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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安托万·布德尔是与罗丹同时代的又一位伟大的法国雕塑家，他的艺术表达了对英雄史诗般恢宏的人之精神的歌颂，我们从他的雕塑作品中体验着悲壮、凝滞和壮美，这是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对崇高伟大精神赞美的又一例证。本文以流畅的文笔带我们走进了布德尔的雕塑世界，一睹其英雄交响般的重奏。
自初访巴黎至今的十多年间，我数次参观罗丹博物馆，那诗性的浪漫和对人间悲欣的深刻刻画，那分析、捏塑、追求外形起伏变化的风格使得罗丹环宇知名，观者如潮。而同时代的小罗丹，21岁的伟大雕塑家布德尔(Bottrdelle Emicle Antoine 1861—1929年)的博物馆却门庭冷落。这对于寥寥无几的参观者而言则有更多的时空静观。布德尔博物馆坐落于以布德尔名字命名的街区，远看，那雕塑的马之风格，一眼便知是布德尔的符号，具有永恒的美的超个人品质。其综合的、建造的、追求形体内在结构的特征，立即让人从罗丹室内光的微妙形体感悟中迈向广阔、庄严的神圣领地，是英雄史诗般恢宏的体验!
如果说罗丹的作品是以表现人性的奥妙引人入胜，步步亲近的话，那么布德尔的作品则是以颂扬悲壮而令人仰观、省察。罗丹手心相印的流痕让人在泥泞崎岖的求索中步入险峻与神妙，布德尔则使人仿佛于横断山脉的攀登中体验雄宽与厚重。不可否认的是罗丹的流动、奔涌和优美符合更多人的释读与审美，布德尔的凝滞与冷峻和壮美往往和寡。布德尔的作品成功取决于三点：其一，希望直入主题而避免细枝末节及偶然性；其二，尽可能放大充盈外形尺寸以达到所欲表达之意境；其三，张扬生命活力、弘扬人性而不流于装饰。这作为长期以雕塑工人身份为罗丹工作的布德尔而言，确定是在艺术上令人叹服的建树。他深度的艺术追求和造型理念不仅在1910年使他获得首度成功的作品《拉弓的赫拉克勒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在他自1888年始至1929年41年间所作的76件系列贝多芬雕像中有所探索，可见其用心是在不断地锤炼这种艺术语言的纯粹性，表达内心与贝多芬英雄性相一致的那种傲桀刚烈的个性。哲学追求一个存在意义，文学追求由故事而生发的人生境界，音乐通过旋律表现灵魂的震荡。而作为造型艺术要把这意义、境界、震荡塑造成一个存在的形象，这正是布德尔在雕塑史上所立的坐标。他与贝多芬艺术的遭遇，是以雕塑而进行的与音乐的无数次对话，这正是他在形体的塑造中感应到悲壮、雄浑与“形”的必然联系。贝多芬的存在宣告了音乐不再是供人休闲的娱乐工具，而是有崇高理想的不朽大业。他醉心于诵读和研究古代神话、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学。这正与布德尔相契合。一个雕塑家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在精神深处相近似的表现对象，是何等之得心!布德尔出生于贫困家庭，父亲是细木工匠，15岁时由市政府资助到图鲁兹美术学校学习，8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巴黎国立文学美术学校”，后反抗学院式的刻板教育，在曼恩芭安顿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喜欢收藏神话题材的雕塑陶艺，收藏古希腊的雕刻和瓶画，尤喜东方佛教雕塑。
谈到布德尔的贝多芬雕像，有必要略述一下贝多芬的背景情况，贝多芬11岁辍学，19岁以后担起全家生活的经济负担，27岁时，他患耳聋病，但与病魔抗争，于33岁时完成《英雄交响曲》进入成熟期，尔后贝多芬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他后半生30年生涯的耳聋状态中创作的。在他38岁至42岁间，欧洲陷入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贝多芬经历着4年的危机。他的自信和坚定被失望和动摇所袭扰，创作上的英雄风格向抒情风格转变。他复杂的思想产生了风格的变化，英雄的、悲剧的、抒情的、浪漫的……所形成波澜壮阔的交响，决定了布德尔创作贝多芬必然是一个富于深刻性的塑造。布德尔1888年开始了一系列贝多芬的雕刻和素描，继而终生不辍。他在1888年和1891年间制作了6件贝多芬肖像，手法写实但具表现性，风格日趋受罗丹的影响。当1901年和1910年间回到这个题材时，他逐渐扬弃罗丹风格。如作于1903年的《支头的贝多芬》以大块的黏土构成，与罗丹式的捏塑手法迥异，这种形式美感属性后来在其他胸像中更得到充分发挥。而在1924年和1929年间创作的最后一组贝多芬，其捏塑手法又转回到写实风格，与1908年至1910年间所作似乎无甚差异。可见，布德尔的创作历程有着起伏跌宕的曲线。他每次听过贝多芬作品的音乐总要重作一次雕塑。眼睛下垂或紧闭，或圆睁，头发蓬松中透出逆风的劲健，扭曲的肌体回旋的是一个悲剧的重响!一个伟大的人物恰如一座巨峰，在不同的光照之下呈现出不同的阴阳向背，展现出其不同的光辉。雕塑的凝固性决定了它所受的限制，而限制则产生力量。布德尔接受了这种限制，在个体造型中把握“限制”的特性，尽大可能地发挥了“限制”的语言极限，使得雕塑在有限的空间体积中产生精神辐射的核量。同时，他也勇敢地突破“限制”，以自身生命的每一个感受塑造贝多芬不同时期所承载的悲剧意识、英雄情怀。其实，贝多芬雕像这一主题的循环与递进也铸就了音乐和雕塑——灵动的与凝固的，这一矛盾统一的结合体在布德尔的艺术轨迹和贝多芬相似的精神驱动下融渗互化，达到了形、神、韵、气的高度统一。熊秉明先生于60年前便指出中国需要像布德尔的粗犷、矫健之风格。认为他的技法能供我们借鉴。古老民族需要一种新的野性，我们本有的雄伟磅礴的气魄可以借他雕刻观念收聚凝炼起来。布德尔造型中的英雄主义恰是荡涤中国明清以降阴柔之风的促进剂，也是我们遥接秦汉雄威的外部因素。迈上布德尔博物馆的顶层是一组贝多芬的雕像。它恰似一个广袤而深远的精神高地，起伏连绵，在这里可以找到莎士比亚、席勒、歌德、莫扎特、海顿的光影……它通过一个艺术家的劳动礼赞了另一位艺术家的灵魂。再走进奥赛博物馆那顶光下布德尔的贝多芬头像，诠释了宗教的神圣与艺术的悲情……
在我的视线里，贝多芬、布德尔的轮廓线渐渐模糊；
在我的听觉里，金属的铿锵皆成英雄交响!
自初访巴黎至今的十多年间，我数次参观罗丹博物馆，那诗性的浪漫和对人间悲欣的深刻刻画，那分析、捏塑、追求外形起伏变化的风格使得罗丹环宇知名，观者如潮。而同时代的小罗丹，21岁的伟大雕塑家布德尔(Bottrdelle Emicle Antoine 1861—1929年)的博物馆却门庭冷落。这对于寥寥无几的参观者而言则有更多的时空静观。布德尔博物馆坐落于以布德尔名字命名的街区，远看，那雕塑的马之风格，一眼便知是布德尔的符号，具有永恒的美的超个人品质。其综合的、建造的、追求形体内在结构的特征，立即让人从罗丹室内光的微妙形体感悟中迈向广阔、庄严的神圣领地，是英雄史诗般恢宏的体验!
如果说罗丹的作品是以表现人性的奥妙引人入胜，步步亲近的话，那么布德尔的作品则是以颂扬悲壮而令人仰观、省察。罗丹手心相印的流痕让人在泥泞崎岖的求索中步入险峻与神妙，布德尔则使人仿佛于横断山脉的攀登中体验雄宽与厚重。不可否认的是罗丹的流动、奔涌和优美符合更多人的释读与审美，布德尔的凝滞与冷峻和壮美往往和寡。布德尔的作品成功取决于三点：其一，希望直入主题而避免细枝末节及偶然性；其二，尽可能放大充盈外形尺寸以达到所欲表达之意境；其三，张扬生命活力、弘扬人性而不流于装饰。这作为长期以雕塑工人身份为罗丹工作的布德尔而言，确定是在艺术上令人叹服的建树。他深度的艺术追求和造型理念不仅在1910年使他获得首度成功的作品《拉弓的赫拉克勒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在他自1888年始至1929年41年间所作的76件系列贝多芬雕像中有所探索，可见其用心是在不断地锤炼这种艺术语言的纯粹性，表达内心与贝多芬英雄性相一致的那种傲桀刚烈的个性。哲学追求一个存在意义，文学追求由故事而生发的人生境界，音乐通过旋律表现灵魂的震荡。而作为造型艺术要把这意义、境界、震荡塑造成一个存在的形象，这正是布德尔在雕塑史上所立的坐标。他与贝多芬艺术的遭遇，是以雕塑而进行的与音乐的无数次对话，这正是他在形体的塑造中感应到悲壮、雄浑与“形”的必然联系。贝多芬的存在宣告了音乐不再是供人休闲的娱乐工具，而是有崇高理想的不朽大业。他醉心于诵读和研究古代神话、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学。这正与布德尔相契合。一个雕塑家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在精神深处相近似的表现对象，是何等之得心!布德尔出生于贫困家庭，父亲是细木工匠，15岁时由市政府资助到图鲁兹美术学校学习，8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巴黎国立文学美术学校”，后反抗学院式的刻板教育，在曼恩芭安顿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喜欢收藏神话题材的雕塑陶艺，收藏古希腊的雕刻和瓶画，尤喜东方佛教雕塑。
谈到布德尔的贝多芬雕像，有必要略述一下贝多芬的背景情况，贝多芬11岁辍学，19岁以后担起全家生活的经济负担，27岁时，他患耳聋病，但与病魔抗争，于33岁时完成《英雄交响曲》进入成熟期，尔后贝多芬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他后半生30年生涯的耳聋状态中创作的。在他38岁至42岁间，欧洲陷入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贝多芬经历着4年的危机。他的自信和坚定被失望和动摇所袭扰，创作上的英雄风格向抒情风格转变。他复杂的思想产生了风格的变化，英雄的、悲剧的、抒情的、浪漫的……所形成波澜壮阔的交响，决定了布德尔创作贝多芬必然是一个富于深刻性的塑造。布德尔1888年开始了一系列贝多芬的雕刻和素描，继而终生不辍。他在1888年和1891年间制作了6件贝多芬肖像，手法写实但具表现性，风格日趋受罗丹的影响。当1901年和1910年间回到这个题材时，他逐渐扬弃罗丹风格。如作于1903年的《支头的贝多芬》以大块的黏土构成，与罗丹式的捏塑手法迥异，这种形式美感属性后来在其他胸像中更得到充分发挥。而在1924年和1929年间创作的最后一组贝多芬，其捏塑手法又转回到写实风格，与1908年至1910年间所作似乎无甚差异。可见，布德尔的创作历程有着起伏跌宕的曲线。他每次听过贝多芬作品的音乐总要重作一次雕塑。眼睛下垂或紧闭，或圆睁，头发蓬松中透出逆风的劲健，扭曲的肌体回旋的是一个悲剧的重响!一个伟大的人物恰如一座巨峰，在不同的光照之下呈现出不同的阴阳向背，展现出其不同的光辉。雕塑的凝固性决定了它所受的限制，而限制则产生力量。布德尔接受了这种限制，在个体造型中把握“限制”的特性，尽大可能地发挥了“限制”的语言极限，使得雕塑在有限的空间体积中产生精神辐射的核量。同时，他也勇敢地突破“限制”，以自身生命的每一个感受塑造贝多芬不同时期所承载的悲剧意识、英雄情怀。其实，贝多芬雕像这一主题的循环与递进也铸就了音乐和雕塑——灵动的与凝固的，这一矛盾统一的结合体在布德尔的艺术轨迹和贝多芬相似的精神驱动下融渗互化，达到了形、神、韵、气的高度统一。熊秉明先生于60年前便指出中国需要像布德尔的粗犷、矫健之风格。认为他的技法能供我们借鉴。古老民族需要一种新的野性，我们本有的雄伟磅礴的气魄可以借他雕刻观念收聚凝炼起来。布德尔造型中的英雄主义恰是荡涤中国明清以降阴柔之风的促进剂，也是我们遥接秦汉雄威的外部因素。迈上布德尔博物馆的顶层是一组贝多芬的雕像。它恰似一个广袤而深远的精神高地，起伏连绵，在这里可以找到莎士比亚、席勒、歌德、莫扎特、海顿的光影……它通过一个艺术家的劳动礼赞了另一位艺术家的灵魂。再走进奥赛博物馆那顶光下布德尔的贝多芬头像，诠释了宗教的神圣与艺术的悲情……
在我的视线里，贝多芬、布德尔的轮廓线渐渐模糊；
在我的听觉里，金属的铿锵皆成英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