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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波顿
英国才子型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23岁以处女作《爱情笔记》大放异彩，著有小说《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身份的焦虑》等。“利用表面老生常谈的主题与情节，发展出充满机锋的笑话与漂亮有趣的细节。”这是《纽约时报书评》对德波顿作品的评价。
“流行作家”的称呼是种侮辱
2月初，伦敦迎来2012年第一场雪，褐色砖墙的维多利亚老楼，被雨雪浸得透湿。
走出城北Belsize Park地铁站，穿过街边红红绿绿的Costa咖啡屋和Daunt书店，便拐入幽静的高档别墅区。阿兰·德波顿就在这一带生活、写作。“有时写到一半，我会到附近转转，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一些有趣的想法才会冒出来。”
德波顿喜欢普鲁斯特，“尽管他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用三十多页纸写自己如何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还用三十多页的篇幅写过一个吻。”他自己的写作也有些类似，“我最喜欢写那种天马行空、见闻录式的随笔：有时来点分析，有时来点叙述——我会耐心地将世界的一个侧面或是一种经验细细描绘出来。”
27岁那年，德波顿雄心勃勃，写下《拥抱似水年华》，英文直译即“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整本书既像文学传记，又似实用手册，考据严谨又不乏笑果，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性格癖好、为人处世之道，将高高在上的大师拉回浮世人间，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叫好：“普鲁斯特像个广袤无边的圣湖，德波顿从中蒸馏出甘甜清澈的水，献给我们。”
之后，他延续其“人生指南”笔法，31岁时，又拿出力作《哲学的慰藉》，用苏格拉底、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哲的古典智慧为现代人疗伤，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两年后，他携满腹诗书开讲《旅行的艺术》，半年内就热销四十多万册；此后10年里，他相继完成的《身份的焦虑》、《幸福的建筑》等作品，也都是风靡全球的畅销读物。西方书评人盛赞，“他是英国文坛的奇葩”、“恐怕连扫帚的传记都能活灵活现写出来”。
本刊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流行作家”的标签？
“我觉得‘流行作家’的称呼是一种侮辱。”说这话时，德波顿的语调依然温和，“我们的社会很商业化、电视化，既然已有‘老大哥’、‘美国偶像’这些，如果你将叔本华、黑格尔、佛教这些普及给大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但那些象牙塔里的学者看到我不太高兴，‘啊，这人把哲学思想带给每个人’，他们不喜欢这样，就说，这是个流行作家！事实上，我自认是名严肃的作家，我的东西绝不廉价，我试图做些深刻的事，但我很清楚，这些无法放入学术评判系统，只能说我是个严肃、复杂的家伙，但我相信读者理解我。”
2.0版本的无神论
2009年夏，德波顿接受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邀请，担任“首位驻站作家”。
在一周时间里，他可以自由出入机场航站楼，结识全世界的旅客，与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交谈：保安、飞行员、首席执行官、机场牧师，连每天围着他写字桌打扫的清洁工的心事都没放过。
“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机场，环视四周，他们有些看起来在度蜜月，有些好像在搞外遇，还有些似乎正处于婚姻破裂的边缘。”德波顿以一册薄薄的《机场里的小旅行》，带领读者共同观察航站楼中的大小事物。欧阳应霁读后惊叹，“出发”与“抵达”，这两个人生关键词，在德波顿笔下被拆解得痛快淋漓！
对伦敦这座他自8岁起就生活的城市，他从小都觉得“很丑很大”，至今也不觉得美。不过，这是一座需要时间去认识的城市，“伦敦的优点在于这是座真正全球化的城市，你在别的城市永远体验不到这里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观看全世界。”
至于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对这里的人们影响并不大。“英国人不那么爱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很自我中心，更多时候爱挑毛病。”
在德波顿看来，英国是个很世俗的国家。通常认为，英国的基督教传统深厚，但这里却有一句俗语：“Hatching, Matching，Dispatching”（指人们只在出生、结婚、离世时去教堂）。“真正的虔诚信徒现在绝对是少数，和几百年前相比，如今的教会没有多大实权。在这个国家，如今的教会有点像个笑话。”
他的新书《宗教之于无神论者》（Religion for Atheists）讨论的正是宗教的问题。他这样解释写作的初衷：“宗教规整了一套仪式，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你要做这件事，它让你意识到，‘在更大的视野中，你是如此渺小’，但在当代社会，我们缺少这类仪式，我们只制定工作或会议准则。”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认为世俗社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少无神论者认为宗教很荒谬，觉得相信上帝存在很幼稚，但我认为宗教实际上充满许多有趣的东西，当今的无神论者可以从中‘偷’点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我称之为‘2.0版本的无神论’。”
为此，他给这本新书起了个有趣的副标题：一本非信徒的宗教使用手册。
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
不少人常议论德波顿的名字：中间那个“de”带有贵族味，但他的姓“Botton”因发音近似英文“臀部”（Bottom）而显得十分滑稽。
从瑞士银行家父亲那儿继承两亿英镑信托基金的德波顿，是无需为钱发愁的幸运儿。眼红而不怀好意的人，顺势讥讽他“身上有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8岁被送到伦敦念书，18岁入剑桥大学，“专业是政治思想史，后又读了个哲学硕士”。
他说自己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的失败促成了后者的成功。
大学期间，他对学校课程毫无兴趣，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在那里，父母为他开了个账户，任他无所顾忌地买书。他博览群书，和古今圣贤神交，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模式。
《爱情笔记》中，他用哲思片断而非小说语言详述一段情缘的全过程，将两性在交往中的种种细节上升至哲学层面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机锋。小说中还引入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证明售票机将“他”和“她”这天安排在同一趟航班相邻而坐的概率为1/5840.82。
提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前5位女友》，他有些着急：“哦，那电影糟透了！我希望没人看过它！我喜欢电影，但很奇怪，我不愿把书拍成电影，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作家应该写出那些没法拍成电影的作品，如果你的书读来像一部电影，那就该是一部电影。”
与很多作家对新媒体的抗拒与狐疑不同，德波顿会主动拥抱各种媒介，“身为作家，写作前你已是个有想法的人了，应该利用各种渠道与他人分享：Twitter、Facebook，这些尝试都是有趣的经验，为什么不呢？”
他还与电视台合作，编写、主持各种专题片。“书本是种安静的载体，即使你卖出很多书，它们依然不是大众媒体，如果你想换种方法改变些什么，可能上电视更好。当我写完《幸福的建筑》，它并没对当前建筑产生影响，因此我开始‘活着的建筑’（Living Architecture）项目。另外，我还创办了‘生活学校’（School of Life），因为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真正教会人们生活所需的技能。”
在书里，德波顿曾拈出普鲁斯特“别太快”的智慧秘钥，但生活中的他，语速奇快，工作效率极高。几个月前，他还专注于“活着的建筑”项目，近几周便抽身出来宣传新作《宗教之于无神论者》。采访当天上午，他给政府部门开讲座，午餐时间和年轻人交流，下午采访前的10分钟，他还在忙一个电话，几天后又要飞赴澳大利亚……
写书、演讲、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他享受这种多元角色。“当这边一件事变得糟糕时，我可以抽身出来忙别的。例如建筑，我通常投入一段时间后就溜出来，‘拜拜，明年再会’，然后忙我的书。当然，写书也很慢，但每天做一点，让你感觉生活在前进。”
3年前，德波顿出版《工作颂歌》时，有媒体发难：这家伙的办公室经验仅限于制作电视节目的兼职活儿，对“劳累、乏味”的工作，他有什么发言权？
“《工作颂歌》大部分内容来自我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从法国的火箭发射到马尔代夫的捕鱼船，我走出去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对批评不以为然，“难道你不能写关于德国哲学家的书，只因你不是德国人？你不能在文章中探讨佛教，只因你不信这些？这太可笑了！好作家就是能写出他未曾经历的这些。”一番自辩后，他无奈笑笑：“卖书遇到恶评真是糟糕！就像你是这家餐厅的厨师，你做的菜被人下毒了，你很生气，想解释，‘哦，不是这样，你们应该尝一下’，但顾客早被吓跑了！”
关于中国的问号
德波顿的著作初出中译本时，周国平、余秋雨等人皆做过推荐。近年来，他在中国早已成为明星作家，新书上架时，他的粉丝、主持人陶晶莹，只调皮写下寥寥几字荐语：这个人，还需要我介绍吗？
不过，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走红，他也有困惑：“我很高兴自己的书在中国畅销，但真的很奇怪，中国经济如此蓬勃，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我在中国卖书赚的钱还不够我在伦敦吃一顿午饭。”
采访结束后，拍照的短短几分钟，他又抓紧“采访”本刊记者：“Tell me，上海现在天气如何？气温多少？像伦敦一样很早就天黑吗？大概几点会天黑？如果上海人想晒太阳，他们冬天都到哪里去旅行？海南是不是像热带一样？中国人现在的心境如何？他们乐观吗？对政府满意吗？人们是不是都热衷追逐金钱？大家对腐败怎么看？中国的记者自由吗？……”五花八门的问题，令人应接不暇。
2004年下半年，德波顿曾到访北京和上海，为期两周的旅行后，他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我原以为中国人跟英国人一样含蓄，但他们非常直接。在英国，人们见面20次，谈的还只是天气。但在中国，有人见面就问我：你的头发怎么都秃光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秃的？”
他对中国的当代建筑也有些失望，在书里直言不讳道：“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
德波顿说，他将来打算写本有关亚洲哲学家的书，到时会再来中国。
告别前，他又抓紧追问道：“我很好奇，你们中国古诗中充满对自然的赞美与敬畏，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会那么糟？工业化污染会如此严重？”
（实习记者范亦奇亦有贡献）
英国才子型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23岁以处女作《爱情笔记》大放异彩，著有小说《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身份的焦虑》等。“利用表面老生常谈的主题与情节，发展出充满机锋的笑话与漂亮有趣的细节。”这是《纽约时报书评》对德波顿作品的评价。
“流行作家”的称呼是种侮辱
2月初，伦敦迎来2012年第一场雪，褐色砖墙的维多利亚老楼，被雨雪浸得透湿。
走出城北Belsize Park地铁站，穿过街边红红绿绿的Costa咖啡屋和Daunt书店，便拐入幽静的高档别墅区。阿兰·德波顿就在这一带生活、写作。“有时写到一半，我会到附近转转，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一些有趣的想法才会冒出来。”
德波顿喜欢普鲁斯特，“尽管他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用三十多页纸写自己如何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还用三十多页的篇幅写过一个吻。”他自己的写作也有些类似，“我最喜欢写那种天马行空、见闻录式的随笔：有时来点分析，有时来点叙述——我会耐心地将世界的一个侧面或是一种经验细细描绘出来。”
27岁那年，德波顿雄心勃勃，写下《拥抱似水年华》，英文直译即“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整本书既像文学传记，又似实用手册，考据严谨又不乏笑果，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性格癖好、为人处世之道，将高高在上的大师拉回浮世人间，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叫好：“普鲁斯特像个广袤无边的圣湖，德波顿从中蒸馏出甘甜清澈的水，献给我们。”
之后，他延续其“人生指南”笔法，31岁时，又拿出力作《哲学的慰藉》，用苏格拉底、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哲的古典智慧为现代人疗伤，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两年后，他携满腹诗书开讲《旅行的艺术》，半年内就热销四十多万册；此后10年里，他相继完成的《身份的焦虑》、《幸福的建筑》等作品，也都是风靡全球的畅销读物。西方书评人盛赞，“他是英国文坛的奇葩”、“恐怕连扫帚的传记都能活灵活现写出来”。
本刊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流行作家”的标签？
“我觉得‘流行作家’的称呼是一种侮辱。”说这话时，德波顿的语调依然温和，“我们的社会很商业化、电视化，既然已有‘老大哥’、‘美国偶像’这些，如果你将叔本华、黑格尔、佛教这些普及给大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但那些象牙塔里的学者看到我不太高兴，‘啊，这人把哲学思想带给每个人’，他们不喜欢这样，就说，这是个流行作家！事实上，我自认是名严肃的作家，我的东西绝不廉价，我试图做些深刻的事，但我很清楚，这些无法放入学术评判系统，只能说我是个严肃、复杂的家伙，但我相信读者理解我。”
2.0版本的无神论
2009年夏，德波顿接受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邀请，担任“首位驻站作家”。
在一周时间里，他可以自由出入机场航站楼，结识全世界的旅客，与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交谈：保安、飞行员、首席执行官、机场牧师，连每天围着他写字桌打扫的清洁工的心事都没放过。
“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机场，环视四周，他们有些看起来在度蜜月，有些好像在搞外遇，还有些似乎正处于婚姻破裂的边缘。”德波顿以一册薄薄的《机场里的小旅行》，带领读者共同观察航站楼中的大小事物。欧阳应霁读后惊叹，“出发”与“抵达”，这两个人生关键词，在德波顿笔下被拆解得痛快淋漓！
对伦敦这座他自8岁起就生活的城市，他从小都觉得“很丑很大”，至今也不觉得美。不过，这是一座需要时间去认识的城市，“伦敦的优点在于这是座真正全球化的城市，你在别的城市永远体验不到这里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观看全世界。”
至于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对这里的人们影响并不大。“英国人不那么爱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很自我中心，更多时候爱挑毛病。”
在德波顿看来，英国是个很世俗的国家。通常认为，英国的基督教传统深厚，但这里却有一句俗语：“Hatching, Matching，Dispatching”（指人们只在出生、结婚、离世时去教堂）。“真正的虔诚信徒现在绝对是少数，和几百年前相比，如今的教会没有多大实权。在这个国家，如今的教会有点像个笑话。”
他的新书《宗教之于无神论者》（Religion for Atheists）讨论的正是宗教的问题。他这样解释写作的初衷：“宗教规整了一套仪式，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你要做这件事，它让你意识到，‘在更大的视野中，你是如此渺小’，但在当代社会，我们缺少这类仪式，我们只制定工作或会议准则。”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认为世俗社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少无神论者认为宗教很荒谬，觉得相信上帝存在很幼稚，但我认为宗教实际上充满许多有趣的东西，当今的无神论者可以从中‘偷’点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我称之为‘2.0版本的无神论’。”
为此，他给这本新书起了个有趣的副标题：一本非信徒的宗教使用手册。
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
不少人常议论德波顿的名字：中间那个“de”带有贵族味，但他的姓“Botton”因发音近似英文“臀部”（Bottom）而显得十分滑稽。
从瑞士银行家父亲那儿继承两亿英镑信托基金的德波顿，是无需为钱发愁的幸运儿。眼红而不怀好意的人，顺势讥讽他“身上有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8岁被送到伦敦念书，18岁入剑桥大学，“专业是政治思想史，后又读了个哲学硕士”。
他说自己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的失败促成了后者的成功。
大学期间，他对学校课程毫无兴趣，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在那里，父母为他开了个账户，任他无所顾忌地买书。他博览群书，和古今圣贤神交，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模式。
《爱情笔记》中，他用哲思片断而非小说语言详述一段情缘的全过程，将两性在交往中的种种细节上升至哲学层面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机锋。小说中还引入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证明售票机将“他”和“她”这天安排在同一趟航班相邻而坐的概率为1/5840.82。
提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前5位女友》，他有些着急：“哦，那电影糟透了！我希望没人看过它！我喜欢电影，但很奇怪，我不愿把书拍成电影，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作家应该写出那些没法拍成电影的作品，如果你的书读来像一部电影，那就该是一部电影。”
与很多作家对新媒体的抗拒与狐疑不同，德波顿会主动拥抱各种媒介，“身为作家，写作前你已是个有想法的人了，应该利用各种渠道与他人分享：Twitter、Facebook，这些尝试都是有趣的经验，为什么不呢？”
他还与电视台合作，编写、主持各种专题片。“书本是种安静的载体，即使你卖出很多书，它们依然不是大众媒体，如果你想换种方法改变些什么，可能上电视更好。当我写完《幸福的建筑》，它并没对当前建筑产生影响，因此我开始‘活着的建筑’（Living Architecture）项目。另外，我还创办了‘生活学校’（School of Life），因为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真正教会人们生活所需的技能。”
在书里，德波顿曾拈出普鲁斯特“别太快”的智慧秘钥，但生活中的他，语速奇快，工作效率极高。几个月前，他还专注于“活着的建筑”项目，近几周便抽身出来宣传新作《宗教之于无神论者》。采访当天上午，他给政府部门开讲座，午餐时间和年轻人交流，下午采访前的10分钟，他还在忙一个电话，几天后又要飞赴澳大利亚……
写书、演讲、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他享受这种多元角色。“当这边一件事变得糟糕时，我可以抽身出来忙别的。例如建筑，我通常投入一段时间后就溜出来，‘拜拜，明年再会’，然后忙我的书。当然，写书也很慢，但每天做一点，让你感觉生活在前进。”
3年前，德波顿出版《工作颂歌》时，有媒体发难：这家伙的办公室经验仅限于制作电视节目的兼职活儿，对“劳累、乏味”的工作，他有什么发言权？
“《工作颂歌》大部分内容来自我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从法国的火箭发射到马尔代夫的捕鱼船，我走出去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对批评不以为然，“难道你不能写关于德国哲学家的书，只因你不是德国人？你不能在文章中探讨佛教，只因你不信这些？这太可笑了！好作家就是能写出他未曾经历的这些。”一番自辩后，他无奈笑笑：“卖书遇到恶评真是糟糕！就像你是这家餐厅的厨师，你做的菜被人下毒了，你很生气，想解释，‘哦，不是这样，你们应该尝一下’，但顾客早被吓跑了！”
关于中国的问号
德波顿的著作初出中译本时，周国平、余秋雨等人皆做过推荐。近年来，他在中国早已成为明星作家，新书上架时，他的粉丝、主持人陶晶莹，只调皮写下寥寥几字荐语：这个人，还需要我介绍吗？
不过，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走红，他也有困惑：“我很高兴自己的书在中国畅销，但真的很奇怪，中国经济如此蓬勃，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我在中国卖书赚的钱还不够我在伦敦吃一顿午饭。”
采访结束后，拍照的短短几分钟，他又抓紧“采访”本刊记者：“Tell me，上海现在天气如何？气温多少？像伦敦一样很早就天黑吗？大概几点会天黑？如果上海人想晒太阳，他们冬天都到哪里去旅行？海南是不是像热带一样？中国人现在的心境如何？他们乐观吗？对政府满意吗？人们是不是都热衷追逐金钱？大家对腐败怎么看？中国的记者自由吗？……”五花八门的问题，令人应接不暇。
2004年下半年，德波顿曾到访北京和上海，为期两周的旅行后，他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我原以为中国人跟英国人一样含蓄，但他们非常直接。在英国，人们见面20次，谈的还只是天气。但在中国，有人见面就问我：你的头发怎么都秃光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秃的？”
他对中国的当代建筑也有些失望，在书里直言不讳道：“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
德波顿说，他将来打算写本有关亚洲哲学家的书，到时会再来中国。
告别前，他又抓紧追问道：“我很好奇，你们中国古诗中充满对自然的赞美与敬畏，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会那么糟？工业化污染会如此严重？”
（实习记者范亦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