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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5日）
2、中国不是要缩小政府而是转变政府角色
政府三十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中国现在进行的结构调整，那就是单靠市场可能是做得还不够完美的，包括需要对劳动力的一些相关政策、再培训的政策进行修改，然后让产业进行转移，包括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等等。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在研发、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所以说并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财经网，2012年3月18日）
3、中国是个“早熟的超级力量”
中国仍旧处于贫穷阶段，所以经济增长仍然会很快。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能的，只要人们的收入快速增加，中国在再平衡的过程中就会有足够的消费来支撑经济发展。英美两国成为超级力量时，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2030年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了，它仍旧是一个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到美国人的一半。所以，我将中国称为“早熟的超级力量”，这会给全球合作与冲突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文汇报》，2012年7月16日）
4、中国为民主制度贡献了一个新的驱动
驱动民主的第一个“轮子”是很多人呼吁的选举，第二个是很少人想到的抽签，这是民主的另一个层次。第三个就是一般人会直接想到的“公众参与”。中国为民主制度也贡献了一个新的驱动，即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却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5、中国农民工掌握扩大内需钥匙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他们迫切希望扩大中国的内需，使中国经济的重心向国内市场转移。这将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在过去三年里，外部需求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两次冲击——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表明，2012年或许是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最慢的一年。居住权，至少是在城市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对释放农民工的储蓄将有很大帮助，这将扩大正在中国内陆省份逐渐显现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路透社（2012年2月22日）
6、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腐败会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一个生命周期。中美腐败情况比较的倒U型曲线表明，中国的数字看起来并不比美国当年的情况差多少。美国在当年比中国差得多，腐败情况比中国高出5到7倍。虽然现在中国的腐败情况比较突出，但是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并不是那么糟糕。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美国，美国是中国的7到9倍，而当前中国的腐败并不比美国在1920年以后严重。由于对中国的腐败有夸大的成分，而对美国的腐败有所低估，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失控的，未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新浪网，2012年10月17日）
7、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就敢于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8、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
为什么中国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9.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30日）
9、房地产没有大的泡沫
如果需求主要是由不可持续的投机性动机造成，就可能有泡沫。中国房地产的情形是，需求主要为实质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因此即使有泡沫，也不是大泡沫。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增加是因为有实质的因素支持，有需求方面的，包括人口增加、城市化、家庭数目增加、人均收入增加等；也有供给方面的，包括土地供应的限制。中国家庭负债率也很小，房产抵押借债的部分，只占房产价值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方面说明房价上涨多数不是由虚空的因素所造成；另一方面表示，即使房价有相当大的调整，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不会出现金融大危机与房价的大崩盘。——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有光（《东方早报》，2012年7月17日）
10、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问题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能否过渡到一个法治真正起作用的体制。这对于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十分重要。不难看出中国需要做什么，但它能否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正在出现的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从历史上看，如果考察西方的经验，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最早推动法治、代表制政府及新闻自由的力量。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想要的东西。——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参考消息网，2012年11月15日）
责编/徐艳红 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5日）
2、中国不是要缩小政府而是转变政府角色
政府三十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中国现在进行的结构调整，那就是单靠市场可能是做得还不够完美的，包括需要对劳动力的一些相关政策、再培训的政策进行修改，然后让产业进行转移，包括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等等。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在研发、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所以说并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财经网，2012年3月18日）
3、中国是个“早熟的超级力量”
中国仍旧处于贫穷阶段，所以经济增长仍然会很快。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能的，只要人们的收入快速增加，中国在再平衡的过程中就会有足够的消费来支撑经济发展。英美两国成为超级力量时，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2030年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了，它仍旧是一个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到美国人的一半。所以，我将中国称为“早熟的超级力量”，这会给全球合作与冲突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文汇报》，2012年7月16日）
4、中国为民主制度贡献了一个新的驱动
驱动民主的第一个“轮子”是很多人呼吁的选举，第二个是很少人想到的抽签，这是民主的另一个层次。第三个就是一般人会直接想到的“公众参与”。中国为民主制度也贡献了一个新的驱动，即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却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5、中国农民工掌握扩大内需钥匙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他们迫切希望扩大中国的内需，使中国经济的重心向国内市场转移。这将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在过去三年里，外部需求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两次冲击——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表明，2012年或许是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最慢的一年。居住权，至少是在城市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对释放农民工的储蓄将有很大帮助，这将扩大正在中国内陆省份逐渐显现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路透社（2012年2月22日）
6、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腐败会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一个生命周期。中美腐败情况比较的倒U型曲线表明，中国的数字看起来并不比美国当年的情况差多少。美国在当年比中国差得多，腐败情况比中国高出5到7倍。虽然现在中国的腐败情况比较突出，但是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并不是那么糟糕。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美国，美国是中国的7到9倍，而当前中国的腐败并不比美国在1920年以后严重。由于对中国的腐败有夸大的成分，而对美国的腐败有所低估，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失控的，未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新浪网，2012年10月17日）
7、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就敢于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8、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
为什么中国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9.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30日）
9、房地产没有大的泡沫
如果需求主要是由不可持续的投机性动机造成，就可能有泡沫。中国房地产的情形是，需求主要为实质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因此即使有泡沫，也不是大泡沫。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增加是因为有实质的因素支持，有需求方面的，包括人口增加、城市化、家庭数目增加、人均收入增加等；也有供给方面的，包括土地供应的限制。中国家庭负债率也很小，房产抵押借债的部分，只占房产价值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方面说明房价上涨多数不是由虚空的因素所造成；另一方面表示，即使房价有相当大的调整，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不会出现金融大危机与房价的大崩盘。——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有光（《东方早报》，2012年7月17日）
10、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问题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能否过渡到一个法治真正起作用的体制。这对于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十分重要。不难看出中国需要做什么，但它能否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正在出现的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从历史上看，如果考察西方的经验，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最早推动法治、代表制政府及新闻自由的力量。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想要的东西。——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参考消息网，2012年11月15日）
责编/徐艳红 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