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的身体越来越不成了，小半桶水，从水井提到厨房，十五步，她要歇三次。
　　我哥我嫂都劝她安生纳福，她倔得很：我还没老，我还捡得动麦子哪。
　　自打我哥的孩子上学那年起，她就迷上了捡麦子。她的手已经开始犯哆嗦，捏不稳镰了，每年麦李她只做一件事，就是天天挎着小竹篮，去收割过的麦地捡麦子。
　　每一年，她都把捡来的麦穗一小捆一小捆地扎好，一小捆一小捆提到平房上，曬得焦黄了，再一槌一槌地槌出来麦粒，最后用袋子把麦粒装起来。
　　她瞧着她的一袋麦子乐。
　　她再也没有当年的本事了。二十年前，我爸在河工上被人砸死，她拖着我们哥俩四处告状，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居然打赢了官司。十三年前，她一根麻绳把自己吊在村委大院，逼着支书给我家又批了一块宅基。十年前，她张罗着给我哥盖了房子也娶了媳妇。八年前，她把我从工地赶回学校，并供我读完了大学。再后来，她带大了我哥的孩子。她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她开始迅速地老下去，她提不动水桶，也缝不直被面了，她除了捡麦子，再也没有别的本事了。
　　但是，她仍然不改当年的脾性，她不服老，她相信她仍有被人敬服的本事，哪怕是捡麦子，她也想让人知道：她确实比别的老太太捡得多一些。
　　又一个麦季到了，我哥对她说：今年您捡的麦子就别自己槌了，我用脱粒机给您打好，也单独装起来。
　　打麦那天，我哥把她捡来的麦穗一捆一捆送进脱粒机里，金黄的麦粒瀑布一样汹涌而下，直到装满了最大的口袋。那袋麦子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每当有人经过，我哥就说：这袋麦子是我妈捡的。
　　那天我妈的腰板比任何时候都要直，她笑得幸福极了。她不知道，在脱粒机里，我哥早放了大半袋的麦子。
　　
　　(余东明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