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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面对金融危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尊重市场，又不能迷信市场；既要相信政府，又不能依赖政府；既要放松政府监管，又不能放弃政府监管。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强大动力。
关键词：辩证关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市场调节；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8-410X(2010)02-0065-04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偶然的，结果却是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面对金融危机的事实，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把握和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三个关系。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之上。但是，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二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美国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以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为主要特征；后30年则以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为主要特征。当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其实，这个“奥妙”并不神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无差别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的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危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首先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但本质上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虚拟资本具有虚拟性、投机性、高风险性和寄生性的特点，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但又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基础上加深了这一矛盾。一方面，虚拟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收益可以吸收大量社会资本，提高现实经济的资金融通能力，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现实资本的运作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过分扩张会占有现实经济的资金，影响现实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进行投机和冒险，导致社会寄生阶层的形成。
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相比，当代虚拟资本的内涵更加广泛，除国债和股票外，又衍生出了期权、期货合约以及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合约等新的金融产品。这种衍生性虚拟资本更多的是一种票据的交易行为，蕴藏的风险也急剧放大。如果虚拟资本的膨胀达到泛滥程度，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有可能被破坏作用所取代，并最终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首先，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虚拟经济。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其次，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虚拟资本虽能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但不能创造价值，其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因素，但仍要防范因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匹配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并注意抵御发生于其他国家并传导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至关重要。第一，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但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因此，要加快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制度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充分发挥金融这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高度关注虚拟经济总体规模的适度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避免盲目追求金融发展，造成短期内过度膨胀，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第三，动态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把握良好的宏观调控节奏，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脱离现实经济的恶意赌博。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可转让大额存单，70年代卖出的普通期权产品，80年代垃圾债券迅猛发展，以及90年代信用衍生品得到长足进步都是金融创新的成果。创新是与时俱进的，但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盲目创新。由于金融具有特殊的运作规律，金融创新的风险往往更具严重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创新具有高风险性。首先，每一次金融创新意味着新的风险的产生，加之杠杆作用，使得风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时积聚的总风险变得更大。其次，创新产品本身的复杂性很可能掩盖产品自身暗藏的巨大风险，导致风险不断积累。第三，金融创新产品在转移自身非系统性风险的同时造成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双重作用是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决定的。首先，金融监管刺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带来了新产品、新机构和新的金融业务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过去的一些金融监管项目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而成为金融机构开展正常业务的障碍。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创造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金融创新促使金融监管不断变革。金融创新的出现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持续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往往会改变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加剧了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金融风险，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但正是金融创新的出现，使得金融监管活动也在不断寻求更为有效的体制和运行方式，从而推动了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变革。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始终处于一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的动态的“博弈”发展过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矛盾。
我国要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前车之鉴，正确认识与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首先，金融危机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与华尔街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还远远不足。中国金融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是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体系，还是机构实力与抗风险能力、产品业务种类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都要求我们不断金融创新，发挥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不断丰富与创新监管手段。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彰显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同时，金融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提高对金融创新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有效性，做到“管得住、放得开”，把金融创新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持金融稳定。
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充满活力。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需要政府的调节和干预。萨缪尔森曾指出，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在经济学家眼里，尽管没有“完美的市场”、“理想的政府”，但是可以有“完善的市场”和“理性的政府”。只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取长补短的最佳结合，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违背市场规律、放松市场监管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华尔街的资本就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在没有任何监管的体制内，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化利润。因此，从根本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对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和寻求化解危机的对策中，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正是这个优点，市场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短期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非理性，这就要求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行动充分表明，绝对相信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仅靠“看不见的手”是行不通的。如果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资本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资本的劣根性受到限制，才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尊重市场，又不能迷信市场；既要相信政府，又不能依赖政府。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第二，应对危机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合理的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防范各类风险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救助行动中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等，都说明在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我国中央政府果断采取启动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决策。其中的各项措施，不管是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建设，还是农村基础、生态环境建设，都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
第三，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在应对危机的特殊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其实，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因为市场属于具有自我约束的自组织机制，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而政府属于缺乏强约束的他组织，缺乏市场所具有的快速自我纠错的机制。特别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权力集中度仍然很高的当代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对于启动政府的干预更应保持足够警惕，科学地认识与研究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进与退。
责任编辑：陈文杰
关键词：辩证关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市场调节；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8-410X(2010)02-0065-04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偶然的，结果却是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面对金融危机的事实，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把握和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三个关系。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之上。但是，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二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美国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以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为主要特征；后30年则以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为主要特征。当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其实，这个“奥妙”并不神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无差别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的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危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首先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但本质上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虚拟资本具有虚拟性、投机性、高风险性和寄生性的特点，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但又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基础上加深了这一矛盾。一方面，虚拟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收益可以吸收大量社会资本，提高现实经济的资金融通能力，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现实资本的运作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过分扩张会占有现实经济的资金，影响现实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进行投机和冒险，导致社会寄生阶层的形成。
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相比，当代虚拟资本的内涵更加广泛，除国债和股票外，又衍生出了期权、期货合约以及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合约等新的金融产品。这种衍生性虚拟资本更多的是一种票据的交易行为，蕴藏的风险也急剧放大。如果虚拟资本的膨胀达到泛滥程度，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有可能被破坏作用所取代，并最终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首先，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虚拟经济。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其次，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虚拟资本虽能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但不能创造价值，其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因素，但仍要防范因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匹配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并注意抵御发生于其他国家并传导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至关重要。第一，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但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因此，要加快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制度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充分发挥金融这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高度关注虚拟经济总体规模的适度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避免盲目追求金融发展，造成短期内过度膨胀，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第三，动态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把握良好的宏观调控节奏，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脱离现实经济的恶意赌博。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可转让大额存单，70年代卖出的普通期权产品，80年代垃圾债券迅猛发展，以及90年代信用衍生品得到长足进步都是金融创新的成果。创新是与时俱进的，但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盲目创新。由于金融具有特殊的运作规律，金融创新的风险往往更具严重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创新具有高风险性。首先，每一次金融创新意味着新的风险的产生，加之杠杆作用，使得风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时积聚的总风险变得更大。其次，创新产品本身的复杂性很可能掩盖产品自身暗藏的巨大风险，导致风险不断积累。第三，金融创新产品在转移自身非系统性风险的同时造成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双重作用是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决定的。首先，金融监管刺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带来了新产品、新机构和新的金融业务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过去的一些金融监管项目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而成为金融机构开展正常业务的障碍。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创造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金融创新促使金融监管不断变革。金融创新的出现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持续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往往会改变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加剧了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金融风险，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但正是金融创新的出现，使得金融监管活动也在不断寻求更为有效的体制和运行方式，从而推动了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变革。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始终处于一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的动态的“博弈”发展过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矛盾。
我国要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前车之鉴，正确认识与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首先，金融危机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与华尔街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还远远不足。中国金融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是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体系，还是机构实力与抗风险能力、产品业务种类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都要求我们不断金融创新，发挥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不断丰富与创新监管手段。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彰显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同时，金融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提高对金融创新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有效性，做到“管得住、放得开”，把金融创新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持金融稳定。
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充满活力。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需要政府的调节和干预。萨缪尔森曾指出，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在经济学家眼里，尽管没有“完美的市场”、“理想的政府”，但是可以有“完善的市场”和“理性的政府”。只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取长补短的最佳结合，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违背市场规律、放松市场监管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华尔街的资本就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在没有任何监管的体制内，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化利润。因此，从根本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对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和寻求化解危机的对策中，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正是这个优点，市场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短期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非理性，这就要求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行动充分表明，绝对相信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仅靠“看不见的手”是行不通的。如果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资本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资本的劣根性受到限制，才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尊重市场，又不能迷信市场；既要相信政府，又不能依赖政府。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第二，应对危机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合理的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防范各类风险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救助行动中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等，都说明在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我国中央政府果断采取启动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决策。其中的各项措施，不管是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建设，还是农村基础、生态环境建设，都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
第三，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在应对危机的特殊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其实，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因为市场属于具有自我约束的自组织机制，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而政府属于缺乏强约束的他组织，缺乏市场所具有的快速自我纠错的机制。特别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权力集中度仍然很高的当代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对于启动政府的干预更应保持足够警惕，科学地认识与研究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进与退。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