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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 红卫后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担心我会傻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身体恢复基本正常(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
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赋,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父亲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 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
高中时我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叶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但是,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片。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孜挥别影坛)。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 红卫后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担心我会傻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身体恢复基本正常(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
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赋,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父亲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 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
高中时我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叶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但是,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片。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孜挥别影坛)。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