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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0日,伊拉克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处遭无人驾驶飞机袭击身亡。前不久,伊朗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遇刺身亡。尽管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此次袭击,但伊朗方面认为,此次袭击由以色列策划实施,并指控幕后有美国身影。一时间,“美伊对峙下的中东局势”再度“刷屏”,与2020年伊始美军袭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事件形成“血色呼应”。
2020年成为中东格局与秩序深度重构的一年,地区局势虽在部分时间和部分区域稍有缓和,但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仍深度困扰各方,中东仍在命运抉择的路口徘徊。
一方面,受美国大选年影响,特朗普在中东频刷“存在感”,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核心变量,美国中东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在区域侧重上,将军力重点部署在海湾地区,强化对海湾战略要道的控制;在武力运用上,愈加热衷用智能武器对敌“定点清除”,以节约动武成本,管控政治风险。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短期内“撮合”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既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塑造力和对地区盟友的整合力仍不容小觑,也反映出地区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愿望不减反增。
法赫里扎德遇刺表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愈发难以按捺对伊朗“先下手为强”的冲动,这有可能让地区反伊朗势力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提高拜登政府对伊朗实施“新政”的门槛。这反映出美国在中东“撤而不离”的长期战略趋势,以及中东各主要国家间地缘争夺“阵营化”对抗趋势的加强。
另一方面,域外大国干预中东的能力与意愿总体而言均有一定减弱。美国大选一度牵扯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精力,疫情引爆美国新的经济金融危机,社会撕裂加剧,美国对中东等地区干预有些力不从心;俄罗斯国内防疫形势仍很严峻,油價低位徘徊导致俄财政状况恶化,纳卡冲突等迫使俄方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来应付周边安全挑战,难以在中东耗费过多。
域外大国干预力度相对减弱,客观上使中东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松绑”,这有助于地区国家增强政策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不受控制和约束地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应对安全威胁的几率。
当前,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正从传统的“阿以冲突”转向“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即美国主导下的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土耳其领衔的力量,正成为中东地缘博弈新主线。
首先,伊朗与地区反伊朗势力的战略僵持加重。一段时期以来,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地区反伊势力围绕“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包围与反包围,成为中东地缘争夺主要矛盾之一。经过长期缠斗,双方均显疲态,陷入战略僵持状态。在全面对抗代价过高的情况下,地区反伊势力愈发热衷于采取“非对称”手段来打击伊朗。
法赫里扎德遇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暗杀手法正由一种过去被人们视为“非常规”的极端手段,变成现在反伊势力打击伊朗的“惯用套路”。
其次,在地区强国纷纷收缩地区战线的背景下,土耳其的行为显得格外高调:在叙利亚构筑“安全区”,争分“战果”;在东地中海“科考”、“勘探”,做实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海上划界协议的法律效力;强化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助力政府军大举反攻。
再次,“代理人冲突”持续影响地区和平。近来,中东代理人较量出现新变化,对地区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阿以关系演变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国家政治与外交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本土主义”、“本国主义”正超越“泛阿主义”,成为各国新的“政治正确”。不过,虽然巴勒斯坦问题会被“淡化”,但不会被“淡忘”。特别是其“道义属性”仍能左右阿拉伯国家的民心向背,各国与以色列的走近实属“官热民冷”。这是中东“冷和平”的最典型注脚。
总体来看,中东各国虽均希望避战求安,但受制于互信水平有限,各国、各阵营间难以达到“热和平”的程度,仅仅是出于争斗疲态愈显、国力日益不支等原因,被迫与对手寻求某种新的共存模式,达成一定程度的“冷和平”。“零和博弈”思维盛行使得中东地缘冲突对抗没有实质性缓解,解决问题的固有逻辑与范式未变,“冷和平”恐成中东局势新常态。
疫情蔓延与油价暴跌重创中东经济,各国经济多元化转型更加困难。从历史经验看,低油价非但不能成为中东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拖累此进程的阻力剂。此外,富裕产油国资本外流和财政困难,不仅使本国食利型高福利社会模式难以为继,还会因“囊中羞涩”而难以向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进行财援,富裕产油国也难以寄望用传统“拿钱买稳定”、“砸钱掩矛盾”的办法维持本国和地区的表面稳定。
中东民粹主义持续发酵,各国追求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路漫漫。疫情肆虐、经济滑坡、粮食减产及供应中断等,诱发中东新一轮民粹主义,给各国转型和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
极端主义势力“借疫还魂”,冲击中东地区安全。疫情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在中东全线反攻的机遇窗口,他们大肆渲染所谓“真主惩罚论”,煽动民众对各国政府、不同教派和其他国家的仇恨。“伊斯兰国”还同“基地”组织等原先存在竞争关系的极端组织势力建立某种战略性合作关系,收编这些组织骨干力量充实自身队伍,力图“合流”。
难民恐将成激化中东国家内部矛盾的“灰犀牛”。难民处于中东各国卫生体系的盲区,生活条件恶劣,防疫物资匮乏,更易加剧病毒传播。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中有近50万难民缺少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国际资金援助实际到位率不足30%。利比亚国内难民超20万,众多医疗机构和设施遭战火破坏,抗疫形势危急。
尽管存在种种艰难挑战,中东也仍有不少能推动局势缓和、推进各方合作的领域。
比如,抗疫合作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合作显著亮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今年的抗疫合作令人眼前一亮;阿联酋不顾美国和沙特的压力,向叙利亚政府及伊朗援助大量抗疫物资,实现同两国关系的突破;沙特、阿联酋、黎巴嫩等借抗疫合作频向叙利亚政府示好,帮助叙防控疫情、筹划参与叙经济重建。
上述各方行为虽动机各异,但客观上达到了给局势降温的效果,为各方开展合作、斡旋热点问题提供机遇窗口。下阶段,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试验、商业化推广等,将成为域外各方同中东国家合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地区各国的常态化复工复产,也有望助推地区形势缓和。
此外,“求稳定、谋发展”已成地区普遍共识。维护政治安全稳定是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东国家的核心诉求,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系中东各国最重要的时代命题。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环球》)
2020年成为中东格局与秩序深度重构的一年,地区局势虽在部分时间和部分区域稍有缓和,但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仍深度困扰各方,中东仍在命运抉择的路口徘徊。
域外力量新变化
一方面,受美国大选年影响,特朗普在中东频刷“存在感”,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核心变量,美国中东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在区域侧重上,将军力重点部署在海湾地区,强化对海湾战略要道的控制;在武力运用上,愈加热衷用智能武器对敌“定点清除”,以节约动武成本,管控政治风险。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短期内“撮合”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既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塑造力和对地区盟友的整合力仍不容小觑,也反映出地区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愿望不减反增。
法赫里扎德遇刺表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愈发难以按捺对伊朗“先下手为强”的冲动,这有可能让地区反伊朗势力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提高拜登政府对伊朗实施“新政”的门槛。这反映出美国在中东“撤而不离”的长期战略趋势,以及中东各主要国家间地缘争夺“阵营化”对抗趋势的加强。
另一方面,域外大国干预中东的能力与意愿总体而言均有一定减弱。美国大选一度牵扯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精力,疫情引爆美国新的经济金融危机,社会撕裂加剧,美国对中东等地区干预有些力不从心;俄罗斯国内防疫形势仍很严峻,油價低位徘徊导致俄财政状况恶化,纳卡冲突等迫使俄方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来应付周边安全挑战,难以在中东耗费过多。
域外大国干预力度相对减弱,客观上使中东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松绑”,这有助于地区国家增强政策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不受控制和约束地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应对安全威胁的几率。
地区阵营化对抗加剧
当前,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正从传统的“阿以冲突”转向“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即美国主导下的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土耳其领衔的力量,正成为中东地缘博弈新主线。
首先,伊朗与地区反伊朗势力的战略僵持加重。一段时期以来,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地区反伊势力围绕“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包围与反包围,成为中东地缘争夺主要矛盾之一。经过长期缠斗,双方均显疲态,陷入战略僵持状态。在全面对抗代价过高的情况下,地区反伊势力愈发热衷于采取“非对称”手段来打击伊朗。
法赫里扎德遇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暗杀手法正由一种过去被人们视为“非常规”的极端手段,变成现在反伊势力打击伊朗的“惯用套路”。
其次,在地区强国纷纷收缩地区战线的背景下,土耳其的行为显得格外高调:在叙利亚构筑“安全区”,争分“战果”;在东地中海“科考”、“勘探”,做实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海上划界协议的法律效力;强化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助力政府军大举反攻。
再次,“代理人冲突”持续影响地区和平。近来,中东代理人较量出现新变化,对地区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阿以关系演变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国家政治与外交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本土主义”、“本国主义”正超越“泛阿主义”,成为各国新的“政治正确”。不过,虽然巴勒斯坦问题会被“淡化”,但不会被“淡忘”。特别是其“道义属性”仍能左右阿拉伯国家的民心向背,各国与以色列的走近实属“官热民冷”。这是中东“冷和平”的最典型注脚。
总体来看,中东各国虽均希望避战求安,但受制于互信水平有限,各国、各阵营间难以达到“热和平”的程度,仅仅是出于争斗疲态愈显、国力日益不支等原因,被迫与对手寻求某种新的共存模式,达成一定程度的“冷和平”。“零和博弈”思维盛行使得中东地缘冲突对抗没有实质性缓解,解决问题的固有逻辑与范式未变,“冷和平”恐成中东局势新常态。
经济社会转型举步维艰
疫情蔓延与油价暴跌重创中东经济,各国经济多元化转型更加困难。从历史经验看,低油价非但不能成为中东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拖累此进程的阻力剂。此外,富裕产油国资本外流和财政困难,不仅使本国食利型高福利社会模式难以为继,还会因“囊中羞涩”而难以向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进行财援,富裕产油国也难以寄望用传统“拿钱买稳定”、“砸钱掩矛盾”的办法维持本国和地区的表面稳定。
中东民粹主义持续发酵,各国追求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路漫漫。疫情肆虐、经济滑坡、粮食减产及供应中断等,诱发中东新一轮民粹主义,给各国转型和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
极端主义势力“借疫还魂”,冲击中东地区安全。疫情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在中东全线反攻的机遇窗口,他们大肆渲染所谓“真主惩罚论”,煽动民众对各国政府、不同教派和其他国家的仇恨。“伊斯兰国”还同“基地”组织等原先存在竞争关系的极端组织势力建立某种战略性合作关系,收编这些组织骨干力量充实自身队伍,力图“合流”。
难民恐将成激化中东国家内部矛盾的“灰犀牛”。难民处于中东各国卫生体系的盲区,生活条件恶劣,防疫物资匮乏,更易加剧病毒传播。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中有近50万难民缺少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国际资金援助实际到位率不足30%。利比亚国内难民超20万,众多医疗机构和设施遭战火破坏,抗疫形势危急。
希望仍存
尽管存在种种艰难挑战,中东也仍有不少能推动局势缓和、推进各方合作的领域。
比如,抗疫合作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合作显著亮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今年的抗疫合作令人眼前一亮;阿联酋不顾美国和沙特的压力,向叙利亚政府及伊朗援助大量抗疫物资,实现同两国关系的突破;沙特、阿联酋、黎巴嫩等借抗疫合作频向叙利亚政府示好,帮助叙防控疫情、筹划参与叙经济重建。
上述各方行为虽动机各异,但客观上达到了给局势降温的效果,为各方开展合作、斡旋热点问题提供机遇窗口。下阶段,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试验、商业化推广等,将成为域外各方同中东国家合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地区各国的常态化复工复产,也有望助推地区形势缓和。
此外,“求稳定、谋发展”已成地区普遍共识。维护政治安全稳定是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东国家的核心诉求,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系中东各国最重要的时代命题。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