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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晚明时期，李贽针对当时“假道学”的社会氛围，提倡要以“童心”，即“人最初一念之本心”表现真性情。当代西方，海德格尔针对技术理性日益膨胀的社会状况，提出艺术作品要表现“本真的存在”，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二者都强调人的不受外界因素制约的真性情。本文试从艺术来源、特点、尺度和功用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寻求精神上的共通性，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童心说；本真的此在；诗意的栖居
中国晚明时期，李贽针对当时“假道学”的社会氛围，提倡要以“童心”，即“人最初一念之本心”表现真性情。当代西方，海德格尔针对技术理性日益膨胀的社会现况，提出艺术作品要表现“本真的存在”，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李贽和海德格尔二者都强调回到人的原初本真状态，强调人不受外界因素制约的真性情。
一、理论比较
比较二者的艺术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 从艺术的来源来看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在李贽看来，是指“真心”，是与障蔽童心的“闻见道理”相对立的“人最初一念之本心”。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为童心之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他又论述了童心为什么随着成长而丧失。“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进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在以上的论说中，李贽对“童心”所做的最简洁的规定就是“童心即真心”，是与一切障蔽童心的“闻见道理”相对立的，是与“瞒和骗”的假道学氛围相对立的。因此要破除蒙昧主义对人心的障蔽，必须提倡恢复儿童式的纯真之心、直率之心。所以李贽认为，只有童心没有被障蔽，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来，“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不是对于现成事物的模仿，不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不是附加在物的底基之上的审美价值或美感上层建筑。是“真理自行置入”，要求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
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原是艺术，艺术是存在着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艺术创作要表现“本真的此在”。他把人的存在分为“此在”与“亲在”。“此在”又分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本真的此在”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展现个性的，未被规定的因素较多。“非本真的此在”又叫做“共在”，是平庸的、被束缚的，是失去个性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沉沦”。而艺术创作则要表现“本真的此在”，表现特立独行，展现自由个性，表现未受外在因素规定的性质，表现存在着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又是“自行置入”作品的，使读者直接感悟对象的存在，这样才能够使艺术作品本身体现出“去蔽”状态，从而直接显示存在的存在物，使自己的存在敞开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
可见，二者都强调艺术要体现对真理的感悟，都强调展现个人生存的个性与自由。都是要求以人的原初状态，以原初体验去直面对象，从而接触本质。
2. 从艺术创作的特点来看
李贽强调要表现人的独立个性，摆脱受压抑与限制的生活，强调“以自然之为美”。在李贽那里，他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由，是独立个性的展现。推崇自然的至情至性，体现人性的自然欲望。
另外，李贽所提倡的“童心”也不光是指儿童的心灵，还包括成年人的纯真之心，即成人后，依然能“绝假纯真”，依然能保持“人最初一念之本心”，敢于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或者要努力的回复到人的原初状态，努力地回复到“人之初”，“心之初”。提到这一点，就应该追溯到老子。在《道德经》中，老子曾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蠹虫不蛰，猛兽不据，攫鸟不搏。”（五十五章）。这里，老子所谓的“婴儿”、“孩”、“赤子”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人的原初状态。其实老子意在教育人不受外界的制约与诱惑，保持一个本真状态，保持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制约，一切是顺乎自然率真的。
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一切事业中最纯真无邪的”。这是因为诗要求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表现人的本真状态，表现人的特立独行的本然状态。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使艺术具有揭示存在以及存在与存在者关系的超越的品质。艺术作品有两个特征：“开启一个世界”和“推出土地”。据海德格尔，只有作品敞开的世界，作品才能使物质材料第一次现出，进入作品世界的公开场，用具制造固然也使用质料，但质料消失在效用里。相反，作品让自己的质料在作品中闪耀。同时“作品让土地作为土地存在”，因为有土地和世界抗衡，物才不至于完全消散于开放的明光中，不至于归于此在的掌握。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无使用价值，这种无用性使其遮蔽程度小，所以较容易显现存在。
总之，一个“以自然之为美”，一个以“纯真无邪”为本质，二者都强调对人的本真状态的表现，对真理的体现。
3. 从诗人的尺度来看
李贽以“童心”为尺度，即以人的真性情为尺度，而不是什么“事君、事父”的道德伦理为尺度。只有发自人类的至性至情的童心，才能够拨动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弦，才能激发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灵震撼，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度而激发最广大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颇具有启蒙意味的人文价值关怀。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中认为，“诗人以神性衡量人性，而神明者却又不可遽知”。人之为诗，则又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顺和于“那喜爱人因而需要人者”。这种“顺和之度”也决定着诗作的真赝之度。但又何时才能达到这种顺和呢？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说：“只要友爱/这纯真者仍与人心同在/人便不会不愿/用神性度测自身。”可见，只要友爱与人心同在，只要心寸仁爱，便可以用深省度测自身，便可以为诗。有此诗性，人便可以得意栖居于这片大地上。
虽然李贽侧重的是人的真性情，海德格尔侧重的是人的友爱与仁爱之心，但是二者都强调对“爱”的关注，对人性之“情”的尊重。
4. 从艺术的功用来看
李贽认为，“文章非末技”，文章是人格光辉的显现。他提倡抒发个性的文章，针对“假道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利于作家更深刻认识社会现实，从而抨击黑暗现实，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的结合体现着新文与新道的统一，正如他所言“文与道岂二事乎”，肯定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然而他所说的“道”非程朱理学之“道”，而是提倡真性情、做发自真性情之文的“道”，是抨击黑暗现实的“道”。然而对于处于专制高压下思想僵化、情感冻结的假道学家们，对世上疮痍、民间疾苦岂敢怨，岂敢表达真性情？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品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用来供鉴赏的，供人陶冶性情的东西，不是供人消遣娱乐的。艺术之变为文化的一部分是艺术的堕落。”他认为艺术作品不具有器具性，所以受制约因素少，所以更容易表现本真。正是因为如此，艺术作品又向我们呈现出以下意义：第一，表现本真。呼唤良知，召唤仁爱，呼唤“爱”与“情”的光辉。第二，救赎人类。在世界的黑夜中，诗人应该为寻求诗意的栖居地。
由此可见，李贽对文学的追求限于个人性情与社会批判，而海德格尔则为人类的生存思考焦虑，将艺术与人类的生存相联系，具有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胸襟，追求更高层次的境界。
二、精神共通性
1. 心态困境的共通性
由于二者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别，李贽所面对的是知识氛围的困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专制传统的道德教化中，假道学的背景下充满着假文假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理性的异化。海德格尔所面对的是技术理性的困境面对的是技术理性日益膨胀的社会状态，人受外界因素制约越来越多，日渐异化于技术理性。但是无论是知识的困境，还是技术理性的困境，无论是伦理理性的异化，还是技术理性的异化，都导致了二者的心态困境，对生存对艺术的思考与体悟。这这种心态的焦虑方面，二者达到了精神上的相通。
2. 文学自身规律的共通性
文学对人性的呼唤，对良知的呼唤，对真性情的推崇，要求表现本真状态，文学的这种特质是不受时空国界所阻隔的，这是文学本身的性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3. 人文关怀的共通性
通过“文学的光晕”照亮“世界黑夜”，对人文价值的追求体现了艺术家与作家的人性关怀。“文学要表现人类永久的人性”，这个真理上亘古不变的。所以在二者身上得到了体现。
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当今物质文明日益发展、工具理性日益上升的社会状况下，许多文学作品充斥着对商业价值与利益追求，文学的负载太多太重，文学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文学成为非文学，成为许多人赚钱的工具，文学的本性日渐缺失。文学本应该是人类本性诗意的表现，文学本性的失落，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失落。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已不能称之为“创作”，而应该是生产，甚至是复制。这样的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实践性品格。所以，重新倡导真情的创作，呼唤良知，铸造爱的诗意世界，这无疑对现代文学的实践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学的情感性使其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正是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因而能使其超越时空成为千古绝唱，正如《红楼梦》那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童心”的倡导，要求文学表现“本真的此在”，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成穷， 余虹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
[3]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许苏民.李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童心说；本真的此在；诗意的栖居
中国晚明时期，李贽针对当时“假道学”的社会氛围，提倡要以“童心”，即“人最初一念之本心”表现真性情。当代西方，海德格尔针对技术理性日益膨胀的社会现况，提出艺术作品要表现“本真的存在”，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李贽和海德格尔二者都强调回到人的原初本真状态，强调人不受外界因素制约的真性情。
一、理论比较
比较二者的艺术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 从艺术的来源来看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在李贽看来，是指“真心”，是与障蔽童心的“闻见道理”相对立的“人最初一念之本心”。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为童心之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他又论述了童心为什么随着成长而丧失。“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进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在以上的论说中，李贽对“童心”所做的最简洁的规定就是“童心即真心”，是与一切障蔽童心的“闻见道理”相对立的，是与“瞒和骗”的假道学氛围相对立的。因此要破除蒙昧主义对人心的障蔽，必须提倡恢复儿童式的纯真之心、直率之心。所以李贽认为，只有童心没有被障蔽，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来，“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不是对于现成事物的模仿，不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不是附加在物的底基之上的审美价值或美感上层建筑。是“真理自行置入”，要求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
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原是艺术，艺术是存在着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艺术创作要表现“本真的此在”。他把人的存在分为“此在”与“亲在”。“此在”又分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本真的此在”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展现个性的，未被规定的因素较多。“非本真的此在”又叫做“共在”，是平庸的、被束缚的，是失去个性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沉沦”。而艺术创作则要表现“本真的此在”，表现特立独行，展现自由个性，表现未受外在因素规定的性质，表现存在着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又是“自行置入”作品的，使读者直接感悟对象的存在，这样才能够使艺术作品本身体现出“去蔽”状态，从而直接显示存在的存在物，使自己的存在敞开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
可见，二者都强调艺术要体现对真理的感悟，都强调展现个人生存的个性与自由。都是要求以人的原初状态，以原初体验去直面对象，从而接触本质。
2. 从艺术创作的特点来看
李贽强调要表现人的独立个性，摆脱受压抑与限制的生活，强调“以自然之为美”。在李贽那里，他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由，是独立个性的展现。推崇自然的至情至性，体现人性的自然欲望。
另外，李贽所提倡的“童心”也不光是指儿童的心灵，还包括成年人的纯真之心，即成人后，依然能“绝假纯真”，依然能保持“人最初一念之本心”，敢于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或者要努力的回复到人的原初状态，努力地回复到“人之初”，“心之初”。提到这一点，就应该追溯到老子。在《道德经》中，老子曾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蠹虫不蛰，猛兽不据，攫鸟不搏。”（五十五章）。这里，老子所谓的“婴儿”、“孩”、“赤子”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人的原初状态。其实老子意在教育人不受外界的制约与诱惑，保持一个本真状态，保持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制约，一切是顺乎自然率真的。
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一切事业中最纯真无邪的”。这是因为诗要求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表现人的本真状态，表现人的特立独行的本然状态。以本真的此在状态去创造艺术，使艺术具有揭示存在以及存在与存在者关系的超越的品质。艺术作品有两个特征：“开启一个世界”和“推出土地”。据海德格尔，只有作品敞开的世界，作品才能使物质材料第一次现出，进入作品世界的公开场，用具制造固然也使用质料，但质料消失在效用里。相反，作品让自己的质料在作品中闪耀。同时“作品让土地作为土地存在”，因为有土地和世界抗衡，物才不至于完全消散于开放的明光中，不至于归于此在的掌握。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无使用价值，这种无用性使其遮蔽程度小，所以较容易显现存在。
总之，一个“以自然之为美”，一个以“纯真无邪”为本质，二者都强调对人的本真状态的表现，对真理的体现。
3. 从诗人的尺度来看
李贽以“童心”为尺度，即以人的真性情为尺度，而不是什么“事君、事父”的道德伦理为尺度。只有发自人类的至性至情的童心，才能够拨动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弦，才能激发一切时代的人们的心灵震撼，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度而激发最广大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颇具有启蒙意味的人文价值关怀。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中认为，“诗人以神性衡量人性，而神明者却又不可遽知”。人之为诗，则又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顺和于“那喜爱人因而需要人者”。这种“顺和之度”也决定着诗作的真赝之度。但又何时才能达到这种顺和呢？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说：“只要友爱/这纯真者仍与人心同在/人便不会不愿/用神性度测自身。”可见，只要友爱与人心同在，只要心寸仁爱，便可以用深省度测自身，便可以为诗。有此诗性，人便可以得意栖居于这片大地上。
虽然李贽侧重的是人的真性情，海德格尔侧重的是人的友爱与仁爱之心，但是二者都强调对“爱”的关注，对人性之“情”的尊重。
4. 从艺术的功用来看
李贽认为，“文章非末技”，文章是人格光辉的显现。他提倡抒发个性的文章，针对“假道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利于作家更深刻认识社会现实，从而抨击黑暗现实，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的结合体现着新文与新道的统一，正如他所言“文与道岂二事乎”，肯定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然而他所说的“道”非程朱理学之“道”，而是提倡真性情、做发自真性情之文的“道”，是抨击黑暗现实的“道”。然而对于处于专制高压下思想僵化、情感冻结的假道学家们，对世上疮痍、民间疾苦岂敢怨，岂敢表达真性情？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品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用来供鉴赏的，供人陶冶性情的东西，不是供人消遣娱乐的。艺术之变为文化的一部分是艺术的堕落。”他认为艺术作品不具有器具性，所以受制约因素少，所以更容易表现本真。正是因为如此，艺术作品又向我们呈现出以下意义：第一，表现本真。呼唤良知，召唤仁爱，呼唤“爱”与“情”的光辉。第二，救赎人类。在世界的黑夜中，诗人应该为寻求诗意的栖居地。
由此可见，李贽对文学的追求限于个人性情与社会批判，而海德格尔则为人类的生存思考焦虑，将艺术与人类的生存相联系，具有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胸襟，追求更高层次的境界。
二、精神共通性
1. 心态困境的共通性
由于二者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别，李贽所面对的是知识氛围的困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专制传统的道德教化中，假道学的背景下充满着假文假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理性的异化。海德格尔所面对的是技术理性的困境面对的是技术理性日益膨胀的社会状态，人受外界因素制约越来越多，日渐异化于技术理性。但是无论是知识的困境，还是技术理性的困境，无论是伦理理性的异化，还是技术理性的异化，都导致了二者的心态困境，对生存对艺术的思考与体悟。这这种心态的焦虑方面，二者达到了精神上的相通。
2. 文学自身规律的共通性
文学对人性的呼唤，对良知的呼唤，对真性情的推崇，要求表现本真状态，文学的这种特质是不受时空国界所阻隔的，这是文学本身的性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3. 人文关怀的共通性
通过“文学的光晕”照亮“世界黑夜”，对人文价值的追求体现了艺术家与作家的人性关怀。“文学要表现人类永久的人性”，这个真理上亘古不变的。所以在二者身上得到了体现。
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当今物质文明日益发展、工具理性日益上升的社会状况下，许多文学作品充斥着对商业价值与利益追求，文学的负载太多太重，文学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文学成为非文学，成为许多人赚钱的工具，文学的本性日渐缺失。文学本应该是人类本性诗意的表现，文学本性的失落，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失落。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已不能称之为“创作”，而应该是生产，甚至是复制。这样的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实践性品格。所以，重新倡导真情的创作，呼唤良知，铸造爱的诗意世界，这无疑对现代文学的实践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学的情感性使其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正是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因而能使其超越时空成为千古绝唱，正如《红楼梦》那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童心”的倡导，要求文学表现“本真的此在”，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成穷， 余虹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
[3]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许苏民.李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