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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1月9日，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英国利兹去世。这位世界顶级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大师，自从1971年到英国生活之后，一直屈居于利兹大学这样一所相对不够知名的院校。这样的一种姿态和行为，或许也算得上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对于科层制和现代性的反抗。
作为一位极度高产的学者，鲍曼一生出版了57本书和一百多篇文章，关注领域包括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消费社会和现代社会里的道德伦理。而这些主题，几乎都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之中有所反映。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要理解和进入鲍曼庞大的思想体系，《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中文版，译者：杨渝东、史建华）当是首选之作。
反犹主义的起源
《现代性与大屠杀》探讨的是二战时期纳粹针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的发生根源与发生机制。鲍曼首先对西方历史上反犹主义的由来与发展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根据他的记述，犹太人在欧洲，一直作为基督教的他者而存在，而伴随着欧洲各国由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引发的单一制民族主义转向，犹太人的这种他者身份，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越发强烈。生活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由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一直处于“无民族的民族”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他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只能作为“永恒的边际人”而存在。
与民族国家转向相应而生的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犹太人由于其善于经商的特质，往往能跃居所在国经济结构的中上层位置。正基于此，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平民大众反资本主义的冲击目标。实际上，对于犹太人逐利的反感与抵制，在西方社会里由来已久。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里，对于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厌恶、仇視与丑化，就很能反映当时西方民众对于犹太人的负面态度。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鲍曼在这本书里面，也对反犹主义的思想史做了上述梳理，但他显然不认为，这种反犹主义是造成大屠杀的根本原因。他在书的开端，就质疑了对于大屠杀的两种错误看待方式，一是将其仅仅视为针对犹太人的事件，一是将其视为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鲍曼发出的诘问是：大屠杀究竟是现代性语境下一种极端性的失败现象，还是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由这样的命题，鲍曼引发出对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在他看来，现代性所带来的发达科层制和现代科学技术，让大规模的组织与实施大屠杀成为可能；而科学技术和官僚体制带来的道德中立化状态，又让每一个身处屠杀行为之中的个人获得了道德豁免权；现代性让大屠杀的实施者采取园丁式的方式，改造和设计社会生态成为可能，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与受害者，在面对庞大体制时的无力感，进而转向妥协与合作，也让大屠杀的发生畅通无阻。一言以蔽之：大屠杀的发生，根本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直接产物。
“施行职责”的恶人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扉页上，鲍曼引用了英国著名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作者）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兰，你的英格兰》里的一段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施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利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由此可见，鲍曼对于现代性造成的罪恶体制化和个人道德豁免的描述与分析，很大程度上，跟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有共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是亲身经历和见证过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如果说阿伦特从女性视角出发，提出的“平庸之恶”，对于身处体制之中作恶而浑然不觉的个体，有一种更多成分的同情与理解的话，那么鲍曼对于这种现象，则明显更加秉承强烈的批判态度。
鲍曼与阿伦特
鲍曼与阿伦特之间的立场差异，除了性别因素的原因之外，或许也跟其个人经历有着直接关系。阿伦特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在纳粹统治德国之前衣食无忧，即便因为希特勒的上台而被迫流亡美国，但由于其跟海德格尔的恋情，阿伦特对于自己的故乡和思想的发源地德国，始终带有一种无法舍弃的温情。到美国生活后，阿伦特更是凭借其才华，迅速跻身于美国的主流学术体制和上层社会之中。因而阿伦特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仅限于其相对极端的状态—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而并未对现代性笼罩下的整个西方社会，产生足够的反思。
鲍曼则不同，他出生于波兰的贫苦犹太人家庭，自己的青春期和中年时光里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在苏联、波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度过的。尽管其在波兰的军队和高校任教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诸多弊端也多有批判，但终其一生，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的影响从未中断。
到英国生活之后，鲍曼也并没有像很多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的学者、作家一样，转身化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鼓吹者，而是继续秉承其批判立场，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消费社会对人的种种异化。他始终身居利兹大学，无法更进一步，进入英国的顶级学术机制，本身就是鲍曼“他者”身份的一种最好的证明。
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出版于1989年。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也是对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随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一种批判与回应。时间又过去了将近 30年。历史真的像福山当年所说的那样终结了吗？就连今天的福山，也不再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只要发生在完备制度与发达文明之下的奴役、压制、规训与毁灭行为没有终结，那么鲍曼的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永远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今天再来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我想至少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有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鲍曼对于现代科层制造成的人的异化，能让我们对于现代性浸淫下的医疗、教育、行政领域的种种问题，产生深切的反思。在高度发达的科层制体系下，个体被异化为一个只能执行层级指示的“螺丝钉”，在一种高度繁忙和体系化的工作流程驱动下，人的服务对象有沦为物理意义上的工具的可能性。无论是对于人文精神的重新倡导，还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写进政府的执政方针，都是对于鲍曼所批判的这种现代性的弊端的一种修正与纠偏。
其次，在如今的各种历史叙事当中，那种完全淹没个体的宏大叙事方式，尽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但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见叙事的一种通用路径。无论是历史学界最近二三十年里的社会史、文化史、突出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路径转向，还是从学界到民间自发进行口述史写作的种种举动，抑或是网络自媒体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去中心化的私人叙事与写作，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鲍曼所言的现代性对于个体的扭曲和异化，从长远来看，并非是无解的命题。
最后，鲍曼对于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于制度决定主义的迷信。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赖于相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有其路径依赖和路径制约。如果一昧地相信和推崇某种制度，也会造成因鲍曼所言的“道德的中立化”和“道德豁免”，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今执政者在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之后，又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并强调两者之间的结合，这无疑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的。
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鲍曼无论是身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坚守不变的独立性与批判立场，其永远秉持的他者和第三方立场，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鲍曼的思考与发声，一直能够做到与自我身份和利益的相对隔离。尽管自己是一位犹太人，并且因为反犹主义而离开波兰，但鲍曼并没有因此就把自己视为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相反，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里，他对于犹太人里受害者的妥协，以及与纳粹当局的合作甚至献媚，都有着直言不讳的揭露与分析。
作为一位极度高产的学者，鲍曼一生出版了57本书和一百多篇文章，关注领域包括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消费社会和现代社会里的道德伦理。而这些主题，几乎都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之中有所反映。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要理解和进入鲍曼庞大的思想体系，《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中文版，译者：杨渝东、史建华）当是首选之作。
反犹主义的起源
《现代性与大屠杀》探讨的是二战时期纳粹针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的发生根源与发生机制。鲍曼首先对西方历史上反犹主义的由来与发展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根据他的记述，犹太人在欧洲，一直作为基督教的他者而存在，而伴随着欧洲各国由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引发的单一制民族主义转向，犹太人的这种他者身份，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越发强烈。生活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由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一直处于“无民族的民族”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他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只能作为“永恒的边际人”而存在。
与民族国家转向相应而生的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犹太人由于其善于经商的特质，往往能跃居所在国经济结构的中上层位置。正基于此，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平民大众反资本主义的冲击目标。实际上，对于犹太人逐利的反感与抵制，在西方社会里由来已久。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里，对于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厌恶、仇視与丑化，就很能反映当时西方民众对于犹太人的负面态度。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鲍曼在这本书里面，也对反犹主义的思想史做了上述梳理，但他显然不认为，这种反犹主义是造成大屠杀的根本原因。他在书的开端，就质疑了对于大屠杀的两种错误看待方式，一是将其仅仅视为针对犹太人的事件，一是将其视为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鲍曼发出的诘问是：大屠杀究竟是现代性语境下一种极端性的失败现象，还是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由这样的命题，鲍曼引发出对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在他看来，现代性所带来的发达科层制和现代科学技术，让大规模的组织与实施大屠杀成为可能；而科学技术和官僚体制带来的道德中立化状态，又让每一个身处屠杀行为之中的个人获得了道德豁免权；现代性让大屠杀的实施者采取园丁式的方式，改造和设计社会生态成为可能，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与受害者，在面对庞大体制时的无力感，进而转向妥协与合作，也让大屠杀的发生畅通无阻。一言以蔽之：大屠杀的发生，根本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直接产物。
“施行职责”的恶人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扉页上，鲍曼引用了英国著名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作者）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兰，你的英格兰》里的一段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施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利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由此可见，鲍曼对于现代性造成的罪恶体制化和个人道德豁免的描述与分析，很大程度上，跟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有共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是亲身经历和见证过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如果说阿伦特从女性视角出发，提出的“平庸之恶”，对于身处体制之中作恶而浑然不觉的个体，有一种更多成分的同情与理解的话，那么鲍曼对于这种现象，则明显更加秉承强烈的批判态度。
鲍曼与阿伦特
鲍曼与阿伦特之间的立场差异，除了性别因素的原因之外，或许也跟其个人经历有着直接关系。阿伦特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在纳粹统治德国之前衣食无忧，即便因为希特勒的上台而被迫流亡美国，但由于其跟海德格尔的恋情，阿伦特对于自己的故乡和思想的发源地德国，始终带有一种无法舍弃的温情。到美国生活后，阿伦特更是凭借其才华，迅速跻身于美国的主流学术体制和上层社会之中。因而阿伦特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仅限于其相对极端的状态—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而并未对现代性笼罩下的整个西方社会，产生足够的反思。
鲍曼则不同，他出生于波兰的贫苦犹太人家庭，自己的青春期和中年时光里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在苏联、波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度过的。尽管其在波兰的军队和高校任教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诸多弊端也多有批判，但终其一生，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的影响从未中断。
到英国生活之后，鲍曼也并没有像很多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的学者、作家一样，转身化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鼓吹者，而是继续秉承其批判立场，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消费社会对人的种种异化。他始终身居利兹大学，无法更进一步，进入英国的顶级学术机制，本身就是鲍曼“他者”身份的一种最好的证明。
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出版于1989年。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也是对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随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一种批判与回应。时间又过去了将近 30年。历史真的像福山当年所说的那样终结了吗？就连今天的福山，也不再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只要发生在完备制度与发达文明之下的奴役、压制、规训与毁灭行为没有终结，那么鲍曼的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永远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今天再来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我想至少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有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鲍曼对于现代科层制造成的人的异化，能让我们对于现代性浸淫下的医疗、教育、行政领域的种种问题，产生深切的反思。在高度发达的科层制体系下，个体被异化为一个只能执行层级指示的“螺丝钉”，在一种高度繁忙和体系化的工作流程驱动下，人的服务对象有沦为物理意义上的工具的可能性。无论是对于人文精神的重新倡导，还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写进政府的执政方针，都是对于鲍曼所批判的这种现代性的弊端的一种修正与纠偏。
其次，在如今的各种历史叙事当中，那种完全淹没个体的宏大叙事方式，尽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但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见叙事的一种通用路径。无论是历史学界最近二三十年里的社会史、文化史、突出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路径转向，还是从学界到民间自发进行口述史写作的种种举动，抑或是网络自媒体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去中心化的私人叙事与写作，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鲍曼所言的现代性对于个体的扭曲和异化，从长远来看，并非是无解的命题。
最后，鲍曼对于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于制度决定主义的迷信。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赖于相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有其路径依赖和路径制约。如果一昧地相信和推崇某种制度，也会造成因鲍曼所言的“道德的中立化”和“道德豁免”，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今执政者在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之后，又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并强调两者之间的结合，这无疑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的。
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鲍曼无论是身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坚守不变的独立性与批判立场，其永远秉持的他者和第三方立场，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鲍曼的思考与发声，一直能够做到与自我身份和利益的相对隔离。尽管自己是一位犹太人，并且因为反犹主义而离开波兰，但鲍曼并没有因此就把自己视为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相反，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里，他对于犹太人里受害者的妥协，以及与纳粹当局的合作甚至献媚，都有着直言不讳的揭露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