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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效率；随机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5.015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深度调整，以及欧亚板块经济地位上升，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部署也将有所改变。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一带一路”所囊括的欧亚大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麦金德（1904）曾将这一地区定义为“世界岛”，布热津斯基（2007）继承并发扬了麦金德的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翟崑（2014）认为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地理关系主要分为三个层级，中国西部地区（西北、西南）是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大周边，而整个中国地区又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亚太板块的重心。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动的大环境下，亚洲国家将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实现崛起，全球经济重心已东移。高祖贵（2014）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步入发展快行道后，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大国和中等强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此外，亚欧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2013年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孙兴杰（2014）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效地增加亚洲与欧洲的黏合度，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欧亚形成“自我循环”的经济圈，将欧洲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西亚、中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能力纳入一个体系，拉动整个欧亚经济发展。
当前全球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迁，尤其中国对外投资的兴起正在加速。“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新的趋势，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既需要克服自身经验不足的缺陷，又需要吸取其他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历史教训。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投资经验 ，导致大量投资低效甚至巨亏。国有企业构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受预算软约束痼疾影响，海外投资更多地重视国家战略导向，投资绩效考核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不能只顾投资转移产能，而忽略海外投资绩效，忽视对我国经济的可能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2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建立如下随机前沿模型来分析中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对其影响：
（1）式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模型中以i表示中国，j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其中ofdiijt表示中国对i国在t年度的直接投资存量；gdpit和gdpjt分别表示t年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两项用于度量本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国内需求水平、市场规模等因素，通常认为这两项与投资水平正相关；本文借鉴Di Mauro（2000）的方法，采用两国人均gdp对数的差值来表示两国生产要素的差异，即relend项，当变量relend系数为正值时表示两国间以垂直型投资为主，当系数为负值时表示两国间以水平型投资为主；由于运输成本不仅仅两国距离决定，还包含原油价格等因素，为更符合实际本文以双边距离和国际原油价格乘积替代不变的双边地理距离来表示距离成本，即distijt项，表示t年度中国与j国的距离，一般认为该项与投资负相关；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uijt表示投资非效率项。（2）式为投资非效率模型，本文以经济自由度指数和政府治理指数共同衡量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自由度指数越大表示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政府所执行的经济制度质量越高，政府治理指数越大表示东道国公共治理状况越好，其中trajt为t年度东道国贸易自由度；govjt表示t年度东道国政府开支自由度；invjt表示投资自由度；finjt表示东道国在t时的金融自由度，反映银行效率以及金融业相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的独立性；projt表示产权保障；labjt表示劳工自由；ccjt为腐败监管指数，表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程度；pvjt为政府稳定指数，表示人们对该国政府是否会被动摇或推翻的预计；vajt为民主自由权利指数，表示一国公民能够参与政府选举，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的程度。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除中国外，选取“一带一路”沿线62国2007—2015年间数据作为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GDP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将GDP和投资数据调整为以2007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中国与各东道国距离来自CEPII，原油价格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自由度数据均来自历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腐败监管指数、政府稳定指数和民主自由权利指数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3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之后再通过Battese和Coelli（1995）一步法对非效率模型进行估计，以分析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和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与检验见表1。 根据时变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国GDP的估计弹性显著为正，说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显著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内资金规模日益雄厚，国内企业实力也在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和需求均随之增强，从而进行对外投资的动力也日益增强。根据估计弹性值，中国GDP水平提高1%，会使对外投资增长1594%，说明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东道国GDP的估计弹性显著为正，中国倾向于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一方面，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国内需求增加，市场扩大，为外资进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基建、能源等，这些项目资金需求较大，对东道国的经济水平有一定要求。两国需求水平差异的扩大也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以垂直型投资为主。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距离的估计弹性显著为负，说明距离成本的上升会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γ表示随机误差项中非效率所占的比重，结果中γ达到0.927，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η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时变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
从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并未发生改变。贸易自由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效率会得到提高，通常情况下，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会促进两国贸易，原材料、产成品在两国间流动更加顺畅，通过投资行为可以更好发挥两国比较优势。政府开支自由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东道国政府支出能力的提高可以提升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主要是由于一些投资项目涉及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东道国政府在支出方面有更大的自由权可以为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保障，有利于中国投资活动的开展。东道国投资自由度与投资非效率项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投资自由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提升，但是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道国投资自由的提高会使外资进入其市场更加便捷，导致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投资的竞争力仍然相对较弱，从而东道国投资自由度的提升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开展，国家间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以及中国企业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抑制作用逐步减弱。金融自由度与投资非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东道国银行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业的开放会对中国投资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保障和劳工自由与投资非效率负相关，但产权保障系数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有效的劳工保障制度会显著增强中国投资潜力。东道国政府腐败监管指数以及政府稳定性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稳定、高效、廉洁的东道国政府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但是民主自由权利指数与投资非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东道国民主自由程度的提高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起到抑制作用。根据实证结果还发现，东道国自由度指数回归系数普遍较低，虽然贸易自由、政府开支自由、劳工自由都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但是影响的程度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为以政府为主导，主要参与方为大型国企，在两国政府达成合作共识的情况下，导致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力度较小。
4 结论建议
本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投资非效率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2国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偏低，投资所面临的阻力整体较大，但也意味着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绩效、规模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表明：（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模式以垂直型投资为主；（2）中国以及东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高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3）距离成本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水平。投资非效率模型表明：（1）总体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会随着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上升而显著提高，但是影响程度较小；（2）东道国政府腐败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政府稳定性的提高会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但民主自由程度的提高会抑制投资效率。
由此可见，为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充分挖掘投资潜力，应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继续深化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国外延伸，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努力打造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2）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需求及时调整投资结构，合理引导在东道国各部门之间的资金投入；（3）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订立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4）由于中国对东南亚、独联体、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地区个别国家的投资效率均明显高于同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这些国家作为突破点，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扬长避短，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翟崑.突破中国崛起的周边制约[J].国际展望，2014，（2）116.
[2]高祖贵.亚洲整体性崛起及其效应[J].国际问题研究，2014，（4），921.
[3]孙兴杰.丝绸之路的地緣政治学[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4，1517.
[4]谭秀杰，周茂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312.
[5]王丽丽.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潜力探讨[J].南亚研究季刊，2006，（1），116119.
[6]徐建龙.关于挖掘青海内部投资潜力的思考[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7（2）， 7376.
[7]杨秋艳.21世纪的投资天堂——全球最具投资潜力的十大城市评选揭晓[J].中国经贸导刊，1998，（23），3940.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效率；随机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5.015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深度调整，以及欧亚板块经济地位上升，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部署也将有所改变。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一带一路”所囊括的欧亚大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麦金德（1904）曾将这一地区定义为“世界岛”，布热津斯基（2007）继承并发扬了麦金德的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翟崑（2014）认为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地理关系主要分为三个层级，中国西部地区（西北、西南）是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大周边，而整个中国地区又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亚太板块的重心。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动的大环境下，亚洲国家将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实现崛起，全球经济重心已东移。高祖贵（2014）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步入发展快行道后，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大国和中等强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此外，亚欧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2013年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孙兴杰（2014）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效地增加亚洲与欧洲的黏合度，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欧亚形成“自我循环”的经济圈，将欧洲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西亚、中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能力纳入一个体系，拉动整个欧亚经济发展。
当前全球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迁，尤其中国对外投资的兴起正在加速。“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新的趋势，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既需要克服自身经验不足的缺陷，又需要吸取其他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历史教训。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投资经验 ，导致大量投资低效甚至巨亏。国有企业构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受预算软约束痼疾影响，海外投资更多地重视国家战略导向，投资绩效考核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不能只顾投资转移产能，而忽略海外投资绩效，忽视对我国经济的可能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2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建立如下随机前沿模型来分析中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对其影响：
（1）式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模型中以i表示中国，j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其中ofdiijt表示中国对i国在t年度的直接投资存量；gdpit和gdpjt分别表示t年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两项用于度量本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国内需求水平、市场规模等因素，通常认为这两项与投资水平正相关；本文借鉴Di Mauro（2000）的方法，采用两国人均gdp对数的差值来表示两国生产要素的差异，即relend项，当变量relend系数为正值时表示两国间以垂直型投资为主，当系数为负值时表示两国间以水平型投资为主；由于运输成本不仅仅两国距离决定，还包含原油价格等因素，为更符合实际本文以双边距离和国际原油价格乘积替代不变的双边地理距离来表示距离成本，即distijt项，表示t年度中国与j国的距离，一般认为该项与投资负相关；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uijt表示投资非效率项。（2）式为投资非效率模型，本文以经济自由度指数和政府治理指数共同衡量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自由度指数越大表示东道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政府所执行的经济制度质量越高，政府治理指数越大表示东道国公共治理状况越好，其中trajt为t年度东道国贸易自由度；govjt表示t年度东道国政府开支自由度；invjt表示投资自由度；finjt表示东道国在t时的金融自由度，反映银行效率以及金融业相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的独立性；projt表示产权保障；labjt表示劳工自由；ccjt为腐败监管指数，表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程度；pvjt为政府稳定指数，表示人们对该国政府是否会被动摇或推翻的预计；vajt为民主自由权利指数，表示一国公民能够参与政府选举，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的程度。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除中国外，选取“一带一路”沿线62国2007—2015年间数据作为本文研究样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GDP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将GDP和投资数据调整为以2007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中国与各东道国距离来自CEPII，原油价格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自由度数据均来自历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腐败监管指数、政府稳定指数和民主自由权利指数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3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之后再通过Battese和Coelli（1995）一步法对非效率模型进行估计，以分析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和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与检验见表1。 根据时变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国GDP的估计弹性显著为正，说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显著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内资金规模日益雄厚，国内企业实力也在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和需求均随之增强，从而进行对外投资的动力也日益增强。根据估计弹性值，中国GDP水平提高1%，会使对外投资增长1594%，说明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东道国GDP的估计弹性显著为正，中国倾向于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一方面，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国内需求增加，市场扩大，为外资进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基建、能源等，这些项目资金需求较大，对东道国的经济水平有一定要求。两国需求水平差异的扩大也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以垂直型投资为主。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距离的估计弹性显著为负，说明距离成本的上升会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γ表示随机误差项中非效率所占的比重，结果中γ达到0.927，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η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时变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
从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并未发生改变。贸易自由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效率会得到提高，通常情况下，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会促进两国贸易，原材料、产成品在两国间流动更加顺畅，通过投资行为可以更好发挥两国比较优势。政府开支自由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东道国政府支出能力的提高可以提升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主要是由于一些投资项目涉及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东道国政府在支出方面有更大的自由权可以为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保障，有利于中国投资活动的开展。东道国投资自由度与投资非效率项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投资自由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提升，但是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道国投资自由的提高会使外资进入其市场更加便捷，导致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投资的竞争力仍然相对较弱，从而东道国投资自由度的提升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开展，国家间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以及中国企业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抑制作用逐步减弱。金融自由度与投资非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东道国银行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业的开放会对中国投资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保障和劳工自由与投资非效率负相关，但产权保障系数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有效的劳工保障制度会显著增强中国投资潜力。东道国政府腐败监管指数以及政府稳定性与投资非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稳定、高效、廉洁的东道国政府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但是民主自由权利指数与投资非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东道国民主自由程度的提高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起到抑制作用。根据实证结果还发现，东道国自由度指数回归系数普遍较低，虽然贸易自由、政府开支自由、劳工自由都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对其投资潜力，但是影响的程度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为以政府为主导，主要参与方为大型国企，在两国政府达成合作共识的情况下，导致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力度较小。
4 结论建议
本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投资非效率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2国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偏低，投资所面临的阻力整体较大，但也意味着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绩效、规模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表明：（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模式以垂直型投资为主；（2）中国以及东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高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3）距离成本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水平。投资非效率模型表明：（1）总体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会随着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上升而显著提高，但是影响程度较小；（2）东道国政府腐败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政府稳定性的提高会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但民主自由程度的提高会抑制投资效率。
由此可见，为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充分挖掘投资潜力，应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继续深化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国外延伸，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努力打造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2）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需求及时调整投资结构，合理引导在东道国各部门之间的资金投入；（3）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订立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4）由于中国对东南亚、独联体、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地区个别国家的投资效率均明显高于同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这些国家作为突破点，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扬长避短，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翟崑.突破中国崛起的周边制约[J].国际展望，2014，（2）116.
[2]高祖贵.亚洲整体性崛起及其效应[J].国际问题研究，2014，（4），921.
[3]孙兴杰.丝绸之路的地緣政治学[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4，1517.
[4]谭秀杰，周茂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312.
[5]王丽丽.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潜力探讨[J].南亚研究季刊，2006，（1），116119.
[6]徐建龙.关于挖掘青海内部投资潜力的思考[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7（2）， 7376.
[7]杨秋艳.21世纪的投资天堂——全球最具投资潜力的十大城市评选揭晓[J].中国经贸导刊，1998，（23），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