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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伯茨电报是研究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对苏政策的重要文献，它对研究冷战起源的意义，可以跟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相提并论。罗伯茨认为，应抓住时机，直面英苏关系现实，反思苏联思维方式和俄罗斯外交传统，以便对苏联外交政策形成正确认识。罗伯茨的分析和建议，显著推动了外交部大幅度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步骤，从而加快了英国同苏联冷战对抗的进程。
[关键词]罗伯茨电报，英国对苏政策，冷战起源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37-07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方面的凯南长电报、苏联方面的诺维科夫电报和英国方面的罗伯茨电报，就已被国际冷战史学界认定为研究冷战起源的三份重要文献。学术界对前两份文献都有过不少研究，但对罗伯茨电报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拟从罗伯茨电报人手，考察它和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对苏政策转变与冷战起源的关系。
一、罗伯茨电报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1945年11月6日的演说中承诺，苏联将继续在联合国组织特别是在三大国的框架内推动国际合作。但这一表态并没有被随后几个月里苏联的外交行为所证实。不仅如此，自1945年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以来，苏联外交政策和英苏关系的前景反而愈发地黯淡。1946年2月底，英美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rn-mittee)拟就了自1944年以来的第三份关于苏联战略利与政策意图的评估报告——JIC(46)1(0)号文件。
JIC(46)1(0)号情报评估认为，苏联长远政策目标是要造就与其广阔幅员和丰富资源相适应的强大国力。他们估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50年的和平安定。他们确信，凭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凭借苏联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必定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评估报告认为，虽然苏联在重要战略区域的扩张野心蠢蠢欲动，但它不太可能诉诸大规模战争，至少在1955年之前，苏联都不会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在此期间苏联政策意图可能是防御性的，但其手段却可能是进攻性的，它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进攻性手段，来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此外，还存在苏联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形势而引发战争的风险。英国外交部根据JIC(46)1(0)号评估报告的分析，在总结战争结束以来历次国际会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对苏联政策意图和英苏关系的前景进行反思。
英国外交部要求各驻外使馆提交对JIC(46)1(0)号评估报告的意见。时任驻苏使馆临时代办的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认为，当前正值欧美与苏联关系的历史转折关头，勇于面对当前形势的种种现实困难，分析影响苏联领导人思维方式的主要因素，以及塑造当前苏联政策模式的俄罗斯民族传统，从而对战争结束以来的苏联外交政策和英苏同盟的基础进行重新评价，不仅是必要而有益的，而且有助于形成对苏联外交政策和今后英苏关系的较为均衡的认识。
2月22日，担任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随后凯南向罗伯茨透露了“长电报”的内容，并授意他向英国外交部通报电报的要点。外交部被“长电报”关于美苏关系的分析打动，因而他们急于知道罗伯茨自己对英苏关系的前景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罗伯茨向外交部发出了一系列电报，详细阐述他对苏联外交政策根源的认识，并据此提出了关于英苏关系走向的观点和调整对苏政策的建议。其中以3月14、17和18日发出的三份长篇文电最重要。在14日的电报中，罗伯茨着重分析英苏关系现状和当前苏联外交攻势的动机；在17日的电报中，罗伯茨梳理了苏联外交和英苏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着重阐述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的认识，进而提出了对苏联威胁的理解，并对苏联在联合国组织、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国际贸易、新闻舆论等问题上的做法来分析苏联对待国际合作的政策倾向；在前两份电报的基础上，罗伯茨于18日向外交部提出了几项调整对苏政策的建议，并对未来英苏关系的大致走向做了预测。三份电报各自成篇，但又紧密联系，浑然一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包括罗伯茨电报在内的战后初期的大批英国外交档案陆续解密，并通过多种档案文献的出版而陆续刊布，为国际冷战史研究打破美国视角和美国文献的垄断提供了条件。
从1946年初至1947年夏，罗伯茨陆续发给外交部多份报告，分别阐述了苏联在原子能、德国、远东、中东、联合国等问题上的政策走向，以及苏联的内政、文学艺术、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现状，力图向外交部描述一个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完整图像。这些电报虽时间、篇幅、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无论是立论依据、叙述逻辑，还是基本观点，都是前述三份电报的延伸。因此，本文所指的罗伯茨电报，是这一系列电报的总称。
二、罗伯茨电报对苏联威胁和英苏关系的分析
罗伯茨从分析当前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人手，首先揭示苏联对英国地位和英苏关系的看法。他说当前苏联在看待国际形势时，仍旧坚持“资本主义包围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力和平解决其固有的经济危机，这就意味着苏联仍可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苏联领导人就是从这种眼光来看待英美外交和英苏关系的。罗伯茨认为，趁着最高苏维埃举行选举的机会，苏联当局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重新激发马列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宣扬苏联民族的优越性，宣扬他们正受到一个充斥着敌意的外部世界的包围”。苏联宣传机关不断地“把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灌輸给苏联民众，愈来愈多地强调要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内外政策的基础”。罗伯茨认为，从根本上看，苏联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与过去沙皇的政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其他国家那种赤裸裸帝国主义或强权政治的政策，在苏联却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漂亮外衣，并且影响到对自身意识形态极具自信的苏联政治家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苏联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名，不遗余力地扩充自身实力，但是苏联对安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它同扩张交织在一起，愈来愈难以辨别。
关于英苏关系的现状，罗伯茨指出，在战争结束以来的历次国际会议上，英国都对苏联委曲求全。这种态度很可能被苏联误认为英国软弱可欺。在苏联眼中，“战后的英国是欧洲的病夫，好似19世纪的土耳其”。当前苏联的外交和宣传方针，和它对英国利益的四处挑战，确实是从英国实力削弱观点出发的。“虽然我们为满足苏联的安全需求而做出如此之多的让步，但是当前苏联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与战争胜利之初我们所曾期待过的相去甚远”。“苏联为扩张其利益几乎不顾一切，不顾及盟国的利益，甚至也不顾及条约义务”。但罗伯茨认为这并不就是苏联对英国实力地位的既定 看法，相反，“苏联舆论对英国攻击的歇斯底里实际上反映了它对英国的内在力量抱有某种程度的惧怕”。因而，罗伯茨认为，当前苏联外交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其动机一方面是“企图利用剧烈变动的欧洲和世界形势以及欧美的暂时困难浑水摸鱼”，一方面则是要“恐吓英美按照苏联的条件恢复与它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困兽犹斗，“在遭遇必然反击被迫退缩之前，铤而走险，攫取有利地位”。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回顾历史，英俄多次为了防止另一个强国主宰欧洲大陆而自动结盟，而如今法西斯德国已被打垮，而法国也已退出强国行列，也不存在类似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那样可以维持列强均势的角色，“英俄之间没有了任何足以起缓冲作用或者促使他们结盟的国家，今后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1812、1914和1941年时那种可以促使两国自动联合起来的战争危机”。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完全被打破，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英苏同盟关系的基础变得脆弱。斯大林也曾说，德国的垮台，也摧毁了英苏同盟的基础。苏联政府对待英苏同盟关系，向来持功利主义态度。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也“从未将英苏同盟看作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基础之一”，他们“从不打算将英苏同盟关系置于联合国组织的框架之下，作为战后对外政策两大主要动力之一”。回顾战争结束以来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主要是“把英苏同盟当作打击德国的战争工具，防止其东山再起，更不允许其与西欧结盟”。
罗伯茨将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归结为六个方面：不遗余力扩充苏联实力；在各个方面削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国家；尽一切可能防止英美联合；利用所控制的世界工联、国际青年与妇女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落实苏联政治意图；“将社会民主制度贬斥为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工具，是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对意识形态而给予残酷打击”；全力支持所谓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这些都是与马列主义和苏联国家利益一脉相承的。
罗伯茨唯一有所保留的，是他暂时分辨不清苏联外交方针在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之间的界限。不过，他认为，当前的苏联政权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推进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当前苏联的内部形势，也不具备可以促使其回归过去革命传统的条件”。罗伯茨进而就战争爆发前英国所曾面临的德国威胁和当前的苏联威胁，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在以下方面，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苏联地域辽阔、资源富饶，因而其扩张动机是与德国不同的；其次，苏联领导人虽然受马列教条的束缚，但在策略和时机的灵活性上明显胜过德国人；第三，苏联领导人虽然也有扩张的紧迫感，但他们确信形势的发展最终将有利于己，因此他们着眼长远，并不拘泥于暂时的得失；第四，俄罗斯民族没有类似美国天定命运和德国种族优越论那样旨在征服世界的理论，因而苏联的扩张方式更加微妙，不大可能挑起公开的武装冲突；第五，苏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英国社会民主制和英美两国的天主教会，对其任何的扩张企图都将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因此，苏联暂时不会轻举妄动”。
根据对苏联政策根源和英苏关系现状的分析，罗伯茨在17日的电报中提出了几种处理英蘇关系和对苏政策的基本认识：苏联政权活力尚存，正在持续扩张中；苏联长远目标威胁到英国的切身利益；安全是苏联的首要目标，为实现其长远意图，苏联会努力避免冲突的爆发，除非它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力量对比；“只要我们表现出力量与耐心的适度结合，并且在顾及对方体面和避免炫耀武力的情况下，英苏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达成利益妥协”；战后欧洲已不存在对英苏两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并且可以促使两国自动结合的因素。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罗伯茨在18日的电文中向外交部提出了调整对苏联政策的建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条：(1)“关键是要像战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英苏关系问题”，这就要求，要有政策和战略的密切协同，要有对苏联政策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2)应教育英国公众充分了解和勇于面对英苏关系的种种现实困难，使他们摆脱对苏联宣传或反苏偏见的依赖；(3)要确保英联邦、英帝国和那些对英国命运生死攸关的西欧、中东国家，保持政治、经济体制的健全，扫除社会紊乱的根源；(4)“我们应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进步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代表，至少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同样号召力”；(5)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应纠正以往单方面让步的做法，转而采取坚决态度，坚持互惠的原则，务必取得回报；(6)必须保持并适当展示英国的强大国力，方能赢得和维系苏联的尊重；(7)珍视英国与自治领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培育与西欧之间的共同利益；(8)建议英苏两国明确各自势力范围的界限，允许双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行其是；(9)联合国组织虽已开始发挥作用，但它尚不能取代英苏双边的利益调解和英美苏三大国合作机制，对其不宜抱有过高的期待。
对英苏关系的未来走向，罗伯茨虽然描绘出一幅总体上阴沉黯淡的图景，但他认为没有理由担心苏联会狗急跳墙、孤注一掷。英苏关系虽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坚实基础，但“只要我们表现出力量与耐心的适度结合，并且在顾及对方体面和避免炫耀武力的情况下，英苏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达成利益妥协”。罗伯茨预言：“由于近300年来英俄两国大体上维持了冷淡而实际的关系，今后也将继续这种状态。”“即便不抱太高期望，我们至少也能避免(苏联)持续做出令我们失望和愤怒的行为。”英国不能放弃同苏联加强联系并尽可能争取政治谅解的种种努力，同时应接受两个世界并存的现实，并把主要精力用于自身的壮大上来，“必须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朋友，但同时我们应努力防止这种缺乏友谊的状态转化成敌对”。他建议明确英苏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界限，“允许双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行其是”，“相互之间应该清楚地了解各自的政策意图并适当地尊重各自的利益”，并把“英国外交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持东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上”。
三、罗伯茨电报对工党政府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
罗伯茨更强调英国自身利益和政策，分析阐述了外交大臣贝文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对症下药，提出了实际可行的政策建议。罗伯茨对苏联在国际合作、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以及苏联对德国、中东、亚洲政策等多个领域都提出了具体而微的分析。依据这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可以追寻罗伯茨电报对英国外交部调整对苏政策决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轨迹。
罗伯茨电报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来自苏联统治的心脏，对苏联政策意图和苏联威胁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JIC(46)1(0)号情报评估报告的见解；jic(46)1(0)号文件和罗伯茨电报可以相互印证各自对苏联意图的判断。
其次，罗伯茨关于整合对苏政策决策机制的建议生逢其时。外交部于4月初设立了一个“对 准备好同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努力缔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这一世界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将苏联看作是一个与其不同的个体。二者之间虽不是注定爆发冲突，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这份报告完全从集团对抗的思维出发，决心要将苏联排挤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国务院也主张，如果要反击苏联的大陆扩张，就必须维护英国作为西欧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向英国和英联邦提供所有可行的政治、经济以及必要的军事支持”。可见，杜鲁门政府已经有了同苏联全面分裂乃至全面对抗的政策准备。
贝文和外交部当时可能还不了解这些情况，但美国政府的上述意图无疑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到1946年底，英国政府认为杜鲁门政府在处理对苏外交中，已经开始采取更加成熟和现实的方式，同时英国在战后的衰弱地位，也促使美国勇于承担责任，站在对苏斗争的前列。因而，总参谋部在COS(47)102(0)号战略文件中，将美国列为“英帝国可以争取并且必须争取的首要的外部支持力量”。
第六，罗伯茨电报推动了工党政府根本改变对德政策。JIC(46)1(0)号情报评估警告说，德国复兴的潜在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一项削弱德国并将其与潜在盟友分化开来的政策，但近期苏联宣传机关鼓吹一个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德国，更深层的目的，恐怕就是“可能会通过延长德国的经济萧条来破坏其原有的社会结构，最终建立起一个在苏联控制下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德国”述判断，并总结出苏联对德政策三个侧重点：“盡一切努力防止德国战争潜力的复兴”；“防止包括鲁尔区在内的西德同西欧形成任何可能反苏的组合”；“确保德国向苏联一边倒，将其置于苏联的完全控制下，使其成为抵御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堡垒”。罗伯茨认为，苏联在对德政策上，战略和意识形态考虑如影随形，而其重心正逐渐转向第三方面，苏联肯定会加强对苏占区的控制，致力于“将东德发展成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部分，使其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上都保持对西德的强大吸引力”，并将苏联影响力扩展至整个德国，到头来，苏联阵营将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德国，那将是共产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为了应对罗伯茨指出的这种可能，总参谋部于4月初拟定一份文件，指出英国的战略目标是要防止西欧被其潜在的敌对国家控制，并且在不触发战争的条件下，将战略边界尽可能向东欧推进，而建立一个“面向西欧的民主德国”，将全面增强英国的战略地位。文件指出，“苏联共产主义同德国军事潜力的结合将极具危害性，必须全力防止苏联对德国的全面控制。”德国的战争潜力自然应当予以削弱，但“如果苏联被认定是最严重的威胁，那我们的对德政策应为我们于必要时再一次扶植德国而留出余地”，“显然，在近期推行扶植德国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在军事上也无此必要”，“然而考虑到以后万一证明有此必要，我们的政策应给自己留出最大限度的自由”，文件提出，“至少应将西德部分置于铁幕之外”。这份文件提出伊始，便得到贝文和外交部上下的一致赞同。贝文就放言，英国政策的主要意图就是扶植一个强大的德国，使其同苏联相对抗。德国问题在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导性因素。
外交部对罗伯茨电报给予了一致的赞誉，外交大臣贝文指示外交部，将电报分发给内阁成员，人手一份，以供决策参考。但跟乔治·凯南“长电报”的命运类似，罗伯茨电报也并未被英国外交部全盘接受。比如对罗伯茨关于世界革命不再是苏联政策目标的说法，外交部官员就予以否定。还有的官员认为：“苏联外交政策主要根据对实际利益和力量对比的精打细算，意识形态理由主要是为其牟取政治利益做辩护，是政策影响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但是外交部主管官员认为，正是因为罗伯茨在电报中所深入分析过的“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背景和诡谲的外交手法，使得避免英苏关系走向恶化的困难大大增加”。尤其是近期苏联宣传机关为了将英国在政治上孤立起来，而利用英帝国的弱势，对其肆意攻击和折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要避免敌意的升级，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短期内并不会爆发战争，但要说苏联与西方可以友好相处，这种观点未免过于乐观。“未来英苏关系的一般图景只能是充斥着摩擦、争吵和动荡”。首相艾德礼也认为，苏联政策动机到底是出于扩张，还是真诚的安全需求，界限过于模糊，使人难以分辨。“某一方采取可能是防御性的措施，另一方可能会理解为在预谋侵略”，这就增加了处理英苏关系的难度。所以说，罗伯茨电报虽然有力地推动了艾德礼政府对苏政策的转向，但是其作用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但是比较明显的是，借重当时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的大背景，罗伯茨电报对苏联外交行为方式的分析，契合贝文和外交部的感受、心态和世界观，而且电报发送的时间正值英国外交部对英苏关系深度反思的时候，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工党政府的对苏冷战思维的形成。与邱吉尔时期的艾登不同，贝文在艾德礼内阁中是一个强势的外交大臣，他可以强力推行其政策意图而不必顾忌反对意见。通过外交部决策过程的过滤和筛选，罗伯茨电报的立场和观点被融入贝文和外交部对苏政策思维，进而对工党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贝文也借助罗伯茨电报，最终说服艾德礼接受对苏联的全面强硬政策。罗伯茨电报从而在国际冷战史上占据了堪与乔治·凯南“长电报”比肩的历史地位，成为理解英国和冷战起源关系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韩长青，1978年生，河南濮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二战史和冷战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罗伯茨电报，英国对苏政策，冷战起源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37-07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方面的凯南长电报、苏联方面的诺维科夫电报和英国方面的罗伯茨电报，就已被国际冷战史学界认定为研究冷战起源的三份重要文献。学术界对前两份文献都有过不少研究，但对罗伯茨电报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拟从罗伯茨电报人手，考察它和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对苏政策转变与冷战起源的关系。
一、罗伯茨电报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1945年11月6日的演说中承诺，苏联将继续在联合国组织特别是在三大国的框架内推动国际合作。但这一表态并没有被随后几个月里苏联的外交行为所证实。不仅如此，自1945年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以来，苏联外交政策和英苏关系的前景反而愈发地黯淡。1946年2月底，英美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rn-mittee)拟就了自1944年以来的第三份关于苏联战略利与政策意图的评估报告——JIC(46)1(0)号文件。
JIC(46)1(0)号情报评估认为，苏联长远政策目标是要造就与其广阔幅员和丰富资源相适应的强大国力。他们估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50年的和平安定。他们确信，凭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凭借苏联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必定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评估报告认为，虽然苏联在重要战略区域的扩张野心蠢蠢欲动，但它不太可能诉诸大规模战争，至少在1955年之前，苏联都不会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在此期间苏联政策意图可能是防御性的，但其手段却可能是进攻性的，它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进攻性手段，来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此外，还存在苏联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形势而引发战争的风险。英国外交部根据JIC(46)1(0)号评估报告的分析，在总结战争结束以来历次国际会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对苏联政策意图和英苏关系的前景进行反思。
英国外交部要求各驻外使馆提交对JIC(46)1(0)号评估报告的意见。时任驻苏使馆临时代办的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认为，当前正值欧美与苏联关系的历史转折关头，勇于面对当前形势的种种现实困难，分析影响苏联领导人思维方式的主要因素，以及塑造当前苏联政策模式的俄罗斯民族传统，从而对战争结束以来的苏联外交政策和英苏同盟的基础进行重新评价，不仅是必要而有益的，而且有助于形成对苏联外交政策和今后英苏关系的较为均衡的认识。
2月22日，担任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随后凯南向罗伯茨透露了“长电报”的内容，并授意他向英国外交部通报电报的要点。外交部被“长电报”关于美苏关系的分析打动，因而他们急于知道罗伯茨自己对英苏关系的前景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罗伯茨向外交部发出了一系列电报，详细阐述他对苏联外交政策根源的认识，并据此提出了关于英苏关系走向的观点和调整对苏政策的建议。其中以3月14、17和18日发出的三份长篇文电最重要。在14日的电报中，罗伯茨着重分析英苏关系现状和当前苏联外交攻势的动机；在17日的电报中，罗伯茨梳理了苏联外交和英苏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着重阐述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的认识，进而提出了对苏联威胁的理解，并对苏联在联合国组织、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国际贸易、新闻舆论等问题上的做法来分析苏联对待国际合作的政策倾向；在前两份电报的基础上，罗伯茨于18日向外交部提出了几项调整对苏政策的建议，并对未来英苏关系的大致走向做了预测。三份电报各自成篇，但又紧密联系，浑然一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包括罗伯茨电报在内的战后初期的大批英国外交档案陆续解密，并通过多种档案文献的出版而陆续刊布，为国际冷战史研究打破美国视角和美国文献的垄断提供了条件。
从1946年初至1947年夏，罗伯茨陆续发给外交部多份报告，分别阐述了苏联在原子能、德国、远东、中东、联合国等问题上的政策走向，以及苏联的内政、文学艺术、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现状，力图向外交部描述一个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完整图像。这些电报虽时间、篇幅、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无论是立论依据、叙述逻辑，还是基本观点，都是前述三份电报的延伸。因此，本文所指的罗伯茨电报，是这一系列电报的总称。
二、罗伯茨电报对苏联威胁和英苏关系的分析
罗伯茨从分析当前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人手，首先揭示苏联对英国地位和英苏关系的看法。他说当前苏联在看待国际形势时，仍旧坚持“资本主义包围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力和平解决其固有的经济危机，这就意味着苏联仍可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苏联领导人就是从这种眼光来看待英美外交和英苏关系的。罗伯茨认为，趁着最高苏维埃举行选举的机会，苏联当局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重新激发马列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宣扬苏联民族的优越性，宣扬他们正受到一个充斥着敌意的外部世界的包围”。苏联宣传机关不断地“把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灌輸给苏联民众，愈来愈多地强调要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内外政策的基础”。罗伯茨认为，从根本上看，苏联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与过去沙皇的政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其他国家那种赤裸裸帝国主义或强权政治的政策，在苏联却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漂亮外衣，并且影响到对自身意识形态极具自信的苏联政治家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苏联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名，不遗余力地扩充自身实力，但是苏联对安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它同扩张交织在一起，愈来愈难以辨别。
关于英苏关系的现状，罗伯茨指出，在战争结束以来的历次国际会议上，英国都对苏联委曲求全。这种态度很可能被苏联误认为英国软弱可欺。在苏联眼中，“战后的英国是欧洲的病夫，好似19世纪的土耳其”。当前苏联的外交和宣传方针，和它对英国利益的四处挑战，确实是从英国实力削弱观点出发的。“虽然我们为满足苏联的安全需求而做出如此之多的让步，但是当前苏联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与战争胜利之初我们所曾期待过的相去甚远”。“苏联为扩张其利益几乎不顾一切，不顾及盟国的利益，甚至也不顾及条约义务”。但罗伯茨认为这并不就是苏联对英国实力地位的既定 看法，相反，“苏联舆论对英国攻击的歇斯底里实际上反映了它对英国的内在力量抱有某种程度的惧怕”。因而，罗伯茨认为，当前苏联外交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其动机一方面是“企图利用剧烈变动的欧洲和世界形势以及欧美的暂时困难浑水摸鱼”，一方面则是要“恐吓英美按照苏联的条件恢复与它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困兽犹斗，“在遭遇必然反击被迫退缩之前，铤而走险，攫取有利地位”。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回顾历史，英俄多次为了防止另一个强国主宰欧洲大陆而自动结盟，而如今法西斯德国已被打垮，而法国也已退出强国行列，也不存在类似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那样可以维持列强均势的角色，“英俄之间没有了任何足以起缓冲作用或者促使他们结盟的国家，今后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1812、1914和1941年时那种可以促使两国自动联合起来的战争危机”。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完全被打破，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英苏同盟关系的基础变得脆弱。斯大林也曾说，德国的垮台，也摧毁了英苏同盟的基础。苏联政府对待英苏同盟关系，向来持功利主义态度。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也“从未将英苏同盟看作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基础之一”，他们“从不打算将英苏同盟关系置于联合国组织的框架之下，作为战后对外政策两大主要动力之一”。回顾战争结束以来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主要是“把英苏同盟当作打击德国的战争工具，防止其东山再起，更不允许其与西欧结盟”。
罗伯茨将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归结为六个方面：不遗余力扩充苏联实力；在各个方面削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国家；尽一切可能防止英美联合；利用所控制的世界工联、国际青年与妇女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落实苏联政治意图；“将社会民主制度贬斥为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工具，是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对意识形态而给予残酷打击”；全力支持所谓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这些都是与马列主义和苏联国家利益一脉相承的。
罗伯茨唯一有所保留的，是他暂时分辨不清苏联外交方针在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之间的界限。不过，他认为，当前的苏联政权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推进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当前苏联的内部形势，也不具备可以促使其回归过去革命传统的条件”。罗伯茨进而就战争爆发前英国所曾面临的德国威胁和当前的苏联威胁，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在以下方面，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苏联地域辽阔、资源富饶，因而其扩张动机是与德国不同的；其次，苏联领导人虽然受马列教条的束缚，但在策略和时机的灵活性上明显胜过德国人；第三，苏联领导人虽然也有扩张的紧迫感，但他们确信形势的发展最终将有利于己，因此他们着眼长远，并不拘泥于暂时的得失；第四，俄罗斯民族没有类似美国天定命运和德国种族优越论那样旨在征服世界的理论，因而苏联的扩张方式更加微妙，不大可能挑起公开的武装冲突；第五，苏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英国社会民主制和英美两国的天主教会，对其任何的扩张企图都将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因此，苏联暂时不会轻举妄动”。
根据对苏联政策根源和英苏关系现状的分析，罗伯茨在17日的电报中提出了几种处理英蘇关系和对苏政策的基本认识：苏联政权活力尚存，正在持续扩张中；苏联长远目标威胁到英国的切身利益；安全是苏联的首要目标，为实现其长远意图，苏联会努力避免冲突的爆发，除非它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力量对比；“只要我们表现出力量与耐心的适度结合，并且在顾及对方体面和避免炫耀武力的情况下，英苏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达成利益妥协”；战后欧洲已不存在对英苏两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并且可以促使两国自动结合的因素。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罗伯茨在18日的电文中向外交部提出了调整对苏联政策的建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条：(1)“关键是要像战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英苏关系问题”，这就要求，要有政策和战略的密切协同，要有对苏联政策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2)应教育英国公众充分了解和勇于面对英苏关系的种种现实困难，使他们摆脱对苏联宣传或反苏偏见的依赖；(3)要确保英联邦、英帝国和那些对英国命运生死攸关的西欧、中东国家，保持政治、经济体制的健全，扫除社会紊乱的根源；(4)“我们应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进步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代表，至少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同样号召力”；(5)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应纠正以往单方面让步的做法，转而采取坚决态度，坚持互惠的原则，务必取得回报；(6)必须保持并适当展示英国的强大国力，方能赢得和维系苏联的尊重；(7)珍视英国与自治领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培育与西欧之间的共同利益；(8)建议英苏两国明确各自势力范围的界限，允许双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行其是；(9)联合国组织虽已开始发挥作用，但它尚不能取代英苏双边的利益调解和英美苏三大国合作机制，对其不宜抱有过高的期待。
对英苏关系的未来走向，罗伯茨虽然描绘出一幅总体上阴沉黯淡的图景，但他认为没有理由担心苏联会狗急跳墙、孤注一掷。英苏关系虽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坚实基础，但“只要我们表现出力量与耐心的适度结合，并且在顾及对方体面和避免炫耀武力的情况下，英苏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达成利益妥协”。罗伯茨预言：“由于近300年来英俄两国大体上维持了冷淡而实际的关系，今后也将继续这种状态。”“即便不抱太高期望，我们至少也能避免(苏联)持续做出令我们失望和愤怒的行为。”英国不能放弃同苏联加强联系并尽可能争取政治谅解的种种努力，同时应接受两个世界并存的现实，并把主要精力用于自身的壮大上来，“必须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朋友，但同时我们应努力防止这种缺乏友谊的状态转化成敌对”。他建议明确英苏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界限，“允许双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行其是”，“相互之间应该清楚地了解各自的政策意图并适当地尊重各自的利益”，并把“英国外交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持东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上”。
三、罗伯茨电报对工党政府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
罗伯茨更强调英国自身利益和政策，分析阐述了外交大臣贝文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对症下药，提出了实际可行的政策建议。罗伯茨对苏联在国际合作、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以及苏联对德国、中东、亚洲政策等多个领域都提出了具体而微的分析。依据这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可以追寻罗伯茨电报对英国外交部调整对苏政策决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轨迹。
罗伯茨电报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来自苏联统治的心脏，对苏联政策意图和苏联威胁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JIC(46)1(0)号情报评估报告的见解；jic(46)1(0)号文件和罗伯茨电报可以相互印证各自对苏联意图的判断。
其次，罗伯茨关于整合对苏政策决策机制的建议生逢其时。外交部于4月初设立了一个“对 准备好同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努力缔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这一世界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将苏联看作是一个与其不同的个体。二者之间虽不是注定爆发冲突，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这份报告完全从集团对抗的思维出发，决心要将苏联排挤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国务院也主张，如果要反击苏联的大陆扩张，就必须维护英国作为西欧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向英国和英联邦提供所有可行的政治、经济以及必要的军事支持”。可见，杜鲁门政府已经有了同苏联全面分裂乃至全面对抗的政策准备。
贝文和外交部当时可能还不了解这些情况，但美国政府的上述意图无疑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到1946年底，英国政府认为杜鲁门政府在处理对苏外交中，已经开始采取更加成熟和现实的方式，同时英国在战后的衰弱地位，也促使美国勇于承担责任，站在对苏斗争的前列。因而，总参谋部在COS(47)102(0)号战略文件中，将美国列为“英帝国可以争取并且必须争取的首要的外部支持力量”。
第六，罗伯茨电报推动了工党政府根本改变对德政策。JIC(46)1(0)号情报评估警告说，德国复兴的潜在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一项削弱德国并将其与潜在盟友分化开来的政策，但近期苏联宣传机关鼓吹一个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德国，更深层的目的，恐怕就是“可能会通过延长德国的经济萧条来破坏其原有的社会结构，最终建立起一个在苏联控制下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德国”述判断，并总结出苏联对德政策三个侧重点：“盡一切努力防止德国战争潜力的复兴”；“防止包括鲁尔区在内的西德同西欧形成任何可能反苏的组合”；“确保德国向苏联一边倒，将其置于苏联的完全控制下，使其成为抵御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堡垒”。罗伯茨认为，苏联在对德政策上，战略和意识形态考虑如影随形，而其重心正逐渐转向第三方面，苏联肯定会加强对苏占区的控制，致力于“将东德发展成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部分，使其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上都保持对西德的强大吸引力”，并将苏联影响力扩展至整个德国，到头来，苏联阵营将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德国，那将是共产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为了应对罗伯茨指出的这种可能，总参谋部于4月初拟定一份文件，指出英国的战略目标是要防止西欧被其潜在的敌对国家控制，并且在不触发战争的条件下，将战略边界尽可能向东欧推进，而建立一个“面向西欧的民主德国”，将全面增强英国的战略地位。文件指出，“苏联共产主义同德国军事潜力的结合将极具危害性，必须全力防止苏联对德国的全面控制。”德国的战争潜力自然应当予以削弱，但“如果苏联被认定是最严重的威胁，那我们的对德政策应为我们于必要时再一次扶植德国而留出余地”，“显然，在近期推行扶植德国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在军事上也无此必要”，“然而考虑到以后万一证明有此必要，我们的政策应给自己留出最大限度的自由”，文件提出，“至少应将西德部分置于铁幕之外”。这份文件提出伊始，便得到贝文和外交部上下的一致赞同。贝文就放言，英国政策的主要意图就是扶植一个强大的德国，使其同苏联相对抗。德国问题在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导性因素。
外交部对罗伯茨电报给予了一致的赞誉，外交大臣贝文指示外交部，将电报分发给内阁成员，人手一份，以供决策参考。但跟乔治·凯南“长电报”的命运类似，罗伯茨电报也并未被英国外交部全盘接受。比如对罗伯茨关于世界革命不再是苏联政策目标的说法，外交部官员就予以否定。还有的官员认为：“苏联外交政策主要根据对实际利益和力量对比的精打细算，意识形态理由主要是为其牟取政治利益做辩护，是政策影响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但是外交部主管官员认为，正是因为罗伯茨在电报中所深入分析过的“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背景和诡谲的外交手法，使得避免英苏关系走向恶化的困难大大增加”。尤其是近期苏联宣传机关为了将英国在政治上孤立起来，而利用英帝国的弱势，对其肆意攻击和折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要避免敌意的升级，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短期内并不会爆发战争，但要说苏联与西方可以友好相处，这种观点未免过于乐观。“未来英苏关系的一般图景只能是充斥着摩擦、争吵和动荡”。首相艾德礼也认为，苏联政策动机到底是出于扩张，还是真诚的安全需求，界限过于模糊，使人难以分辨。“某一方采取可能是防御性的措施，另一方可能会理解为在预谋侵略”，这就增加了处理英苏关系的难度。所以说，罗伯茨电报虽然有力地推动了艾德礼政府对苏政策的转向，但是其作用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但是比较明显的是，借重当时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的大背景，罗伯茨电报对苏联外交行为方式的分析，契合贝文和外交部的感受、心态和世界观，而且电报发送的时间正值英国外交部对英苏关系深度反思的时候，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工党政府的对苏冷战思维的形成。与邱吉尔时期的艾登不同，贝文在艾德礼内阁中是一个强势的外交大臣，他可以强力推行其政策意图而不必顾忌反对意见。通过外交部决策过程的过滤和筛选，罗伯茨电报的立场和观点被融入贝文和外交部对苏政策思维，进而对工党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贝文也借助罗伯茨电报，最终说服艾德礼接受对苏联的全面强硬政策。罗伯茨电报从而在国际冷战史上占据了堪与乔治·凯南“长电报”比肩的历史地位，成为理解英国和冷战起源关系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韩长青，1978年生，河南濮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二战史和冷战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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