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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这百年中，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迅猛发展和变化，艺术领域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所产生的信息量和影响力是之前几个世纪都无法想象并完成的。本文所介绍的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代表性绘画作品，风格迥异，特征鲜明，但都有着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根性。
在“二战”结束之前，世界主流艺术（西方艺术）的中心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大陆。无论是希腊化时期、拜占庭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古典复兴时期等这些中古时代的艺术，还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近现代绘画艺术流派，都是以欧洲为世界艺术的主流中心地，并辐射世界。直至进入20世纪，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物质和心理上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破坏，同时也遗留下了许多不可调和的问题和矛盾，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深深的祸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艺术家自身能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战争本身。
1929年10月，美股崩盘后开始进入大萧条时期长达16年，这个在“一战”中起重要作用的国家的经济衰退给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时间和空间，法西斯主义阴云使得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更显黑暗与无望。在短期内，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纷纷上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相继成为法西斯独裁国家，当然还有亚洲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艺术家们而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渐渐沦为战场，杀戮将蔓延开来，噩梦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了。艺术家能做什么呢？当然能！画笔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格尔尼卡》（[西班牙]帕勃洛·毕加索，1937年）
西班牙绘画大师帕勃洛·毕加索（1881—1973）是立体派绘画的创始人，也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艺术影响了各种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1937年初，毕加索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装饰壁画。在构思期间，1937年4月26日，发生了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克斯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德军三个小时的轰炸，炸死炸伤了很多平民百姓，将格尔尼卡夷为平地。对此，毕加索义愤填膺，决定就以这一事件作为壁画创作的题材，以表达自己对战争罪犯的抗议和对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人的哀悼。于是这幅被载入绘画史册的杰作《格尔尼卡》由此诞生。
作品结合了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悲悯。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与呐喊，以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仰天狂叫的求救、号啕大哭的母亲、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等诸多内涵与形象。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却并未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此画的表现手法却与传统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画中元素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的仓皇，以致她的左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二战”期间，在巴黎毕加索艺术馆，一个德军军官手指《格尔尼卡》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这是你们的杰作。”毕加索回答。
70年过去，这幅杰作已经成为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之一，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
《内战的预感》（[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1937年）
《内战的预感》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版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的代表作之一。达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他以探索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的意象幻像著称。不过，达利似乎是比毕加索更有预见性，就在格尔尼卡轰炸惨案前一年，达利便已敏锐地预感到西班牙内战的来临，并立即创作了这幅《内战的预感》。
该作品是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作。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出了被肢解的人体，用人体扭曲的贯连构成框架式的结构充满画面；用蓝天白云作背景，表明这一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画家以此象征战争的恐怖与血腥，就像一场血肉横飞、尸骨四迸、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理论依据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它的重要特点是以写实的手法或近乎抽象的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或是荒诞的情景，或是奇特而又近乎抽象的画面。《内战的预感》属于前一种手法。画中的主体形象是人体经拆散后重新组合起来的荒诞而又恐怖的形象，形似人的内脏的物体堆满了地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写实的手法画出来的，具有逼真的效果。这显然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像人做噩梦时所呈现的离奇而又恐怖的情景。这是当时笼罩在西班牙国土上的内战的预兆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作品是对非正义战争的一种控诉。
《战争的面貌》（[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1940年）
《战争的面貌》也是达利在 “二战”中创作的另一件著名绘画作品。画面的主体是一个死灰色、邪恶、惊恐、半死不活的人头。它的残缺的头发变成毒蛇在空中舞动，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一样；它的残存的牙齿和嘴形让人感到不舒服，进而便是厌恶，好像在发出死亡的声音。它身处荒凉的平原，古河道已经干枯。在人头的眼睛和嘴巴里是一些更小的人头骷髅，而且里面还有更小的。那些小人头也在叫喊着，邪恶和惊恐像细菌一般不断繁殖着。它是否代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一次又一次的邪恶与恐惧呢？在这幅作品里，战争对生命的残害与蔑视，对人心灵造成的恐惧和阴影，以及作者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追问，跃然纸上。 在纳粹德国，由于希特勒的个人偏好和 “政治需要”，极力宣扬“积极向上”的“大德意志精神”，并对那些他认为“有害”的艺术作品进行公开批评和羞辱，将其称为“堕落艺术”。在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表现主义绘画流派（现在大部分专业人士都会亲切地称之为“德表”，即德国表现主义），就是在这期间被排斥的。
1937年7月，希特勒在慕尼黑举办了一场名为“堕落艺术”的展览，囊括从印象派以降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德国表现主义雕刻家和戏剧家恩斯特·巴拉赫、画风奇异的著名画家马克斯·贝克曼、象征主义造型大师保罗·克利、堪称现代主义先驱的犹太画家马克斯·利伯曼等人的作品。而在希特勒看来，这些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以及野兽派、未来派，甚至建筑中的包豪斯风格在内的“堕落艺术”是与“伟大的德国艺术”相对立的。纳粹在德国境内的博物馆中搜寻并没收了这些“堕落艺术品”，其中小部分“价值较低”的于1939年前后在柏林遭到焚毁，而大多数则以在国外拍卖的方式换取了大量的财富。
此外，德国各地的纳粹基层组织为了响应元首的“号召”都积极争取这一展览的巡展机会。他们在展览环节设计上都想尽办法故意诋毁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品，例如把凡·高或毕加索的作品与疯人院病人的涂鸦放在一起，让参观者进行分别等，极尽所能地进行羞辱。这些“被堕落”的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遭受迫害，比如巴拉赫被纳粹定名为“颓废艺术家”，其作品被收缴，他本人也失去了人身自由，最后在罗斯托克遭迫害致死；画家贝克曼和克利都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美国和瑞士。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艺术界所遭受的最重大打击。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就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被迫害的极具才华的艺术家之一。
《有阳光的花园》（[德]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1935年）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1880—1938），德国表现主义画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巨匠之一。1905年，他和另外几位画家一起发起组织了著名的表现主义绘画社团——桥社，号召艺术青年组织起来，共同向顽固的旧势力争取活动和生存的自由，提倡艺术革新。基希纳的画作追求变形，艺术语言简练，作品呈现几何形构图，关注精神性的表达和生命力即刻存在的表现。在其代表作《街上行走的两个女人》中，基希纳将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将都市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拥挤和快节奏，真实而充分地展示出来。在那浮华喧嚣的热闹场景中，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孤独、隔阂和焦虑之感。而充斥于作品中的极度紧张的线条与笔触的形式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基希纳自身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
《有阳光的花园》创作于1935年，由于受到纳粹执政的困扰并感受到社会气氛的异常与压抑，画家将这种情绪带入作品中：阴郁的天空和压抑的建筑映射了当时日渐堕落的德国社会；窗前一根正燃着的烟让人感到一种困惑和孤独；一缕阳光洒在树上和地面，仿佛画家心中存留的最后一丝希望之光。
就在此画完成的第二年，基希纳被纳粹宣布为“颓废艺术”的代表，被取消了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院士资格，其639件作品被移出德国的各博物馆并被没收。由于不堪这种迫害与折磨，他于1938年在瑞士自杀。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的环境应该是自由和不被禁锢的，否则创作出的东西就是虚假做作的伪艺术。因此，在纳粹统治时期，在现代美术史中地位显赫的德国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和意义的绘画作品，而纳粹独裁者所极力宣扬的“正统”的、“有益”的、“积极向上”的政治艺术导向也随着希特勒的死一起灰飞烟灭。
不过在战后，德国在反思“二战”给世界带来的痛苦的前提下，凭借以前卫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行动，和以安塞姆·基弗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的出现迅速地东山再起。
其实，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艺术家逃脱了法西斯的羞辱和迫害，并继续关注动荡的欧洲时局，进而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品。比如犹太艺术家马克·夏加尔。
《黄色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俄]马克·夏加尔，1943年）
马克·夏加尔（1887—1985）是现代绘画史上的伟人。他的风格兼有老练和童稚，并将真实与梦幻融合在色彩的构成中。从俄国乡下的犹太居民到巴黎的画家，历经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实验与洗礼，他始终追求天真纯朴、梦幻与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在战争和种族迫害的动乱年代里，夏加尔在作品中引入了悲剧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素材。“二战”时他迁居美国，当妻子去世后，对过去及更遥远时期的强烈回忆又贯穿了他的作品。“二战”结束后，夏加尔成为西方画坛一位相当活跃的艺术家。
在《黄色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作品中，画面中心是受难的基督被遮盖了一块黄色的布（在基督教中，黄色暗指背叛）；画面左上方一片红色区域部分尽是“激昂”的人，右侧的蓝色部分里有着火的房屋和哭泣的人们，还有悲伤以致绝望的母亲。通过画面夏加尔传递出对战争的痛苦感受，和对种族（犹太民族）大灭绝的愤怒，并将愤怒诉诸犹太之主耶稣基督，希望得到主的怜悯和宽慰。
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三根蜡烛》也充分表现了对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人的无尽哀伤，祈求那些痛苦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我们回到东方，看看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阴影下艺术家们的创作。作品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是蒋兆和的中国画巨制《流民图》和吴作人的小幅油画《重庆大轰炸》。
《流民图》（ [中] 蒋兆和，1941年）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流民图》堪称一幅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画作高2米，长12米，称得上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一幅真实反映民族悲剧的人物画卷。它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在直面人生、表现现实方面的巨大成功，也是蒋兆和（1904—1986）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画的创作极其波折也极富传奇色彩。
1941年，在北平沦陷区日军的眼皮底下，蒋兆和以超凡的胆识开始巨幅 《流民图》的创作。为防干扰，他画一部分，藏一部分，使人难察全貌。1943年10月29日，此画易名为《群像图》在太庙免费展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日本宪兵队勒令禁展。1944年，此画展出于上海，被没收。1953年，半卷霉烂不堪的《流民图》在上海被发现，后半卷从此下落不明。1998年，蒋兆和夫人萧琼将此残卷捐献国家。 全画通过对100多个难民形象的深入描绘，以躲避轰炸的中心情节点出了时代背景和战争根源，直指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史诗般的撼人力量。《流民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精神力度，还因其艺术上的空前突破——融合了中国画的线描和西画明暗塑形的表现手法，使中国人物画在写实技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蒋兆和也成为继徐悲鸿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人物画家。
《重庆大轰炸》（[中]吴作人，1943年）
吴作人（1908—1997）在油画和中国画方面均有很高造诣。1927年就读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为徐悲鸿所赏识，1928年随徐悲鸿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后赴欧洲留学，1935年回国。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长和名誉院长。对中国美术教育贡献突出。
当战争进入胶着期，法西斯轴心国颓势的显现，使得人们开始期望看到胜利的曙光，因此对一些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现实主义作品颇有亲切感。苏联在战争后期至战后一段时间里就创作出了一批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斗志与精神这类主题的绘画作品。虽然从艺术角度看，这些作品不能说是世界级的顶尖作品，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绘画艺术视野聚焦到苏联的绘画体系上，因此对苏联的很多绘画作品记忆深刻、耳熟能详。
《前方来信》（[苏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拉克季奥诺夫，1947年）
此外，还有很多绘画作品诞生于“二战”时期，但由于画家的创作环境远离战场（主战区），对战争之惨烈没有身临其境的深刻感受，故而在创作内容与风格上与上述作品有着很大差别。
《夜鹰》（[美]爱德华·霍珀，1942年）
爱德华·霍珀（1882—1967）继承了美国现实主义之父罗伯特·亨利的现实主义风格，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美国的场景，充满“蓝调”风格。霍珀善于利用色彩与光影的变化来刻画具有层次感的空间，构图碎片化，技术上朴实无华，取材于日常生活，像是电影前景，铺垫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伤、荒凉与疏离。
在 《夜鹰》里，霍珀重点突出了人造光所呈现的夜间效果。明亮的柠檬黄色表，午夜路口餐馆里的氛围，与屋外阴暗而模糊的蓝灰形成了鲜明对比。室内光和隐藏的路灯造成了混合光线，反射到苍白绿色的平整路面和街对面沉闷红色的外墙上，边缘的影子清晰。沉寂的城市丝毫没有被人类活动所影响，反而冷漠地衬托出人类活动的一种无力感和凄凉。夜鹰是飞行无声、颜色暗淡的动物，在这里格外扣题。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和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使他的艺术生涯有了最后的新拓展。《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强烈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一眼望去，这幅面比他以往在欧洲时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更为亮丽明快——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和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蒙德里安为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在战后隆重登上舞台担任了布道者和教父的重要角色。
在“二战”结束之前，世界主流艺术（西方艺术）的中心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大陆。无论是希腊化时期、拜占庭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古典复兴时期等这些中古时代的艺术，还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近现代绘画艺术流派，都是以欧洲为世界艺术的主流中心地，并辐射世界。直至进入20世纪，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物质和心理上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破坏，同时也遗留下了许多不可调和的问题和矛盾，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深深的祸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艺术家自身能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战争本身。
1929年10月，美股崩盘后开始进入大萧条时期长达16年，这个在“一战”中起重要作用的国家的经济衰退给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时间和空间，法西斯主义阴云使得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更显黑暗与无望。在短期内，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纷纷上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相继成为法西斯独裁国家，当然还有亚洲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艺术家们而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渐渐沦为战场，杀戮将蔓延开来，噩梦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了。艺术家能做什么呢？当然能！画笔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格尔尼卡》（[西班牙]帕勃洛·毕加索，1937年）
西班牙绘画大师帕勃洛·毕加索（1881—1973）是立体派绘画的创始人，也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艺术影响了各种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1937年初，毕加索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装饰壁画。在构思期间，1937年4月26日，发生了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克斯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德军三个小时的轰炸，炸死炸伤了很多平民百姓，将格尔尼卡夷为平地。对此，毕加索义愤填膺，决定就以这一事件作为壁画创作的题材，以表达自己对战争罪犯的抗议和对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人的哀悼。于是这幅被载入绘画史册的杰作《格尔尼卡》由此诞生。
作品结合了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悲悯。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与呐喊，以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仰天狂叫的求救、号啕大哭的母亲、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等诸多内涵与形象。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却并未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此画的表现手法却与传统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画中元素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的仓皇，以致她的左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二战”期间，在巴黎毕加索艺术馆，一个德军军官手指《格尔尼卡》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这是你们的杰作。”毕加索回答。
70年过去，这幅杰作已经成为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之一，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
《内战的预感》（[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1937年）
《内战的预感》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版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的代表作之一。达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他以探索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的意象幻像著称。不过，达利似乎是比毕加索更有预见性，就在格尔尼卡轰炸惨案前一年，达利便已敏锐地预感到西班牙内战的来临，并立即创作了这幅《内战的预感》。
该作品是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作。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出了被肢解的人体，用人体扭曲的贯连构成框架式的结构充满画面；用蓝天白云作背景，表明这一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画家以此象征战争的恐怖与血腥，就像一场血肉横飞、尸骨四迸、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理论依据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它的重要特点是以写实的手法或近乎抽象的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或是荒诞的情景，或是奇特而又近乎抽象的画面。《内战的预感》属于前一种手法。画中的主体形象是人体经拆散后重新组合起来的荒诞而又恐怖的形象，形似人的内脏的物体堆满了地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写实的手法画出来的，具有逼真的效果。这显然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像人做噩梦时所呈现的离奇而又恐怖的情景。这是当时笼罩在西班牙国土上的内战的预兆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作品是对非正义战争的一种控诉。
《战争的面貌》（[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1940年）
《战争的面貌》也是达利在 “二战”中创作的另一件著名绘画作品。画面的主体是一个死灰色、邪恶、惊恐、半死不活的人头。它的残缺的头发变成毒蛇在空中舞动，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一样；它的残存的牙齿和嘴形让人感到不舒服，进而便是厌恶，好像在发出死亡的声音。它身处荒凉的平原，古河道已经干枯。在人头的眼睛和嘴巴里是一些更小的人头骷髅，而且里面还有更小的。那些小人头也在叫喊着，邪恶和惊恐像细菌一般不断繁殖着。它是否代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一次又一次的邪恶与恐惧呢？在这幅作品里，战争对生命的残害与蔑视，对人心灵造成的恐惧和阴影，以及作者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追问，跃然纸上。 在纳粹德国，由于希特勒的个人偏好和 “政治需要”，极力宣扬“积极向上”的“大德意志精神”，并对那些他认为“有害”的艺术作品进行公开批评和羞辱，将其称为“堕落艺术”。在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表现主义绘画流派（现在大部分专业人士都会亲切地称之为“德表”，即德国表现主义），就是在这期间被排斥的。
1937年7月，希特勒在慕尼黑举办了一场名为“堕落艺术”的展览，囊括从印象派以降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德国表现主义雕刻家和戏剧家恩斯特·巴拉赫、画风奇异的著名画家马克斯·贝克曼、象征主义造型大师保罗·克利、堪称现代主义先驱的犹太画家马克斯·利伯曼等人的作品。而在希特勒看来，这些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以及野兽派、未来派，甚至建筑中的包豪斯风格在内的“堕落艺术”是与“伟大的德国艺术”相对立的。纳粹在德国境内的博物馆中搜寻并没收了这些“堕落艺术品”，其中小部分“价值较低”的于1939年前后在柏林遭到焚毁，而大多数则以在国外拍卖的方式换取了大量的财富。
此外，德国各地的纳粹基层组织为了响应元首的“号召”都积极争取这一展览的巡展机会。他们在展览环节设计上都想尽办法故意诋毁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品，例如把凡·高或毕加索的作品与疯人院病人的涂鸦放在一起，让参观者进行分别等，极尽所能地进行羞辱。这些“被堕落”的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遭受迫害，比如巴拉赫被纳粹定名为“颓废艺术家”，其作品被收缴，他本人也失去了人身自由，最后在罗斯托克遭迫害致死；画家贝克曼和克利都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美国和瑞士。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艺术界所遭受的最重大打击。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就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被迫害的极具才华的艺术家之一。
《有阳光的花园》（[德]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1935年）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1880—1938），德国表现主义画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巨匠之一。1905年，他和另外几位画家一起发起组织了著名的表现主义绘画社团——桥社，号召艺术青年组织起来，共同向顽固的旧势力争取活动和生存的自由，提倡艺术革新。基希纳的画作追求变形，艺术语言简练，作品呈现几何形构图，关注精神性的表达和生命力即刻存在的表现。在其代表作《街上行走的两个女人》中，基希纳将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将都市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拥挤和快节奏，真实而充分地展示出来。在那浮华喧嚣的热闹场景中，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孤独、隔阂和焦虑之感。而充斥于作品中的极度紧张的线条与笔触的形式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基希纳自身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
《有阳光的花园》创作于1935年，由于受到纳粹执政的困扰并感受到社会气氛的异常与压抑，画家将这种情绪带入作品中：阴郁的天空和压抑的建筑映射了当时日渐堕落的德国社会；窗前一根正燃着的烟让人感到一种困惑和孤独；一缕阳光洒在树上和地面，仿佛画家心中存留的最后一丝希望之光。
就在此画完成的第二年，基希纳被纳粹宣布为“颓废艺术”的代表，被取消了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院士资格，其639件作品被移出德国的各博物馆并被没收。由于不堪这种迫害与折磨，他于1938年在瑞士自杀。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的环境应该是自由和不被禁锢的，否则创作出的东西就是虚假做作的伪艺术。因此，在纳粹统治时期，在现代美术史中地位显赫的德国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和意义的绘画作品，而纳粹独裁者所极力宣扬的“正统”的、“有益”的、“积极向上”的政治艺术导向也随着希特勒的死一起灰飞烟灭。
不过在战后，德国在反思“二战”给世界带来的痛苦的前提下，凭借以前卫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行动，和以安塞姆·基弗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的出现迅速地东山再起。
其实，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艺术家逃脱了法西斯的羞辱和迫害，并继续关注动荡的欧洲时局，进而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品。比如犹太艺术家马克·夏加尔。
《黄色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俄]马克·夏加尔，1943年）
马克·夏加尔（1887—1985）是现代绘画史上的伟人。他的风格兼有老练和童稚，并将真实与梦幻融合在色彩的构成中。从俄国乡下的犹太居民到巴黎的画家，历经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实验与洗礼，他始终追求天真纯朴、梦幻与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在战争和种族迫害的动乱年代里，夏加尔在作品中引入了悲剧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素材。“二战”时他迁居美国，当妻子去世后，对过去及更遥远时期的强烈回忆又贯穿了他的作品。“二战”结束后，夏加尔成为西方画坛一位相当活跃的艺术家。
在《黄色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作品中，画面中心是受难的基督被遮盖了一块黄色的布（在基督教中，黄色暗指背叛）；画面左上方一片红色区域部分尽是“激昂”的人，右侧的蓝色部分里有着火的房屋和哭泣的人们，还有悲伤以致绝望的母亲。通过画面夏加尔传递出对战争的痛苦感受，和对种族（犹太民族）大灭绝的愤怒，并将愤怒诉诸犹太之主耶稣基督，希望得到主的怜悯和宽慰。
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三根蜡烛》也充分表现了对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人的无尽哀伤，祈求那些痛苦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我们回到东方，看看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阴影下艺术家们的创作。作品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是蒋兆和的中国画巨制《流民图》和吴作人的小幅油画《重庆大轰炸》。
《流民图》（ [中] 蒋兆和，1941年）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流民图》堪称一幅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画作高2米，长12米，称得上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一幅真实反映民族悲剧的人物画卷。它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在直面人生、表现现实方面的巨大成功，也是蒋兆和（1904—1986）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画的创作极其波折也极富传奇色彩。
1941年，在北平沦陷区日军的眼皮底下，蒋兆和以超凡的胆识开始巨幅 《流民图》的创作。为防干扰，他画一部分，藏一部分，使人难察全貌。1943年10月29日，此画易名为《群像图》在太庙免费展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日本宪兵队勒令禁展。1944年，此画展出于上海，被没收。1953年，半卷霉烂不堪的《流民图》在上海被发现，后半卷从此下落不明。1998年，蒋兆和夫人萧琼将此残卷捐献国家。 全画通过对100多个难民形象的深入描绘，以躲避轰炸的中心情节点出了时代背景和战争根源，直指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史诗般的撼人力量。《流民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精神力度，还因其艺术上的空前突破——融合了中国画的线描和西画明暗塑形的表现手法，使中国人物画在写实技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蒋兆和也成为继徐悲鸿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人物画家。
《重庆大轰炸》（[中]吴作人，1943年）
吴作人（1908—1997）在油画和中国画方面均有很高造诣。1927年就读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为徐悲鸿所赏识，1928年随徐悲鸿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后赴欧洲留学，1935年回国。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长和名誉院长。对中国美术教育贡献突出。
当战争进入胶着期，法西斯轴心国颓势的显现，使得人们开始期望看到胜利的曙光，因此对一些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现实主义作品颇有亲切感。苏联在战争后期至战后一段时间里就创作出了一批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斗志与精神这类主题的绘画作品。虽然从艺术角度看，这些作品不能说是世界级的顶尖作品，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绘画艺术视野聚焦到苏联的绘画体系上，因此对苏联的很多绘画作品记忆深刻、耳熟能详。
《前方来信》（[苏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拉克季奥诺夫，1947年）
此外，还有很多绘画作品诞生于“二战”时期，但由于画家的创作环境远离战场（主战区），对战争之惨烈没有身临其境的深刻感受，故而在创作内容与风格上与上述作品有着很大差别。
《夜鹰》（[美]爱德华·霍珀，1942年）
爱德华·霍珀（1882—1967）继承了美国现实主义之父罗伯特·亨利的现实主义风格，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美国的场景，充满“蓝调”风格。霍珀善于利用色彩与光影的变化来刻画具有层次感的空间，构图碎片化，技术上朴实无华，取材于日常生活，像是电影前景，铺垫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伤、荒凉与疏离。
在 《夜鹰》里，霍珀重点突出了人造光所呈现的夜间效果。明亮的柠檬黄色表，午夜路口餐馆里的氛围，与屋外阴暗而模糊的蓝灰形成了鲜明对比。室内光和隐藏的路灯造成了混合光线，反射到苍白绿色的平整路面和街对面沉闷红色的外墙上，边缘的影子清晰。沉寂的城市丝毫没有被人类活动所影响，反而冷漠地衬托出人类活动的一种无力感和凄凉。夜鹰是飞行无声、颜色暗淡的动物，在这里格外扣题。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和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使他的艺术生涯有了最后的新拓展。《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强烈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一眼望去，这幅面比他以往在欧洲时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更为亮丽明快——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和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蒙德里安为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在战后隆重登上舞台担任了布道者和教父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