铺湿被子向前推进，炸掉守桥敌军工事，冲入城中，歼灭了日伪军，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一仗，新四军牺牲了一位营长，近百名战士。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们把烈士的遗体用白布裹起来，送到六套，挖了一格一格的坑，掩埋了烈士。我们在坟前立了木牌，写上烈士的姓名住址，以便亲属认领和后人祭奠。他们最大的年龄不超过30岁，最小的不足20岁，年轻轻的就为抗击日军、解放响水口捐了躯，我现在想起来还心疼。
接着我又随部队打了几仗。后来部队要战略转移，首长见我太小，怕急行军跟不上队，劝我回地方，说，“等大一点再来（当兵）”。
16岁那年，我第二次报名参军，被编入江淮军区。团长见我个头小，把我留在团部当司号员。我非常喜欢军号：金灿灿的号身，红彤彤的绸穗。吹时，一手叉腰，憋气、挺胸、抬头，十分威武。晚上别人休息，我跑到远远的地方练，时间不长就掌握了吹号技巧和号谱，能随心所欲地吹奏各种号音，如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熄灯号等等。我最喜欢的是冲锋号，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你可别小看司号员，在战场上紧跟在首长身边，号起时调动千军万马，权力大得很。但也非常危险，只要号声一响，司号员便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淮海战役期间，我们司号员就先后牺牲了7位。在攻打徐州的战斗中，首长叫我吹冲锋号，我站上高坡刚吹了第一遍，就被敌狙击手打了一枪，子弹带着风声穿过我的耳朵，鲜血直流，只差一毫米，我就光荣了。在受伤的情况下，我连续吹了多遍冲锋号，激励着战友们前进……
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仗着有美国的支持，叫嚣要和共产党隔江而治。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打响。我和首长在一条大船上，离江南岸还有几十米时，首长叫我吹冲锋号，所有战友都弃船下水向南岸扑去，守敌见大势已去，弃枪而逃，溃不成军，我们很快就攻进了南京城，占领了总统府。
“前委”的几位首长先后来到总统府。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缉拿我们多少年，今天我们上门来了，看你还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说：“蒋先生、李先生的台历还是23号呢，转移得不慢啊！”
陈毅则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椅上，拨通了北京毛主席的电话：“主席呀，我是陈毅，我这是在蒋总统的办公室向您汇报呢，我们胜利了！”
全国解放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毛主席指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华东军区装甲兵坦克独立团修理连，我们从河南开封出发，乘了7天7夜的火车到朝鲜。我在志愿军装甲兵技术部技训队任副队长（副排级），任务是修理坦克。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退伍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到地方后，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和大队主任。我哥哥韩培信在江苏省委当书记时，几次请我去南京我都沒去，一是路远摸不着，二是不想麻烦他。
我80岁那年，患了前列腺增生，在南京武警总院动手术，花去医疗费近8万元。院方领导得知我是抗战老兵，说我是有功之人，给我免去了上万元的医药费。其实，我哪有什么功啊，只不过尽了一个军人应尽的义务罢了。我现在每季度有4000多元补贴，日子还过得去。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陪同下到我家来看望，送了大米、食油、药品等物，还送了慰问金。他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韩老，您是老革命，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政府，他们会帮助解决的。”我非常激动，流着泪说：“谢谢司令员！谢谢大家！”
采访结束了。老人家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并请求我们代他向朱司令问好，说他想去看望司令员，又不知到哪去找，请我们一定转达对他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