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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其独特的丝织技术随着丝绸贸易的开展而传播至东西方各国，对世界范围内丝织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近代西方机器的广泛使用，又对中国的纺织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2年4月28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挖掘工作结束。震惊世界的辛追夫人古尸就出于此墓之中。值得惊喜的是，此次挖掘同时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丝织品，仅辛追夫人身上所覆丝绸即有20层之多。其面盖酱色织锦和素绢，两手着信期绣手套，紧握绣花绢面香囊，足穿绢袜和青丝履，内穿罗绮丝绵袍，外套细麻布单衣，再从头到脚包裹18层丝麻衣衾，横扎9道丝带，最后覆敷彩黄色丝绵袍和长寿绣绛红绢绵袍。这些绢、绮、罗、纱、锦等品种多样的丝织品，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丝织技术。
作为最早驯化蚕的国家，中国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对蚕丝的开发和利用，由此催生了自栽桑、养蚕，而至缫丝、织造、染色等整个生产流程及纺织工具的发展与成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并引领着时尚风潮和各国的不断追索。
古代丝织技术的发展
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衣的技术，并教会民众。丝，是从蚕吐丝而成的茧中抽剥而来的。原始的缫丝方式，是将蚕茧浸泡在热水中，用手牵引抽出茧丝，即《春秋繁露》中所言“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然后将丝卷上丝框形成丝绞，接续之后加工成线就可以织布制衣。秦汉以后手摇缫车逐渐成型，木制机具的使用使缫丝更为便捷，至唐代時使用已相当普遍，宋代进一步完善，并有了具体形制的记载。与此同时，脚踏缫车开始发展起来，可用脚踏动踏杆，利用丝軖回转时的惯性带动缫车运动，从而解放了缫丝者的双手，使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升。
从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纺缚、骨针、绕线棒等可见，很早人们就已掌握了初步的纺织技术，并将其运用到丝的织造上，创造出各种织造方法，如斜纹、平纹、缎纹等，甚至以经线﹑纬线交错组成凹凸花纹，即提花图案。先秦时期，丝织品的种类就已经十分齐全，见诸文献的有纱、绢、绮、罗、锦、缯、帛、纨、缟等。湖南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以褐色经丝作地纹，橘黄色经丝显花，为二重经锦组织，局部加牵0.8厘米的浅土黄色经彩条，呈现出整体端正、细部活泼的特点。
而从这一时期文献中出现的杼、轴、支架、蹑等词汇来看，先秦时期的织造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织机阶段，即手摇纺车。东晋时又出现了脚踏纺车，其后一直应用于纺织业生产。北宋后出现的大纺车，有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需有专人用双手摇动。南宋后期，水力作为动力被应用于大纺车上，一昼夜可纺纱100余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纺织机械。
提花机的发明，使机具织造繁复的花纹成为可能。在提花机出现前，丝织品上的花纹需要通过挑花来完成，即挑一纬织一纬，或是挑一个循环织一个循环。用这样的方法每次织造花纹时都要重新挑花，既耗时又费力。针对这一问题，古人想出了两种解决途径。一是用综线代替挑杆，后演变为多综式提花机。汉代时出现了120综、120蹑的提花机，因织造繁琐，到三国时马均对其进行了改革，减少蹑的数量至12根，以一根蹑来控制多片综。二是保持挑杆挑好的规律不变，寻求一种方式，将规律反复地传递给经丝，这即是花本式提花机，或称花楼式束综提花机。花本就是指提花机上贮存的纹样。织造时，上下两人配合，一人坐在3尺高的花楼上挽花提综，一人脚踩踏板引纬织造，可使花纹循环大大增加，这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极高水平。
周代时，丝织品已经开始染色，官府设“染人”一职专管染色生产，设“掌染草”一职专营染料的征集和加工，同时对染色的分工也有所记述，如“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至战国时期，丝织品的染色水平已较为高超，原料以植物染料为主，朱红、深赭、茄紫、浅绿等色彩的丰富亮丽构成了丝织品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开辟，从其他国家引入的新的植物染料被广泛应用，其后历代染色技艺不断发展，色谱区分和染匠分工渐趋精细。
蚕桑丝织技术的西传
中国作为最早掌握桑蚕丝织技艺的国家，一度垄断着这门技术的发展。自丝绸贸易逐渐兴起并繁盛之后，许多国家对丝织品这种独特的、前所未见的材料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对丝织品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在利益的驱使下，桑种蚕种、养蚕之法和丝织技术或主动或被动、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播至东西方各国。如今世界上约有50个国家养蚕织丝，追根溯源都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中国桑蚕丝织技术的外传，较早开始于邻近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秦汉之际这些地方基本已掌握了桑蚕丝织技术，并结合当地文化发展出各自特色。魏晋时，日本已能织造出绛青缣、异文杂锦等特有的丝织品。
中国桑蚕丝织技术的西传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西汉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渐趋频繁，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经由西域被运往中亚、西亚等国，再转运至欧洲。大量商人因贩运丝绸而获利，不断激增的丝绸需求量使许多国家都希望获得桑蚕丝织之法。据《新唐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及藏文经典《于阗国史》等记载，2世纪末，西域于阗地区有一个国家瞿萨旦那曾向中国求取蚕种，未获允。不得已，瞿萨旦那王便想出联姻的方式。他迎娶汉朝公主时，通过专使告知公主本国无丝绵桑蚕之种，希望她“可以持来，自为裳服”，于是公主设法将桑种、蚕种藏于帽中带入了瞿萨旦那。由此，当地人便开始栽桑养蚕，而随公主和亲的女子也将丝织技术传授给了瞿萨旦那国妇女。此后，蚕桑丝织技术继续向西传播，渐渐传至叶尔羌、拔汗那和波斯等地。
桑蚕技术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时间为6世纪中叶左右。罗马民众对质感轻薄、纹样精美、颜色瑰丽的丝绸的喜爱和追捧，是东西方丝绸贸易繁荣的重要动因。公元前后数世纪内，大量丝织品经波斯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罗马。这些丝织品有些被直接使用，也有些经罗马作坊拆解，重新纺织染整。巨大的丝绸贸易量导致罗马形成了巨额入超，297年罗马为控制丝绸进口，曾与波斯萨珊王朝达成协议，规定丝绸由国家垄断。 到了查士丁尼时代，为了减少因丝绸引起的贸易赤字，罗马开始积极寻求丝绸的原料来源。罗马史学家普罗科比乌斯曾记述，几位拜占庭的印度僧人了解到这一情况，便求见国王，向他承诺能解决丝的问题。他们声称曾在一个叫赛林达的地方生活过很长时间，并解释说丝是由某种小虫所造，要从赛林达地区运来活虫很难，但这种虫子很容易培育，因为其是由虫卵演变而来的。国王听后，鼓励这些僧人付诸行动，并许诺重赏。于是，僧人们重返赛林达，成功带回一批蚕卵并孵化成虫。至此，罗马人终于得到蚕卵，并彻底明白了丝与蚕的关系。另有一位罗马史学家狄奥法尼斯则称，是6世纪中期的一位波斯商人将蚕种藏在一根空管子中偷运到罗马。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6世纪中叶，罗马获取了丝织品的原料，实现了本地化生产。
大食帝国兴起后，桑蚕技术又沿着北非一直向西传播，逐渐传入西班牙等地。与此同时，中国的提花机及纹样的构造方法，也辗转传播到西亚、欧洲各国。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列举以26个英文字母开头的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科技成果，其中就包括提花机与水平织机，以及缫丝机、纺丝机和并丝机。这些木制机具的传入促进了欧洲纺织技术与机械的革新，正是在此基础上，近代欧洲的纺织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兴起。
近代西方机器的引入
而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又对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时期，随着棉花的传入，棉纺织业在全国迅速兴起，丝织业因此在许多地区趋于没落，唯有江浙地区作为桑稻的重要产地，发展出一大批以生丝生产和集散而著称的专业市镇如南浔等，以及一批以丝织生产为业的专业市镇如苏州、杭州等。这些区域的丝织业已脱离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形态，发展成为专业化的手工业作坊。杭州城内有大型绸庄70多家，城中专营丝织的机户数以万计，“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大量生丝原料和丝织品不仅行销全国各省，而且输出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十分畅销。
然而，随着19世纪末法国人造丝的发明和推广，以及工业革命成果开始在纺织行业应用，中国丝织手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丝织生产的特殊技术要求，动力丝织机的发明进度相对棉纺织行业要滞后很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并逐步推广。人造丝与天然丝相比虽然手感冷糙、保溫性能差，但胜在光泽鲜艳、价格低廉、品质均衡，于是一经发明便引起各国大量生产，并迅速被应用于织造之中，洋绸开始在中国行销，并挤压中国市场。
面对被卷入国际市场的多重困境，一方面，中国丝织业于20世纪初开始积极引进手拉提花织机和电力织机，改进生产工具。1912年，杭州纬成公司购进日本手拉提花织机6台，试制“纬成缎”成功。1915年，上海肇新绸厂从瑞士购置9台电力织机，成为中国第一家电机织绸厂，逐渐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为业内所仿效。同木织机和手拉机相比，电力织机明显具有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制造品种多样等优势。
另一方面，面对人造丝的冲击，丝织业产生了“迎”“拒”两派。主张“拒”的一派认为，若令人造丝大量输入，会使以生丝为生计的人民难以为继;主张“迎”的一派认为，“与其任舶来品源源而入，何如用其原料，而加工一部，以国人自任之，漏危犹可减去其半”。最终，面对人造丝不可阻挡的势头，“迎”之一派的主张占据上风，沪苏杭地区开始大量使用人造丝，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丝织品品种的推陈出新，如出现了天然丝与人造丝以及其他原料如毛等的交织品。
及至今日，杭州、苏州、上海、南京等地仍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产地。丝织品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制造技术、新的印染方法，以及新的时代审美下，焕发着新的生机，依然畅销海内外。
1972年4月28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挖掘工作结束。震惊世界的辛追夫人古尸就出于此墓之中。值得惊喜的是，此次挖掘同时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丝织品，仅辛追夫人身上所覆丝绸即有20层之多。其面盖酱色织锦和素绢，两手着信期绣手套，紧握绣花绢面香囊，足穿绢袜和青丝履，内穿罗绮丝绵袍，外套细麻布单衣，再从头到脚包裹18层丝麻衣衾，横扎9道丝带，最后覆敷彩黄色丝绵袍和长寿绣绛红绢绵袍。这些绢、绮、罗、纱、锦等品种多样的丝织品，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丝织技术。
作为最早驯化蚕的国家，中国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对蚕丝的开发和利用，由此催生了自栽桑、养蚕，而至缫丝、织造、染色等整个生产流程及纺织工具的发展与成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并引领着时尚风潮和各国的不断追索。
古代丝织技术的发展
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衣的技术，并教会民众。丝，是从蚕吐丝而成的茧中抽剥而来的。原始的缫丝方式，是将蚕茧浸泡在热水中，用手牵引抽出茧丝，即《春秋繁露》中所言“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然后将丝卷上丝框形成丝绞，接续之后加工成线就可以织布制衣。秦汉以后手摇缫车逐渐成型，木制机具的使用使缫丝更为便捷，至唐代時使用已相当普遍，宋代进一步完善，并有了具体形制的记载。与此同时，脚踏缫车开始发展起来，可用脚踏动踏杆，利用丝軖回转时的惯性带动缫车运动，从而解放了缫丝者的双手，使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升。
从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纺缚、骨针、绕线棒等可见，很早人们就已掌握了初步的纺织技术，并将其运用到丝的织造上，创造出各种织造方法，如斜纹、平纹、缎纹等，甚至以经线﹑纬线交错组成凹凸花纹，即提花图案。先秦时期，丝织品的种类就已经十分齐全，见诸文献的有纱、绢、绮、罗、锦、缯、帛、纨、缟等。湖南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以褐色经丝作地纹，橘黄色经丝显花，为二重经锦组织，局部加牵0.8厘米的浅土黄色经彩条，呈现出整体端正、细部活泼的特点。
而从这一时期文献中出现的杼、轴、支架、蹑等词汇来看，先秦时期的织造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织机阶段，即手摇纺车。东晋时又出现了脚踏纺车，其后一直应用于纺织业生产。北宋后出现的大纺车，有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需有专人用双手摇动。南宋后期，水力作为动力被应用于大纺车上，一昼夜可纺纱100余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纺织机械。
提花机的发明，使机具织造繁复的花纹成为可能。在提花机出现前，丝织品上的花纹需要通过挑花来完成，即挑一纬织一纬，或是挑一个循环织一个循环。用这样的方法每次织造花纹时都要重新挑花，既耗时又费力。针对这一问题，古人想出了两种解决途径。一是用综线代替挑杆，后演变为多综式提花机。汉代时出现了120综、120蹑的提花机，因织造繁琐，到三国时马均对其进行了改革，减少蹑的数量至12根，以一根蹑来控制多片综。二是保持挑杆挑好的规律不变，寻求一种方式，将规律反复地传递给经丝，这即是花本式提花机，或称花楼式束综提花机。花本就是指提花机上贮存的纹样。织造时，上下两人配合，一人坐在3尺高的花楼上挽花提综，一人脚踩踏板引纬织造，可使花纹循环大大增加，这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极高水平。
周代时，丝织品已经开始染色，官府设“染人”一职专管染色生产，设“掌染草”一职专营染料的征集和加工，同时对染色的分工也有所记述，如“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至战国时期，丝织品的染色水平已较为高超，原料以植物染料为主，朱红、深赭、茄紫、浅绿等色彩的丰富亮丽构成了丝织品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开辟，从其他国家引入的新的植物染料被广泛应用，其后历代染色技艺不断发展，色谱区分和染匠分工渐趋精细。
蚕桑丝织技术的西传
中国作为最早掌握桑蚕丝织技艺的国家，一度垄断着这门技术的发展。自丝绸贸易逐渐兴起并繁盛之后，许多国家对丝织品这种独特的、前所未见的材料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对丝织品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在利益的驱使下，桑种蚕种、养蚕之法和丝织技术或主动或被动、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播至东西方各国。如今世界上约有50个国家养蚕织丝，追根溯源都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中国桑蚕丝织技术的外传，较早开始于邻近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秦汉之际这些地方基本已掌握了桑蚕丝织技术，并结合当地文化发展出各自特色。魏晋时，日本已能织造出绛青缣、异文杂锦等特有的丝织品。
中国桑蚕丝织技术的西传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西汉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渐趋频繁，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经由西域被运往中亚、西亚等国，再转运至欧洲。大量商人因贩运丝绸而获利，不断激增的丝绸需求量使许多国家都希望获得桑蚕丝织之法。据《新唐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及藏文经典《于阗国史》等记载，2世纪末，西域于阗地区有一个国家瞿萨旦那曾向中国求取蚕种，未获允。不得已，瞿萨旦那王便想出联姻的方式。他迎娶汉朝公主时，通过专使告知公主本国无丝绵桑蚕之种，希望她“可以持来，自为裳服”，于是公主设法将桑种、蚕种藏于帽中带入了瞿萨旦那。由此，当地人便开始栽桑养蚕，而随公主和亲的女子也将丝织技术传授给了瞿萨旦那国妇女。此后，蚕桑丝织技术继续向西传播，渐渐传至叶尔羌、拔汗那和波斯等地。
桑蚕技术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时间为6世纪中叶左右。罗马民众对质感轻薄、纹样精美、颜色瑰丽的丝绸的喜爱和追捧，是东西方丝绸贸易繁荣的重要动因。公元前后数世纪内，大量丝织品经波斯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罗马。这些丝织品有些被直接使用，也有些经罗马作坊拆解，重新纺织染整。巨大的丝绸贸易量导致罗马形成了巨额入超，297年罗马为控制丝绸进口，曾与波斯萨珊王朝达成协议，规定丝绸由国家垄断。 到了查士丁尼时代，为了减少因丝绸引起的贸易赤字，罗马开始积极寻求丝绸的原料来源。罗马史学家普罗科比乌斯曾记述，几位拜占庭的印度僧人了解到这一情况，便求见国王，向他承诺能解决丝的问题。他们声称曾在一个叫赛林达的地方生活过很长时间，并解释说丝是由某种小虫所造，要从赛林达地区运来活虫很难，但这种虫子很容易培育，因为其是由虫卵演变而来的。国王听后，鼓励这些僧人付诸行动，并许诺重赏。于是，僧人们重返赛林达，成功带回一批蚕卵并孵化成虫。至此，罗马人终于得到蚕卵，并彻底明白了丝与蚕的关系。另有一位罗马史学家狄奥法尼斯则称，是6世纪中期的一位波斯商人将蚕种藏在一根空管子中偷运到罗马。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6世纪中叶，罗马获取了丝织品的原料，实现了本地化生产。
大食帝国兴起后，桑蚕技术又沿着北非一直向西传播，逐渐传入西班牙等地。与此同时，中国的提花机及纹样的构造方法，也辗转传播到西亚、欧洲各国。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列举以26个英文字母开头的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科技成果，其中就包括提花机与水平织机，以及缫丝机、纺丝机和并丝机。这些木制机具的传入促进了欧洲纺织技术与机械的革新，正是在此基础上，近代欧洲的纺织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兴起。
近代西方机器的引入
而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又对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时期，随着棉花的传入，棉纺织业在全国迅速兴起，丝织业因此在许多地区趋于没落，唯有江浙地区作为桑稻的重要产地，发展出一大批以生丝生产和集散而著称的专业市镇如南浔等，以及一批以丝织生产为业的专业市镇如苏州、杭州等。这些区域的丝织业已脱离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形态，发展成为专业化的手工业作坊。杭州城内有大型绸庄70多家，城中专营丝织的机户数以万计，“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大量生丝原料和丝织品不仅行销全国各省，而且输出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十分畅销。
然而，随着19世纪末法国人造丝的发明和推广，以及工业革命成果开始在纺织行业应用，中国丝织手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丝织生产的特殊技术要求，动力丝织机的发明进度相对棉纺织行业要滞后很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并逐步推广。人造丝与天然丝相比虽然手感冷糙、保溫性能差，但胜在光泽鲜艳、价格低廉、品质均衡，于是一经发明便引起各国大量生产，并迅速被应用于织造之中，洋绸开始在中国行销，并挤压中国市场。
面对被卷入国际市场的多重困境，一方面，中国丝织业于20世纪初开始积极引进手拉提花织机和电力织机，改进生产工具。1912年，杭州纬成公司购进日本手拉提花织机6台，试制“纬成缎”成功。1915年，上海肇新绸厂从瑞士购置9台电力织机，成为中国第一家电机织绸厂，逐渐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为业内所仿效。同木织机和手拉机相比，电力织机明显具有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制造品种多样等优势。
另一方面，面对人造丝的冲击，丝织业产生了“迎”“拒”两派。主张“拒”的一派认为，若令人造丝大量输入，会使以生丝为生计的人民难以为继;主张“迎”的一派认为，“与其任舶来品源源而入，何如用其原料，而加工一部，以国人自任之，漏危犹可减去其半”。最终，面对人造丝不可阻挡的势头，“迎”之一派的主张占据上风，沪苏杭地区开始大量使用人造丝，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丝织品品种的推陈出新，如出现了天然丝与人造丝以及其他原料如毛等的交织品。
及至今日，杭州、苏州、上海、南京等地仍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产地。丝织品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制造技术、新的印染方法，以及新的时代审美下，焕发着新的生机，依然畅销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