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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钱学森
钱学森地位高，家里用着炊事员。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懂得炊事员是在敲打自己。钱永刚听了炊事员的话，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呆了20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钱学森有个美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把它完璧归赵，送还给钱学森。这些手稿，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人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还有一件事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有个特别响亮的高潮的《时辰之舞》。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你注意过他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按照现行体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举例说，底下要办一个幼儿园，也得让他拨冗批复。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
（选自《读者》）
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钱伟长，为中国人熟知的科学家，“三钱”中的最后一位，7月30日在上海走完了98岁的一生。钱伟长的传奇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钱伟长的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通过了考试，就读清华中文系。谁能料到，第二天钱伟长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也改变了一生的走向。这一天，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以中国军队的退让告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钱伟长回忆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要学飞机大炮。”他想转到物理系，于是几次跑去找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拿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
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这几年，是钱伟长的科研多产期，他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一颗科学新星。
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務呢？”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尽管兼职让钱伟长忙得不亦乐乎，他并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这几年他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1960—1966年间，钱伟长共讲授了12门教学计划外的新课，编写了600万字的教材。 70多年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教育，钱伟长的原则只有一个。“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他说，“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选自《科技日报》）
季羡林留给我们什么？
“智者乐，仁者寿。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玉缀说，“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对记者说。
“季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强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观点，即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为贵’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所面临的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愈加枯竭、战乱不断等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程玉缀说。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论道。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程玉缀回忆起北大广为传诵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着朴素。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对他说，‘我要去报到，行李太重，你帮我看一会儿。’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报到回来。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发现主席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人。”
对外界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项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选自《镇江日报》）
钱学森地位高，家里用着炊事员。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懂得炊事员是在敲打自己。钱永刚听了炊事员的话，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呆了20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钱学森有个美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把它完璧归赵，送还给钱学森。这些手稿，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人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还有一件事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有个特别响亮的高潮的《时辰之舞》。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你注意过他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按照现行体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举例说，底下要办一个幼儿园，也得让他拨冗批复。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
（选自《读者》）
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钱伟长，为中国人熟知的科学家，“三钱”中的最后一位，7月30日在上海走完了98岁的一生。钱伟长的传奇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钱伟长的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通过了考试，就读清华中文系。谁能料到，第二天钱伟长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也改变了一生的走向。这一天，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以中国军队的退让告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钱伟长回忆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要学飞机大炮。”他想转到物理系，于是几次跑去找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拿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
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这几年，是钱伟长的科研多产期，他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一颗科学新星。
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務呢？”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尽管兼职让钱伟长忙得不亦乐乎，他并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这几年他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1960—1966年间，钱伟长共讲授了12门教学计划外的新课，编写了600万字的教材。 70多年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教育，钱伟长的原则只有一个。“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他说，“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选自《科技日报》）
季羡林留给我们什么？
“智者乐，仁者寿。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玉缀说，“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对记者说。
“季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强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观点，即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为贵’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所面临的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愈加枯竭、战乱不断等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程玉缀说。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论道。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程玉缀回忆起北大广为传诵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着朴素。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对他说，‘我要去报到，行李太重，你帮我看一会儿。’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报到回来。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发现主席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人。”
对外界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项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选自《镇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