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过“良史”传统。班固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的是这种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文天祥所歌颂的良史节操,说的也是这种传统。东汉哲学家王充将这种传统高度地概括为“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至今仍被史学界所津津乐道,并被认为是写史的基本准则。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种传统被一再强调,往往是这种传统一直受到挑战或被弃置。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中谈到“直书”问题时,曾引用一首汉代民谣来说明直笔写史的不易,即“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说明从古以来,史学家能否直笔写史,多半是由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的。近代以降,尤其是当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一个政权时,史学更成为政权的服务工具,比较极端的是“文革”时期的史学界。“文革”以后,“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等等口号逐渐深入人心,虽然“曲如钩”逐渐抻直,但能“直如弦”者还是寥寥。正因为如此,张鸣新书《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就值得为人所看重。
　　晚清、民国史人物,因距今未远,与今天的历史联系比较多,故其评价问题也普遍受到关注,尤其是关乎“五四”的问题,更为人所重视。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情节,是火烧赵家楼。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宅子,烧了是爱国;痛打章宗祥,也打得好,因为他是汉奸;还有一个陆宗舆逃脱及时,没受什么损伤。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在当年被称为卖国贼,直至今天,史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张鸣怎么看?他认为,三人在“五四”成为靶子,说他们与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有关,可是,在歷史档案中,时为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的陆宗舆,与二十一条阴谋并没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讲,这三个人背上卖国恶名,实在是“被卖国”的。理由是,自晚清以来,担任外交官者,一般都难逃卖国的罪名。有道是“弱国无外交”,处在第一线的外交官,妥协就等于卖国;不妥协,又堵了国家的路。曹、章、陆三人,就这样在两难之中“被卖国”的。而他们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为政大抵还不错,甚至还有上好的表现。为官清廉,不贪污,他们三人好像都做得不错。这算是小节,不去说它,但说大节上也不亏。“五四”后,政府抓许多学生,被打得伤势很重躺在医院里的章宗祥,照理说应该是出一口恶气,可是当他清醒过来后得知学生被捕,竟然指使夫人去保学生出来。而陆宗舆呢,在和日本交涉的过程中,一把手枪不离身,并扬言说:若日本方面再行强逼,就饮弹自杀。曹汝霖的表现更好。抗战以后,这三人都留在了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曹汝霖曾是日本占领军的重点征服对象,可是他坚决拒绝。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可是当年比他们三人名声好的一些政客诸如王克敏之流,却不是“被卖国”的。
　　张鸣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误打误撞地走进历史研究圈。与圈内研究者相比,不在此山中,张鸣就少了一些人为的局限,而多了一些洒脱。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写学术论著也好,还是写随笔也好,其实每一个大的、小的故事都会有一些问题逼着我、追着我,我就会想怎么把它归纳出来。”在这个归纳的过程中,“直如弦”就成为一个令读者钦佩的大看点。★《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张鸣 主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定价:29.8元
　　
　　《欧洲醉行》
　　余泽民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定价:46元
　　 作者自称是一位不沉迷于酒,但知酒、懂酒、爱酒的“酒徒”,他周游欧洲列国,左手举杯,右手执笔,挥洒出一部芳香四溢的“欧洲酒书”。
　　
　　《中国男》
　　余世存 著
　　九州出版社
　　定价:30元
　　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东……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一脉文心》
　　陈乐民著
　　三联书店
　　定价:39元
　　女儿眼里,陈乐民西化得很,法语地道,英语流利,喜欢吃牛排、干酪;但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书画和文章,透着浓浓的中国文人气息。
　　
　　《我和父亲季羡林》
　　季承 著
　　新星出版社
　　定价:32元
　　一代国学大师生前身后的种种因当事人的远去变得扑朔迷离,大师之子终于开口,整理大师遗物,追忆往昔恩怨。
　　
　　《浩瀚大洋是赌场》
　　俞天任 著
　　语文出版社
　　定价:52元
　　日本帝国海军,从建立初期到令全世界瞩目不过用了四十年时间,又经过近四十年,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一笔有正有负的遗产,日本战后的复苏要归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