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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拉完第9车煤的时候，9号井矿工李忠海觉得心情有些不好，对妻哥梁春平说不干了，上去吧。
梁春平还想再拉一车——毕竟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多拉一车每个人可以挣25块钱，但看到妹夫的态度，他没再说什么。
两人把三轮车停好，开始从工作面沿回风巷往井口走——按照规定，回风巷是不能走人的，但9号井是黑口子(即无证煤窑)，从这条路上下班比较隐蔽，所以矿上都让他们从这走。
一路上，俩人陆陆续续遇到上夜班的工友，一个老乡还问李忠海拉了几车煤，李忠海回答说：9车。
一切都很正常。
在离井口还有一二十米样子时，突然背后吹来一阵气浪，很强劲，“几乎把两个人都掀趴下，安全帽都被吹掉了”。
梁春平弯下腰想捡自己的矿帽，被李忠海制止了——因为，气浪过后，一股黑烟向他们席卷而来，紧接着就听到了外面瓦斯监控器尖叫的声音。
当时，在屋内还没睡觉的2号井小工头唐宜平“听到一声巨响”，“心里马上想，糟了，出门一看，漫天黑烟”。
唐宜平赶紧回屋拨打直通井下的电话，梁春平忙中出乱，则是拉住李忠海就往巷道里面跑——他以为巷道口着火了，可跑了10多步，感觉不对，“里面的烟越来越多”，又折回头向外跑。
“烟很不好闻，感觉比烟囱冒出的烟还要稠，让人想吐。”李忠海和梁春平两人用衣服掩着口鼻。到井口第二道门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道门已经被气浪冲开了。
唐宜平的电话很快打通，他开始指示自己手下的20多个工人到距离地面1100米、空气稍好些的第一回风巷。
而出了井口的李忠海和梁春平则开始呕吐，头疼得厉害。吐完了，李忠海和梁春平就跑到值班岗亭，告诉门卫：“9号采煤区可能发生了瓦斯爆炸。”
那一刻，李忠海注意到，是12月5日晚上11时34分。偶然的不好心情让李忠海和梁春平成为爆炸发生后9号井仅有的生还者。
四天后，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向各界通报：12月5日23时15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该矿事故当班井下作业人员128人，截至12月8日，搜救发现尸体105具。
自救
爆炸发生时，2号井矿工刘永杰已经到了自己的工作面上，还放了个炮。
突然间，工作面上停电了，风机也停了，还没等刘永杰反应过来，又来了电，风机开始送风。
刘永杰继续干活。
不到两分钟，又来了一阵风，“和风机送的风一样”，“开皮带的人可能感觉有些不正常就走了”，刘永杰没有把异样的风放在心上。
几分钟后，刘永杰感觉到了烟，越来越浓，这下，他意识到，可能哪里出问题了，立即向外跑。
“但快到进风巷的时候就不行了，腿发软，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楚，就只看见自己矿灯的光在晃。在一个堆积木头的地方，摔倒了五六次。”
这时，2号井的一个杨姓领导看到了他，将他搀扶到了通风比较好的变电所附近，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上夜班的工友，将他搀到了井口。
刚到井口，有个人守在那里，命令他们立即把矿灯给灭了，这让刘永杰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怕被人知道井下出事了吧。”
出了井口的刘永杰“头疼得厉害，胸口也闷得很，想吐却吐不出来。有人说，把衣服给脱了好散毒，结果没什么效果，还冷得很”，后来不得不去了矿上的小诊所，但由于没带钱，大夫只拿了两瓶葡萄糖让他喝。
与刘永杰一个队的管新生没吸入多少毒烟，一直在往外跑，半路上，遇到了一位段姓矿长，这位矿长喊住了他：别跑，采煤的人还没上来，去救他们!
结果，管新生和这位段矿长，连着救了11个人——“就是两个人架着中毒人的胳膊把他们拖到空气好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弄起来，互相搀着走。”
“有几个人，实在是弄不动，一直在地上拖，肚皮都被拖破了。”
敲开“死门”
发生事故的消息很快传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逃出来的矿工向矿方告知了井下发生事故的情况后，在矿上的第一矿长孔会平(音)、第二矿长高建民、第三矿长秦三顺等四人在调度室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的结果是：不报警，先自救!
“只要保住了老板，就是保住了咱们自己。”孔会平说。
更糟糕的是，这几位矿长紧急开会讨论的自救方案是：将2号井与9号井之间的密闭墙敲开，直接进入9号井救人。
这造成了更大程度的伤亡。
原来，新窑煤矿对9号井垂涎已久，尽管只被批准开采2号井，但是他们在矿井设计时就将主斜井打到了9号井，而且，为了逃避安全监管，还在2号井与9号井之间打了临时密闭的风墙，外面涂上水泥。
平时，9号井工人通过回风巷进出矿井，2号井工人通过进风巷进出矿井，互不干涉，只是通过皮带巷，两个井之间违规串联通风。9号井发生爆炸时，冲击波已经将两堵风墙中的一堵几乎震塌。
零点左右，第三矿长秦三顺亲自带了几个矿工下井，敲打2号井和9号井之间被冲击波震动过的那道墙。
管新生等人在向外逃命的途中，看到“有人在敲密闭风墙”，感到有些奇怪，不过，混乱中，他没有说话，匆匆走过。
凌晨1点钟左右，第一波下井救援的矿工白志林在下井的路上，也看到“有人在敲风墙”，因为急着下井救人，也没想敲墙干什么。
在白志林的记忆中，等他和几个工友感觉不妙折回来向上面跑的时候，这堵风墙好像已经被敲开了。
毒烟从破开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几乎堵死了第一批下井救人矿工的退路。
“我们那拨救援的人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而戴着的自救器，要么是过期产品，要么是矿工没经过培训不会用。”
侥幸逃生的白志林说，本来他们队只有3个人被困在井下，出事后，按照矿上的命令，他们出动了16个人去下井救人，结果，被困的3个人没有救上来，救人的16个人也才逃出来9个，“白白搭上7条人命”!
12月9日，在国务院洪洞“12·5特大矿难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沉痛指出：“事故发生后，矿方不仅不按照规定及时报告事故，而且盲目组织37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冒险抢救，打开了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封闭，致使15人遇难……”
“别打我了，我报警!”
看到第一拨下去救援的矿工迟迟不出来，在井口等待的工人和调度室内的矿方领导慌了手脚。
“第一拨20多人下井，中间隔了10分钟左右。第二批又进去10多个，10分钟后同样没有音讯。”矿工杨天明说，正当第三批人准备下井时，第一批下井救人的矿工毛朝亮爬了出来，“话都说不出来了，支吾半天，说下面死了很多人。” “人太多，场面很混乱，压根就不知道有人进没人出来。后来，有人才想起谁还没出来。点了名才知道，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逃出来的几个矿工开始向矿方报告，由于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风墙被敲开，毒烟更多了，应该立即再派人去把风墙给堵住。
然而，矿方开始派人把住井口，不再放工人下井救人，等第一批下井救人的白志林侥幸逃出时，发现“井口上的人跑光了”。混乱中，又有工人将这堵被敲开的风墙“用被子、风筒布把口堵上了”。
然而，经历了第一拨下井救人却大批死亡的事实，有亲人被困井下的矿工焦虑万分，开始强烈要求矿方报警，然而，矿方的说法始终是：“再等等。”
后来看实在敷衍不了，有一位矿长拿起手机，开始拨电话。让工人们寒心的是，这个人拨的并不是110，“骗了工人”。
等了好久，还是没有见到警察的影子。凌晨5点钟左右，30多名愤怒的工人把孔会平围在调度室里，先砸玻璃，又把孔会平揍了一顿，“有骂的，有打的，闹成一片。”
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孔会平，到了最后实在支撑不住，被迫当众给工人们下跪，并大哭：“求求你们，别打我了，我报警还不行吗?”
凌晨6点左右，洪洞警方开始进驻新窑煤矿。7点多的时候，临汾市矿山救护队等救援人员相继赶来。
此时，距离爆炸发生，已经整整7个小时过去了。
12月9日，在“12·5特大矿难”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指出，“在长达5个小时时间内不向地方政府报告，贻误了抢救时机……”
“那叫声真凄惨”
来自河北邯郸的王雷、王军兄弟俩在第一批工人下井救人的时候，在工棚内陪着他们的干爸喝酒。不是他们没听到矿上让下井救人的喊话，主要因为“别人的事不想管”。
兄弟俩一个24岁，一个22岁，都没有成家，一个在煤矿干了三年，一个干了两年。喝酒喝到三点钟的时候，有工友过来告诉他们，他们的表哥下去救人时，晕倒在井里没出来。
这下，兄弟俩急了。
“下井的衣服都没换，穿着干净衣服，蹬个胶鞋，一人拎个矿灯，就下去了。”井口上的人不多了，“有三四个”，“调度室内有10多个”，知道兄弟俩是去救自己表哥，井口上的人没怎么拦。
下井的过程中，兄弟俩遇到了几个人，快到井底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味道，但已经不是很浓了”。
很快，王雷兄弟俩找到了他们的表哥——“已经死了，身体开始变凉，腿僵得伸不开，巷道内都是死尸，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像睡着了一样，还有趴在水中脸朝下的。有的人嘴里含着自救器，也死了。”王军说，因为自救器过期了。
都是窒息而死，这些尸体死相并不怎么吓人，王军兄弟说，要不在里面穿行的他们“肯定会害怕”。
两人一个挨着一个地察看人的身子，看看有没有呼吸，翻开衣服感觉一下还有没有心跳。最后，兄弟俩发现，还有许多活着的，有呼吸，但都不能动了，有几个嘴里面还在发出凄惨的呜咽声。
“啊……”王军给记者学了一下，让人心惊。
其间，王军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还有呼吸，但人已经不能动了，眼睛都闭上了。凭着有限的知识，王军开始反复按压这位同学的心脏，大约半个小时，这个同学啊了一声，活了过来。
最终，兄弟俩只救了4个认识的工友，“太多了弄不动，一个人搀两个”。在巷道一个转弯处，又碰见一个，总共救了5个人，互相扶着往井口方向走。
“到了能打电话的地方，我们给调度室打了电话，让人下来接我们，结果矿上不同意。没办法，我们让老乡接电话，但矿上还是不同意。”
快到井口的时候，兄弟俩实在走不动了，于是，王军先扶着一个出了井口。“那时候，7点多钟了，天已经亮了，井口的人非常多，到处停的都是车。”
可是，当王军想再进去把另外5个人扶出来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临汾救护队还没到，后来“王雷他们5个人互相扶着，自己走了出来”。
当天夜里，王雷一夜无眠——“根本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些死尸。”
三轮车
12月9日，新窑煤矿落了场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将肮脏和凌乱的新窑煤矿掩盖了起来。
48岁的南阳人张运来坐在工棚的窗前发呆，手中的笔在一本破烂不堪的《煤矿安全知识手册》上无目地乱划。
5号晚上，他和李忠海、梁春平一个班，但他下班更早些，所以，没有遇到气浪和黑烟，也没有听到爆炸声响。洗完澡、吃完饭，他睡下了。
半夜，听到外面有人嚷嚷，说是煤矿出事了。第二天，看到矿上停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车辆，他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
张运来最牵挂的是他自己花8000元钱购买的农用柴油三轮车——在井下只干了不到两个月活，“本都没捞上来”，一爆炸全毁在了里面——“政府说每辆三轮车赔5000元，不知道是否能够兑现?”
像张运来这样等待三轮车赔偿的矿工有几十名——事故发生时，9号井共有10个包工队在10个掘进面出煤，“机动三轮车多达54辆”。
矿工们解释说，由于9号井属于黑口子，没用机械采煤，是用三轮车将采下的煤运到煤库，再用皮带拉出去。
这些农用柴油三轮车，没有任何防爆装置，烟筒里常常喷出火星。张运来等工人已经习以为常——“9号井属于低瓦斯矿井，而且顶板好”，矿上这样告诉工人。
从2005年底至今没有发生过爆炸事故，让工人信服了这种说法。
黑口子
矿方告诉工人9号井是低瓦斯矿井，工人也相信，然而，事实是，9号井被盗采一年多来从未进行过瓦斯等级鉴定及自燃倾向性鉴定。
最要命的是，在9号井里面，压根没有安装瓦斯监控系统和配备安全员，仅有的通风系统，还是和2号井串联使用，“作业面经常是无风或微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产量，尽快“吃”完9号井的煤层，层层转包的大小工头按照矿方指示在井内同时开了10个掘进面，动用10个工作队，实行“人海战术”轮班作业。而从事采煤的矿工，到矿上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培训。
来自河北邯郸的矿工白志林说，有些采煤工人带了自救器也不会用，他下井搜救时看到，很多遇难矿工的自救器根本没有打开，有的即便打开，却碰上自救器是过期产品。
让人寒心的是，这个矿井到底有多少矿工，矿方根本不知道。
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门动用警力“核查了两天”，竞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矿工花名册。如果不是依靠老乡、亲戚这种纽带关系，这些来自河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矿工死在井下，也无人问津。
另一方面，为逃避政府部门监管，矿方绞尽了脑汁——在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通道上，盖上钢板，上面再堆上煤，而 且用栅栏围着，远远看像一个煤仓。检查的人一走，就开栅、铲煤打开通道，马上恢复生产。
据临汾市负责人介绍，县煤管局、市煤管局、市煤炭监察大队左木小队最近分别在11月21日、26日、29日对这个煤矿进行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距出事故只有6天。
然而，让人生疑的是，9号井这个黑口子已经生产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一旦上来检查，矿方会提前通知矿工，让他们停止干活，三轮车也要立即熄火。
一位知晓内情的矿方人士说，“来检查的人，如果人少，又知道具体情况的，给点钱就走了，都是上面管理部门的。”
12月9日，在“12·5特大矿难”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说，事故发生前的11月下旬，县里、市里和市煤炭监察执法大队曾先后三次对该矿井下进行检查，没有发现存在的重大隐患，使其蒙混过关，最后酿成大祸，反映出在资源管理、安全监管监察上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利益链
按照规定，新窑煤矿核定能力仅为年产2l万吨，只能采2号井的煤层，然而，在监管不严、打击不力的背景下，去年新窑煤矿超能力生产，开采煤炭50万吨，超过设计能力一倍多。
按照一吨煤近600元的价格计算，新窑煤矿这家很不起眼的乡镇煤矿，凭着三四百名矿工，年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个亿。
然而，矿工所能得到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
上述知晓矿方内幕的人士告诉本刊，新窑煤矿实际控制人王东海(现正被全国通缉)分别以64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采煤的包工头，以40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三轮运输的包工头。而包工头的价格里，含有矿工的工资、仓库材料费、医疗治伤费、生活补助等其它所有费用。
张运来等人告诉本刊，他们下井干活，三轮车、炸药、柴油等都要自己掏钱购买，他们挣的只是把煤炸下来，然后运到煤库的“运费”。
而包工头给张运来们每运一三轮车煤的(一车一吨)报酬是25元，这还是距离比较远的价格，如果距离煤库比较近，价格则只有10多元。
一般而言，张运来们一个班，八个小时，能拉十次，大概收入200元多一点，刨掉油费，干满班的话，一天一个矿工的净收入将近200元。
然而，也不是谁都能挣到这种带有极大风险的血汗钱，因为，为了怕出事后赔偿麻烦，矿方一般只愿意要外地来的工人，“本地的不要”。而每天收入200元对于许多没有其他出路的底层群体而言，是个极大的诱惑。
经历了这么大的矿难，见了那么多死尸，你们以后还干不干煤矿?
“不下煤窑，我们能干什么呢?”尚未成家的王雷、王军兄弟对记者说。
拉完第9车煤的时候，9号井矿工李忠海觉得心情有些不好，对妻哥梁春平说不干了，上去吧。
梁春平还想再拉一车——毕竟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多拉一车每个人可以挣25块钱，但看到妹夫的态度，他没再说什么。
两人把三轮车停好，开始从工作面沿回风巷往井口走——按照规定，回风巷是不能走人的，但9号井是黑口子(即无证煤窑)，从这条路上下班比较隐蔽，所以矿上都让他们从这走。
一路上，俩人陆陆续续遇到上夜班的工友，一个老乡还问李忠海拉了几车煤，李忠海回答说：9车。
一切都很正常。
在离井口还有一二十米样子时，突然背后吹来一阵气浪，很强劲，“几乎把两个人都掀趴下，安全帽都被吹掉了”。
梁春平弯下腰想捡自己的矿帽，被李忠海制止了——因为，气浪过后，一股黑烟向他们席卷而来，紧接着就听到了外面瓦斯监控器尖叫的声音。
当时，在屋内还没睡觉的2号井小工头唐宜平“听到一声巨响”，“心里马上想，糟了，出门一看，漫天黑烟”。
唐宜平赶紧回屋拨打直通井下的电话，梁春平忙中出乱，则是拉住李忠海就往巷道里面跑——他以为巷道口着火了，可跑了10多步，感觉不对，“里面的烟越来越多”，又折回头向外跑。
“烟很不好闻，感觉比烟囱冒出的烟还要稠，让人想吐。”李忠海和梁春平两人用衣服掩着口鼻。到井口第二道门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道门已经被气浪冲开了。
唐宜平的电话很快打通，他开始指示自己手下的20多个工人到距离地面1100米、空气稍好些的第一回风巷。
而出了井口的李忠海和梁春平则开始呕吐，头疼得厉害。吐完了，李忠海和梁春平就跑到值班岗亭，告诉门卫：“9号采煤区可能发生了瓦斯爆炸。”
那一刻，李忠海注意到，是12月5日晚上11时34分。偶然的不好心情让李忠海和梁春平成为爆炸发生后9号井仅有的生还者。
四天后，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向各界通报：12月5日23时15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该矿事故当班井下作业人员128人，截至12月8日，搜救发现尸体105具。
自救
爆炸发生时，2号井矿工刘永杰已经到了自己的工作面上，还放了个炮。
突然间，工作面上停电了，风机也停了，还没等刘永杰反应过来，又来了电，风机开始送风。
刘永杰继续干活。
不到两分钟，又来了一阵风，“和风机送的风一样”，“开皮带的人可能感觉有些不正常就走了”，刘永杰没有把异样的风放在心上。
几分钟后，刘永杰感觉到了烟，越来越浓，这下，他意识到，可能哪里出问题了，立即向外跑。
“但快到进风巷的时候就不行了，腿发软，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楚，就只看见自己矿灯的光在晃。在一个堆积木头的地方，摔倒了五六次。”
这时，2号井的一个杨姓领导看到了他，将他搀扶到了通风比较好的变电所附近，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上夜班的工友，将他搀到了井口。
刚到井口，有个人守在那里，命令他们立即把矿灯给灭了，这让刘永杰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怕被人知道井下出事了吧。”
出了井口的刘永杰“头疼得厉害，胸口也闷得很，想吐却吐不出来。有人说，把衣服给脱了好散毒，结果没什么效果，还冷得很”，后来不得不去了矿上的小诊所，但由于没带钱，大夫只拿了两瓶葡萄糖让他喝。
与刘永杰一个队的管新生没吸入多少毒烟，一直在往外跑，半路上，遇到了一位段姓矿长，这位矿长喊住了他：别跑，采煤的人还没上来，去救他们!
结果，管新生和这位段矿长，连着救了11个人——“就是两个人架着中毒人的胳膊把他们拖到空气好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弄起来，互相搀着走。”
“有几个人，实在是弄不动，一直在地上拖，肚皮都被拖破了。”
敲开“死门”
发生事故的消息很快传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逃出来的矿工向矿方告知了井下发生事故的情况后，在矿上的第一矿长孔会平(音)、第二矿长高建民、第三矿长秦三顺等四人在调度室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的结果是：不报警，先自救!
“只要保住了老板，就是保住了咱们自己。”孔会平说。
更糟糕的是，这几位矿长紧急开会讨论的自救方案是：将2号井与9号井之间的密闭墙敲开，直接进入9号井救人。
这造成了更大程度的伤亡。
原来，新窑煤矿对9号井垂涎已久，尽管只被批准开采2号井，但是他们在矿井设计时就将主斜井打到了9号井，而且，为了逃避安全监管，还在2号井与9号井之间打了临时密闭的风墙，外面涂上水泥。
平时，9号井工人通过回风巷进出矿井，2号井工人通过进风巷进出矿井，互不干涉，只是通过皮带巷，两个井之间违规串联通风。9号井发生爆炸时，冲击波已经将两堵风墙中的一堵几乎震塌。
零点左右，第三矿长秦三顺亲自带了几个矿工下井，敲打2号井和9号井之间被冲击波震动过的那道墙。
管新生等人在向外逃命的途中，看到“有人在敲密闭风墙”，感到有些奇怪，不过，混乱中，他没有说话，匆匆走过。
凌晨1点钟左右，第一波下井救援的矿工白志林在下井的路上，也看到“有人在敲风墙”，因为急着下井救人，也没想敲墙干什么。
在白志林的记忆中，等他和几个工友感觉不妙折回来向上面跑的时候，这堵风墙好像已经被敲开了。
毒烟从破开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几乎堵死了第一批下井救人矿工的退路。
“我们那拨救援的人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而戴着的自救器，要么是过期产品，要么是矿工没经过培训不会用。”
侥幸逃生的白志林说，本来他们队只有3个人被困在井下，出事后，按照矿上的命令，他们出动了16个人去下井救人，结果，被困的3个人没有救上来，救人的16个人也才逃出来9个，“白白搭上7条人命”!
12月9日，在国务院洪洞“12·5特大矿难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沉痛指出：“事故发生后，矿方不仅不按照规定及时报告事故，而且盲目组织37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冒险抢救，打开了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封闭，致使15人遇难……”
“别打我了，我报警!”
看到第一拨下去救援的矿工迟迟不出来，在井口等待的工人和调度室内的矿方领导慌了手脚。
“第一拨20多人下井，中间隔了10分钟左右。第二批又进去10多个，10分钟后同样没有音讯。”矿工杨天明说，正当第三批人准备下井时，第一批下井救人的矿工毛朝亮爬了出来，“话都说不出来了，支吾半天，说下面死了很多人。” “人太多，场面很混乱，压根就不知道有人进没人出来。后来，有人才想起谁还没出来。点了名才知道，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逃出来的几个矿工开始向矿方报告，由于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风墙被敲开，毒烟更多了，应该立即再派人去把风墙给堵住。
然而，矿方开始派人把住井口，不再放工人下井救人，等第一批下井救人的白志林侥幸逃出时，发现“井口上的人跑光了”。混乱中，又有工人将这堵被敲开的风墙“用被子、风筒布把口堵上了”。
然而，经历了第一拨下井救人却大批死亡的事实，有亲人被困井下的矿工焦虑万分，开始强烈要求矿方报警，然而，矿方的说法始终是：“再等等。”
后来看实在敷衍不了，有一位矿长拿起手机，开始拨电话。让工人们寒心的是，这个人拨的并不是110，“骗了工人”。
等了好久，还是没有见到警察的影子。凌晨5点钟左右，30多名愤怒的工人把孔会平围在调度室里，先砸玻璃，又把孔会平揍了一顿，“有骂的，有打的，闹成一片。”
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孔会平，到了最后实在支撑不住，被迫当众给工人们下跪，并大哭：“求求你们，别打我了，我报警还不行吗?”
凌晨6点左右，洪洞警方开始进驻新窑煤矿。7点多的时候，临汾市矿山救护队等救援人员相继赶来。
此时，距离爆炸发生，已经整整7个小时过去了。
12月9日，在“12·5特大矿难”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指出，“在长达5个小时时间内不向地方政府报告，贻误了抢救时机……”
“那叫声真凄惨”
来自河北邯郸的王雷、王军兄弟俩在第一批工人下井救人的时候，在工棚内陪着他们的干爸喝酒。不是他们没听到矿上让下井救人的喊话，主要因为“别人的事不想管”。
兄弟俩一个24岁，一个22岁，都没有成家，一个在煤矿干了三年，一个干了两年。喝酒喝到三点钟的时候，有工友过来告诉他们，他们的表哥下去救人时，晕倒在井里没出来。
这下，兄弟俩急了。
“下井的衣服都没换，穿着干净衣服，蹬个胶鞋，一人拎个矿灯，就下去了。”井口上的人不多了，“有三四个”，“调度室内有10多个”，知道兄弟俩是去救自己表哥，井口上的人没怎么拦。
下井的过程中，兄弟俩遇到了几个人，快到井底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味道，但已经不是很浓了”。
很快，王雷兄弟俩找到了他们的表哥——“已经死了，身体开始变凉，腿僵得伸不开，巷道内都是死尸，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像睡着了一样，还有趴在水中脸朝下的。有的人嘴里含着自救器，也死了。”王军说，因为自救器过期了。
都是窒息而死，这些尸体死相并不怎么吓人，王军兄弟说，要不在里面穿行的他们“肯定会害怕”。
两人一个挨着一个地察看人的身子，看看有没有呼吸，翻开衣服感觉一下还有没有心跳。最后，兄弟俩发现，还有许多活着的，有呼吸，但都不能动了，有几个嘴里面还在发出凄惨的呜咽声。
“啊……”王军给记者学了一下，让人心惊。
其间，王军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还有呼吸，但人已经不能动了，眼睛都闭上了。凭着有限的知识，王军开始反复按压这位同学的心脏，大约半个小时，这个同学啊了一声，活了过来。
最终，兄弟俩只救了4个认识的工友，“太多了弄不动，一个人搀两个”。在巷道一个转弯处，又碰见一个，总共救了5个人，互相扶着往井口方向走。
“到了能打电话的地方，我们给调度室打了电话，让人下来接我们，结果矿上不同意。没办法，我们让老乡接电话，但矿上还是不同意。”
快到井口的时候，兄弟俩实在走不动了，于是，王军先扶着一个出了井口。“那时候，7点多钟了，天已经亮了，井口的人非常多，到处停的都是车。”
可是，当王军想再进去把另外5个人扶出来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临汾救护队还没到，后来“王雷他们5个人互相扶着，自己走了出来”。
当天夜里，王雷一夜无眠——“根本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些死尸。”
三轮车
12月9日，新窑煤矿落了场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将肮脏和凌乱的新窑煤矿掩盖了起来。
48岁的南阳人张运来坐在工棚的窗前发呆，手中的笔在一本破烂不堪的《煤矿安全知识手册》上无目地乱划。
5号晚上，他和李忠海、梁春平一个班，但他下班更早些，所以，没有遇到气浪和黑烟，也没有听到爆炸声响。洗完澡、吃完饭，他睡下了。
半夜，听到外面有人嚷嚷，说是煤矿出事了。第二天，看到矿上停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车辆，他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
张运来最牵挂的是他自己花8000元钱购买的农用柴油三轮车——在井下只干了不到两个月活，“本都没捞上来”，一爆炸全毁在了里面——“政府说每辆三轮车赔5000元，不知道是否能够兑现?”
像张运来这样等待三轮车赔偿的矿工有几十名——事故发生时，9号井共有10个包工队在10个掘进面出煤，“机动三轮车多达54辆”。
矿工们解释说，由于9号井属于黑口子，没用机械采煤，是用三轮车将采下的煤运到煤库，再用皮带拉出去。
这些农用柴油三轮车，没有任何防爆装置，烟筒里常常喷出火星。张运来等工人已经习以为常——“9号井属于低瓦斯矿井，而且顶板好”，矿上这样告诉工人。
从2005年底至今没有发生过爆炸事故，让工人信服了这种说法。
黑口子
矿方告诉工人9号井是低瓦斯矿井，工人也相信，然而，事实是，9号井被盗采一年多来从未进行过瓦斯等级鉴定及自燃倾向性鉴定。
最要命的是，在9号井里面，压根没有安装瓦斯监控系统和配备安全员，仅有的通风系统，还是和2号井串联使用，“作业面经常是无风或微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产量，尽快“吃”完9号井的煤层，层层转包的大小工头按照矿方指示在井内同时开了10个掘进面，动用10个工作队，实行“人海战术”轮班作业。而从事采煤的矿工，到矿上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培训。
来自河北邯郸的矿工白志林说，有些采煤工人带了自救器也不会用，他下井搜救时看到，很多遇难矿工的自救器根本没有打开，有的即便打开，却碰上自救器是过期产品。
让人寒心的是，这个矿井到底有多少矿工，矿方根本不知道。
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门动用警力“核查了两天”，竞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矿工花名册。如果不是依靠老乡、亲戚这种纽带关系，这些来自河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矿工死在井下，也无人问津。
另一方面，为逃避政府部门监管，矿方绞尽了脑汁——在2号井和9号井之间的通道上，盖上钢板，上面再堆上煤，而 且用栅栏围着，远远看像一个煤仓。检查的人一走，就开栅、铲煤打开通道，马上恢复生产。
据临汾市负责人介绍，县煤管局、市煤管局、市煤炭监察大队左木小队最近分别在11月21日、26日、29日对这个煤矿进行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距出事故只有6天。
然而，让人生疑的是，9号井这个黑口子已经生产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一旦上来检查，矿方会提前通知矿工，让他们停止干活，三轮车也要立即熄火。
一位知晓内情的矿方人士说，“来检查的人，如果人少，又知道具体情况的，给点钱就走了，都是上面管理部门的。”
12月9日，在“12·5特大矿难”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说，事故发生前的11月下旬，县里、市里和市煤炭监察执法大队曾先后三次对该矿井下进行检查，没有发现存在的重大隐患，使其蒙混过关，最后酿成大祸，反映出在资源管理、安全监管监察上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利益链
按照规定，新窑煤矿核定能力仅为年产2l万吨，只能采2号井的煤层，然而，在监管不严、打击不力的背景下，去年新窑煤矿超能力生产，开采煤炭50万吨，超过设计能力一倍多。
按照一吨煤近600元的价格计算，新窑煤矿这家很不起眼的乡镇煤矿，凭着三四百名矿工，年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个亿。
然而，矿工所能得到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
上述知晓矿方内幕的人士告诉本刊，新窑煤矿实际控制人王东海(现正被全国通缉)分别以64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采煤的包工头，以40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三轮运输的包工头。而包工头的价格里，含有矿工的工资、仓库材料费、医疗治伤费、生活补助等其它所有费用。
张运来等人告诉本刊，他们下井干活，三轮车、炸药、柴油等都要自己掏钱购买，他们挣的只是把煤炸下来，然后运到煤库的“运费”。
而包工头给张运来们每运一三轮车煤的(一车一吨)报酬是25元，这还是距离比较远的价格，如果距离煤库比较近，价格则只有10多元。
一般而言，张运来们一个班，八个小时，能拉十次，大概收入200元多一点，刨掉油费，干满班的话，一天一个矿工的净收入将近200元。
然而，也不是谁都能挣到这种带有极大风险的血汗钱，因为，为了怕出事后赔偿麻烦，矿方一般只愿意要外地来的工人，“本地的不要”。而每天收入200元对于许多没有其他出路的底层群体而言，是个极大的诱惑。
经历了这么大的矿难，见了那么多死尸，你们以后还干不干煤矿?
“不下煤窑，我们能干什么呢?”尚未成家的王雷、王军兄弟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