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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尽管夏志清认为,陈衡哲的《一日》发表得比《狂人日记》要早,“绝无疑义是响应胡适‘文学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说”a,但陈氏小说发表于当时中国留美学生自办刊物《留美学生季刊》,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内鲜为人知——这其实也就是《狂人日记》一开始就被看作中国现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主要原因——其对草创时期的现代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几近于无,因而对草创时期的现代文学的建构作用甚微,显然比不上《狂人日记》对“五四”一代作家及“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因此,即使有确切证据b,《一日》也只能是“時间”维度上的“第一”,在现代文学生成的维度上,《狂人日记》仍应是现代文学首创之作。更何况《一日》写于美国,以留美学生的异域生活为题材,又发表于国外的期刊,其与中国文学的联系似乎只有作者的身份,因而从归属上讲,最多只能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缘性存在。当然更为重要的在于《狂人日记》的质疑品格,这种整体性的质疑对中国旧有文化观念根基构成了冲击,文化的新质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质疑中产生的。
一
小说的中心意象“吃人”即是一个象征意象,尽管小说中也写到写实意义上的吃人,比如狼子村的吃人,城里边杀了吃徐锡林,易牙蒸了儿子给桀纣吃(按历史记载是易牙蒸了儿子给齐桓公吃,鲁迅这样的处理从表层来看是狂人疯狂后思维错乱的表现,从深层来看表达的却是鲁迅对中国历史上所谓贤君与暴君的同一性的洞察——都是吃人者),有些研究者也立足于真实的吃人对《狂人日记》进行解读c,然而“吃人”语义的重心显然在它的象征义:精神吃人——主要在于揭露封建文化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销蚀,被吃掉的是普通民众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吃人”真相的洞察是从对历史的质疑开始的。狂人疯狂的起点是“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如果说“陈年流水薄子”“比喻我国封建主义统治的长久历史”d,那么“古久先生”则是这样的历史与文化主体的隐喻,正是“踹了一脚”这样的亵渎性叛逆行为引发了狂人“被吃”的恐惧,这其实也是自我感觉自我意识恢复的开端——在鲁迅后来的小说《阿Q正传》中,阿Q也是在这样一种被置于生死之间的极端处境中恢复自我意识的。自我感觉与自我意识的恢复才使得狂人获得了对历史与文化真相的洞察:“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吃人”首先是被“仁义道德”这样的文化话语所掩盖,在《狂人日记》第八篇中,狂人与“忽然来了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这其实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群体的象征)的人辩驳的结果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也就是说“古来时的时常吃人”并未在“近来”的历史中消失,而仅仅是成为叙说禁忌;然后被“从来如此”这样久远至深不可测的历史主体合理化自动化,使得“吃人”成为被吃者不能而吃人者无需意识到的行为。在此,包含着对历史文化话语真实性的质疑——只写“仁义道德”,恶行则成为叙说禁忌——“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另外则是对历史文化主体权威性的质疑——“从来如此,就对吗?”
学者李今指出,狂人所怕的对象经痊愈后的狂人“余”“将实名‘易去’后,个体变成了类型。概括地说,一类被‘余’赋予了社会角色的称谓:赵贵翁、知县、绅士、衙役、债主、医生、刽子手、狼子村的佃户;一类成了年龄性别称谓:小孩子、娘老子、街上男女;一类归属了亲属关系称谓:大哥、妹子、母亲、儿子;一类具有了象征性质的称谓:古久先生、大恶人、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吃人的人、合伙吃我的人、真的人;再一类做得更是彻底,干脆使用人称代词来指涉:他们、你们、路上的人、那伙人、人们这群人,等等。在《狂人日记》中,经‘余’修改遗漏的人名只有两个,一位叫陈老五,大哥的帮手,作用与大哥等同;一位是大哥找来给狂人诊病的何先生,但马上就被狂人以刽子手和医生的社会角色称谓取而代之”。“人名的社会化和集体化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使文本叙事从具体转为抽象叙事”,经过这样的转变以后,狂人所怕的对象“就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一家一户,而覆盖了整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和‘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国社会和国人”。e狂人所面对的是“人人如此”的吃人网络,这可以说是狂人对吃人真相的进一步洞察。在狂人感觉到的吃人者中,既有作为社会统治势力象征的赵贵翁(赵为百家姓之首,也即百姓之首,贵者,高贵、富贵之谓也,赵贵翁在小说中喻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的统治势力),家族统治势力象征的“大哥”,“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些与狂人处境并无二致的被吃者。如果说前者“吃我”,是因为“‘我’的叛逆将是对传统的颠覆”f,那么对于后者,当人的主体性被一种弥漫性的文化销蚀,已经失去自我意识,失去了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后,其思想意识其实只是前者的简单复制,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始终处于错位的状态,与赵贵翁和“大哥”并无二致,“民众虽然是社会与家族的被压迫者,同时也是社会与家族的牢固基础;民众与传统所自觉形成的强大联盟,为一切革新者编织好了一张巨大而无形的死亡之网” g,“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形成了万难打破的吃人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个体的人几乎都兼具两重身份:吃人者与被吃者,“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主要由社会等级系统与家族等级系统组成,每个个体的人都被安放在各种等级中,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与权利都由其身份决定,上一等级的人对下一等级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自由”,下一等级的人则对上没有任何权利,被要求无条件地顺从。对于这样一种依据等级建立起来的秩序,生存于其间的生命个体对于来自上一等级的压迫不是反抗而是通过向下一等级转移取得某种平衡,这样压迫在一层一层的向下转移中不断地被加码,在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鲁迅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h
当然这样的单向转移也势必把一些人逼向无可转移无可吃的地步,于是在狂人的家中,最早被吃掉的是妹子,因为在家族等级系统中作为女人与孩子,她没有“更卑的妻”与“更弱的子”,处于无可吃的等级。在鲁迅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无可吃者出现(如《阿Q正传》中的小尼姑,在社会等级系统中,与阿Q处于同样的最低等级,在家族等级系统中因是女性则低于阿Q,而其尼姑身份也使其没有“更弱的子”供其转移),鲁迅似乎在以此警示人们注意吃人链条的终端:被吃者尽管可能通过吃低于自己等级的人暂时免于被吃掉,然而在由许多条单向的吃人链条组成的网络中,总是有人不断被抛到无可吃的境地,被“末位淘汰”。从群体的整体看,这是一种自吃,吃人的链条会变得越来越短,吃人的网络会越来越小。从国家民族的层次看,这样一种以维护统治为唯一目的的思想阉割无疑是种自戕行为。
狂人的清醒不仅表现在对他者的冷峻审视,也表现在对自我的严格解剖,发现“我也是吃人者”是狂人對于“吃人”真相最为触目惊心的的洞察。如果说前面对历史与文化、对庸众的“吃人”尚是从外部原因呈现启蒙知识分子完成启蒙的艰难,那么这一发现则把审视的焦点转向知识分子自身,是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反思:生存于吃人历史与庸众空间中的启蒙知识分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与自己存身于其间的时空相区别的异质性因子,在此,受到质疑的是启蒙知识分子承担启蒙任务的资质。狂人对“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是从“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为起点,由此想到“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终至于发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如果说“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尚可以用不是直接“吃人”作为托词卸责的话,“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则坐实了“我”同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在“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逼视下,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可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不但生存于同一时空,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是同构的。
二
狂人在质疑中形成了对历史文化以及自我生存空间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它们的反抗,然而反抗从一开始就与对反抗的质疑相伴而行,鲁迅始终审视着狂人式的反抗,对其以思想启蒙为主的反抗的有效性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结束近十年的沉思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我们似乎也能从中窥见鲁迅参与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姿态,在目睹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经历了近十年的“闭关”式的思考之后,思想“在反复质疑中旋进”i的鲁迅恐怕早已失去了当年弃医从文时“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以文艺“改变精神”!0的确信。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鲁迅看来,一开始就是种绝望的反抗。
反抗的无效首先在于狂人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任何的反抗动作都会被化解得了无痕迹,这场反抗始终是找不着对手、寻不着目标的反抗。狂人之所以还怕被吃是因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古久先生很不高兴”。然而,要吃“我”的却不是古久先生,而是赵贵翁、大哥、医生以及“他们”——“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男女、娘老子、小孩子、青面獠牙的一伙人、街上的女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的人……在这里古久先生是一个弥漫于整个时空中的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的存在。狂人的反抗本是以拯救“他们”、狼子村的佃户等这一类被“吃”的普通民众为旨归的,然而,这些人却奇怪地被移置成狂人的对手,有了这样的移置,狂人向“古久先生”、赵贵翁们掷出的“匕首”“投枪”,击中的却可能是这些人。小说中有一段“我”与“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的人的对话:
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狂人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击中其目标,得到的回应始终是闪避腾挪,答非所问,最后的结论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思想革命不同于暴力革命,需经过语言来进行,而语言在这里恰恰是被宣布为无效的。对于狂人劝转大哥的大段说辞,大哥并不与他“讲道理”,仅一句“疯子有什么好看”就把它淹没为无形。“指狂人为疯癫,是常人世界维持其正常稳定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以疯癫的名义被逐出历史的过程中,这一社会的对立面被瓦解了。”!1面对这样的“无物之阵”,语言无论其内容如何,都是没有任何冲击力的,因为在被默认为正常人的世界的传统社会里,决定语言意义的是言说者的身份而非内容。最后狂人被陈老五关到黑屋子里,面对黑沉沉的虚空,“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此,作为听话者的“你们”已经成为不及物的虚空指称,当听话者被彻底抽空之后,这样的“偏要说”除了表明说话者反抗的决绝姿态外,显然是不会有实际意义的。身处“无物之阵”中,任何的反抗都会成为“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叫喊”!2,得到的只能是寂寞与虚无。 其次,反抗的无效在于“吃人”的网络万难解开。狂人对“吃人”之网的反抗方式即是劝转,所谓劝转其实即是启蒙,是思想上的革新,以此使被劝转者成为“真的人”。然而这种劝转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网络中,处于吃人链条末端的无可吃者就是最先被吃掉者,如狂人的妹子。如果说,一边被吃,一边“吃人”尚有可能苟延残喘,是种缓慢死亡的话,那么停止吃人无异于主动把自己置于无可吃的境地,立刻就要被“末位淘汰”,狂人作为停止“吃人”者,自己的处境正好说明这点。因此“谁都不愿意也不敢第一个从互相吃的‘连环’中跳出来,那很可能马上就被不肯跳出来的人吃掉,这情形就像狼群里的一头狼忽然变成一只羊”!3,被劝转者能不能听从尚在其次,更大的问题在于听从劝转立刻就会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以拯救为旨归的劝转/启蒙给被拯救者带来的是立刻的毁灭,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因此,解开“吃人”网络,结束这“吃人”的历史只能“寄希望于大家喊一二三四,一起悔改,‘从真心改起!’”然而,这显然是零星出现于“吃人”社会中的先驱知识分子的力量所难以达到的。
狂人解开吃人网络的另一设计是寄希望于没吃过人的孩子,所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一直被看作是鲁迅在小说整体绝望的氛围中露出的一丝希望:只要让孩子一开始就不要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吃人的老一代自然消亡以后仍有可能出现一个“真的人”的世界。然而这个本已经是很黯淡的“光明尾巴”仍然可能是鲁迅听“不主张消极”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将令所用的曲笔!4,在小说的开头鲁迅已经隐蔽地宣告了孩子的无可救:
早上小心出門,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想吃我的不仅有赵贵翁与“七八个人”,而且还有一伙小孩子“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隐藏在眼色、脸色背后的其实是跟赵贵翁一样的思想意识。面对狂人质问“他们可就跑了”,仍然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仍然是无物之阵。“我”同他们没有仇,之所以这样,“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也即是说,经过四千年的历史积淀,吃人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没吃过人的小孩子同样具有吃人意识,这样的具有吃人根性的年轻一代能停止吃人吗?更何况没吃人的小孩子的结局更可能是首先被吃掉,如“我”的妹子一样。小说结尾的问题的答案在小说开头,这样小说文本就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结构,这不正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那种绝望性的体验吗?
狂人对于反抗的彻底绝望却是因为“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在此受到质疑的是反抗者的资格与能力,在这样的质疑中,反抗的支点被抽离。同是吃人者,意味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在思想与精神层次是同构的:既然如此那启蒙者的启蒙资格凭何获得,有没有可资启蒙的思想与意识。尽管是“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但这样的辩解实在是非常无力的,当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被销蚀,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之后,又有多少人是在故意吃人呢?凭此知识者显然也不能把自己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获得文化精英的身份,获得启蒙者的资格。这是对反抗主体的消解,当反抗主体不存在了,反抗行为也就烟消云散了,因而也是对狂人反抗的彻底消解。别有意味的是,在小说中“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成为狂人痊愈的契机,狂人的痊愈其实是认识到自己的“狂”或曰清醒——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是种幻想,狂人的“狂”与传统社会里的正常人之不狂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
“狂”作为某君昆仲之弟人生历程中的短暂插曲,对其之后的思想意识有何影响?痊愈似的狂人又是什么样子?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小说中的一个形象——大哥。某君昆仲,“皆余在中学校时良友”,“中学校”是新式学堂,也就是说大哥与其弟所受的是新式教育,因此与狂人一样同样存在狂的基因。狂人认为:“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大哥当属第二种吃人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某君昆仲看作互补性的形象,大哥即是痊愈后的狂人,狂人即是疯狂的大哥。尽管痊愈后的狂人在思想意识上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对吃人有了罪感,再也不能无意吃人,然而吃起人来丝毫不亚于别人。因此,反抗者的蜕变亦是导致反抗悲剧性结局的原因。鲁迅从反抗者/启蒙者的资格、能力以及反抗者的归宿完成了对反抗/启蒙的彻底解构,把一种彻底的绝望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
然而无论结局如何,无论狂人如何地同化于传统社会,对狂人而言,有了“这种切身的被‘吃’的体验,‘吃人’就会成为一个无可质疑的真实印记烙在狂人的记忆中,无论历史的客观性怎样‘客观’地证明着‘吃人’的偶在性和虚拟性,‘吃人’意象的偏执性和荒诞性,无论狂人日后有了怎样的‘罪的自觉’,怎样在这‘自觉’中走出疯癫,并对这段疯癫的历史做出清理和清算,他都无法摆脱这一真实性所产生的真实影响,无法抹平这一真实所烙成之印痕——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伤痕,它将始终成为狂人透见这一世界的真实之裂缝”!5。 从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看,这样的伤痕与裂缝的存在,不也是一种新质的产生?更何况,鲁迅并不完全等同于狂人,在对狂人的生存处境审视之后,又把审视的焦点转向狂人自身,这一转变把鲁迅的思考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开始参与新文化运动时,不但对文化革命的对象进行审视,而且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进行自审,思考着的鲁迅的出现,不正标示着一种异质于传统社会意识的产生吗? a夏志清:《小论陈衡哲》,《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b夏志清断定《一日》早于《狂人日记》的依据主要是胡适写给陈衡哲小说集《小雨点》(新月书店1928年4月版)的一篇序言,夏志清并没有看到发表陈衡哲这篇小说的这期《留美学生季刊》,因而“最早的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其实也只能是种推测。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c如陈建新认为:“《狂人日记》要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和国民性的残忍,要指出中国尚是食人民族的真相,要唤醒整个民族对吃人的意识,要表现‘难以见真的人’的深深的罪感,其本质上是试图将无意识领域中的经验引入到意识领域中来,让人看到‘不想看到的事实’。”(见陈建新:《在一个民族误读的背后》,《名作欣赏》2008年11期)靳新来认为:“《狂人日记》的主题意蕴至少应该是双重的:鲁迅除了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还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认识到人与兽在本性上的相通之处——‘吃人’,由此达到对人性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对于人应该怎样摆脱原始兽性的遗留,由野蛮走向现代化文明,发出了震颤人心的呼喊。” (见靳新来:《“人”与“兽”纠葛的世界——鲁迅〈狂人日记〉新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d见夏传才主编《中国现代文选名篇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狂人日记》的注释。
e李今:《文本·历史与主题——〈狂人日记〉再细读》,《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fg宋剑华:《狂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学术月刊》2008年10期。
h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i见钱理群《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九节“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
!0!2!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黄悦:《狂人瘋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文史哲》2005年第6期。
!3郜元宝:《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
小说的中心意象“吃人”即是一个象征意象,尽管小说中也写到写实意义上的吃人,比如狼子村的吃人,城里边杀了吃徐锡林,易牙蒸了儿子给桀纣吃(按历史记载是易牙蒸了儿子给齐桓公吃,鲁迅这样的处理从表层来看是狂人疯狂后思维错乱的表现,从深层来看表达的却是鲁迅对中国历史上所谓贤君与暴君的同一性的洞察——都是吃人者),有些研究者也立足于真实的吃人对《狂人日记》进行解读c,然而“吃人”语义的重心显然在它的象征义:精神吃人——主要在于揭露封建文化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销蚀,被吃掉的是普通民众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吃人”真相的洞察是从对历史的质疑开始的。狂人疯狂的起点是“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如果说“陈年流水薄子”“比喻我国封建主义统治的长久历史”d,那么“古久先生”则是这样的历史与文化主体的隐喻,正是“踹了一脚”这样的亵渎性叛逆行为引发了狂人“被吃”的恐惧,这其实也是自我感觉自我意识恢复的开端——在鲁迅后来的小说《阿Q正传》中,阿Q也是在这样一种被置于生死之间的极端处境中恢复自我意识的。自我感觉与自我意识的恢复才使得狂人获得了对历史与文化真相的洞察:“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吃人”首先是被“仁义道德”这样的文化话语所掩盖,在《狂人日记》第八篇中,狂人与“忽然来了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这其实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群体的象征)的人辩驳的结果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也就是说“古来时的时常吃人”并未在“近来”的历史中消失,而仅仅是成为叙说禁忌;然后被“从来如此”这样久远至深不可测的历史主体合理化自动化,使得“吃人”成为被吃者不能而吃人者无需意识到的行为。在此,包含着对历史文化话语真实性的质疑——只写“仁义道德”,恶行则成为叙说禁忌——“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另外则是对历史文化主体权威性的质疑——“从来如此,就对吗?”
学者李今指出,狂人所怕的对象经痊愈后的狂人“余”“将实名‘易去’后,个体变成了类型。概括地说,一类被‘余’赋予了社会角色的称谓:赵贵翁、知县、绅士、衙役、债主、医生、刽子手、狼子村的佃户;一类成了年龄性别称谓:小孩子、娘老子、街上男女;一类归属了亲属关系称谓:大哥、妹子、母亲、儿子;一类具有了象征性质的称谓:古久先生、大恶人、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吃人的人、合伙吃我的人、真的人;再一类做得更是彻底,干脆使用人称代词来指涉:他们、你们、路上的人、那伙人、人们这群人,等等。在《狂人日记》中,经‘余’修改遗漏的人名只有两个,一位叫陈老五,大哥的帮手,作用与大哥等同;一位是大哥找来给狂人诊病的何先生,但马上就被狂人以刽子手和医生的社会角色称谓取而代之”。“人名的社会化和集体化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使文本叙事从具体转为抽象叙事”,经过这样的转变以后,狂人所怕的对象“就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一家一户,而覆盖了整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和‘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国社会和国人”。e狂人所面对的是“人人如此”的吃人网络,这可以说是狂人对吃人真相的进一步洞察。在狂人感觉到的吃人者中,既有作为社会统治势力象征的赵贵翁(赵为百家姓之首,也即百姓之首,贵者,高贵、富贵之谓也,赵贵翁在小说中喻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的统治势力),家族统治势力象征的“大哥”,“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些与狂人处境并无二致的被吃者。如果说前者“吃我”,是因为“‘我’的叛逆将是对传统的颠覆”f,那么对于后者,当人的主体性被一种弥漫性的文化销蚀,已经失去自我意识,失去了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后,其思想意识其实只是前者的简单复制,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始终处于错位的状态,与赵贵翁和“大哥”并无二致,“民众虽然是社会与家族的被压迫者,同时也是社会与家族的牢固基础;民众与传统所自觉形成的强大联盟,为一切革新者编织好了一张巨大而无形的死亡之网” g,“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形成了万难打破的吃人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个体的人几乎都兼具两重身份:吃人者与被吃者,“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主要由社会等级系统与家族等级系统组成,每个个体的人都被安放在各种等级中,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与权利都由其身份决定,上一等级的人对下一等级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自由”,下一等级的人则对上没有任何权利,被要求无条件地顺从。对于这样一种依据等级建立起来的秩序,生存于其间的生命个体对于来自上一等级的压迫不是反抗而是通过向下一等级转移取得某种平衡,这样压迫在一层一层的向下转移中不断地被加码,在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鲁迅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h
当然这样的单向转移也势必把一些人逼向无可转移无可吃的地步,于是在狂人的家中,最早被吃掉的是妹子,因为在家族等级系统中作为女人与孩子,她没有“更卑的妻”与“更弱的子”,处于无可吃的等级。在鲁迅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无可吃者出现(如《阿Q正传》中的小尼姑,在社会等级系统中,与阿Q处于同样的最低等级,在家族等级系统中因是女性则低于阿Q,而其尼姑身份也使其没有“更弱的子”供其转移),鲁迅似乎在以此警示人们注意吃人链条的终端:被吃者尽管可能通过吃低于自己等级的人暂时免于被吃掉,然而在由许多条单向的吃人链条组成的网络中,总是有人不断被抛到无可吃的境地,被“末位淘汰”。从群体的整体看,这是一种自吃,吃人的链条会变得越来越短,吃人的网络会越来越小。从国家民族的层次看,这样一种以维护统治为唯一目的的思想阉割无疑是种自戕行为。
狂人的清醒不仅表现在对他者的冷峻审视,也表现在对自我的严格解剖,发现“我也是吃人者”是狂人對于“吃人”真相最为触目惊心的的洞察。如果说前面对历史与文化、对庸众的“吃人”尚是从外部原因呈现启蒙知识分子完成启蒙的艰难,那么这一发现则把审视的焦点转向知识分子自身,是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反思:生存于吃人历史与庸众空间中的启蒙知识分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与自己存身于其间的时空相区别的异质性因子,在此,受到质疑的是启蒙知识分子承担启蒙任务的资质。狂人对“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是从“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为起点,由此想到“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终至于发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如果说“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尚可以用不是直接“吃人”作为托词卸责的话,“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则坐实了“我”同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在“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逼视下,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可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不但生存于同一时空,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是同构的。
二
狂人在质疑中形成了对历史文化以及自我生存空间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它们的反抗,然而反抗从一开始就与对反抗的质疑相伴而行,鲁迅始终审视着狂人式的反抗,对其以思想启蒙为主的反抗的有效性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结束近十年的沉思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我们似乎也能从中窥见鲁迅参与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姿态,在目睹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经历了近十年的“闭关”式的思考之后,思想“在反复质疑中旋进”i的鲁迅恐怕早已失去了当年弃医从文时“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以文艺“改变精神”!0的确信。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鲁迅看来,一开始就是种绝望的反抗。
反抗的无效首先在于狂人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任何的反抗动作都会被化解得了无痕迹,这场反抗始终是找不着对手、寻不着目标的反抗。狂人之所以还怕被吃是因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古久先生很不高兴”。然而,要吃“我”的却不是古久先生,而是赵贵翁、大哥、医生以及“他们”——“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男女、娘老子、小孩子、青面獠牙的一伙人、街上的女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的人……在这里古久先生是一个弥漫于整个时空中的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的存在。狂人的反抗本是以拯救“他们”、狼子村的佃户等这一类被“吃”的普通民众为旨归的,然而,这些人却奇怪地被移置成狂人的对手,有了这样的移置,狂人向“古久先生”、赵贵翁们掷出的“匕首”“投枪”,击中的却可能是这些人。小说中有一段“我”与“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的人的对话:
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狂人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击中其目标,得到的回应始终是闪避腾挪,答非所问,最后的结论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思想革命不同于暴力革命,需经过语言来进行,而语言在这里恰恰是被宣布为无效的。对于狂人劝转大哥的大段说辞,大哥并不与他“讲道理”,仅一句“疯子有什么好看”就把它淹没为无形。“指狂人为疯癫,是常人世界维持其正常稳定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以疯癫的名义被逐出历史的过程中,这一社会的对立面被瓦解了。”!1面对这样的“无物之阵”,语言无论其内容如何,都是没有任何冲击力的,因为在被默认为正常人的世界的传统社会里,决定语言意义的是言说者的身份而非内容。最后狂人被陈老五关到黑屋子里,面对黑沉沉的虚空,“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此,作为听话者的“你们”已经成为不及物的虚空指称,当听话者被彻底抽空之后,这样的“偏要说”除了表明说话者反抗的决绝姿态外,显然是不会有实际意义的。身处“无物之阵”中,任何的反抗都会成为“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叫喊”!2,得到的只能是寂寞与虚无。 其次,反抗的无效在于“吃人”的网络万难解开。狂人对“吃人”之网的反抗方式即是劝转,所谓劝转其实即是启蒙,是思想上的革新,以此使被劝转者成为“真的人”。然而这种劝转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网络中,处于吃人链条末端的无可吃者就是最先被吃掉者,如狂人的妹子。如果说,一边被吃,一边“吃人”尚有可能苟延残喘,是种缓慢死亡的话,那么停止吃人无异于主动把自己置于无可吃的境地,立刻就要被“末位淘汰”,狂人作为停止“吃人”者,自己的处境正好说明这点。因此“谁都不愿意也不敢第一个从互相吃的‘连环’中跳出来,那很可能马上就被不肯跳出来的人吃掉,这情形就像狼群里的一头狼忽然变成一只羊”!3,被劝转者能不能听从尚在其次,更大的问题在于听从劝转立刻就会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以拯救为旨归的劝转/启蒙给被拯救者带来的是立刻的毁灭,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因此,解开“吃人”网络,结束这“吃人”的历史只能“寄希望于大家喊一二三四,一起悔改,‘从真心改起!’”然而,这显然是零星出现于“吃人”社会中的先驱知识分子的力量所难以达到的。
狂人解开吃人网络的另一设计是寄希望于没吃过人的孩子,所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一直被看作是鲁迅在小说整体绝望的氛围中露出的一丝希望:只要让孩子一开始就不要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吃人的老一代自然消亡以后仍有可能出现一个“真的人”的世界。然而这个本已经是很黯淡的“光明尾巴”仍然可能是鲁迅听“不主张消极”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将令所用的曲笔!4,在小说的开头鲁迅已经隐蔽地宣告了孩子的无可救:
早上小心出門,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想吃我的不仅有赵贵翁与“七八个人”,而且还有一伙小孩子“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隐藏在眼色、脸色背后的其实是跟赵贵翁一样的思想意识。面对狂人质问“他们可就跑了”,仍然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仍然是无物之阵。“我”同他们没有仇,之所以这样,“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也即是说,经过四千年的历史积淀,吃人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没吃过人的小孩子同样具有吃人意识,这样的具有吃人根性的年轻一代能停止吃人吗?更何况没吃人的小孩子的结局更可能是首先被吃掉,如“我”的妹子一样。小说结尾的问题的答案在小说开头,这样小说文本就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结构,这不正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那种绝望性的体验吗?
狂人对于反抗的彻底绝望却是因为“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在此受到质疑的是反抗者的资格与能力,在这样的质疑中,反抗的支点被抽离。同是吃人者,意味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在思想与精神层次是同构的:既然如此那启蒙者的启蒙资格凭何获得,有没有可资启蒙的思想与意识。尽管是“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但这样的辩解实在是非常无力的,当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被销蚀,立足于自身生存处境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之后,又有多少人是在故意吃人呢?凭此知识者显然也不能把自己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获得文化精英的身份,获得启蒙者的资格。这是对反抗主体的消解,当反抗主体不存在了,反抗行为也就烟消云散了,因而也是对狂人反抗的彻底消解。别有意味的是,在小说中“我也是吃人者”的发现成为狂人痊愈的契机,狂人的痊愈其实是认识到自己的“狂”或曰清醒——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是种幻想,狂人的“狂”与传统社会里的正常人之不狂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
“狂”作为某君昆仲之弟人生历程中的短暂插曲,对其之后的思想意识有何影响?痊愈似的狂人又是什么样子?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小说中的一个形象——大哥。某君昆仲,“皆余在中学校时良友”,“中学校”是新式学堂,也就是说大哥与其弟所受的是新式教育,因此与狂人一样同样存在狂的基因。狂人认为:“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大哥当属第二种吃人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某君昆仲看作互补性的形象,大哥即是痊愈后的狂人,狂人即是疯狂的大哥。尽管痊愈后的狂人在思想意识上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对吃人有了罪感,再也不能无意吃人,然而吃起人来丝毫不亚于别人。因此,反抗者的蜕变亦是导致反抗悲剧性结局的原因。鲁迅从反抗者/启蒙者的资格、能力以及反抗者的归宿完成了对反抗/启蒙的彻底解构,把一种彻底的绝望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
然而无论结局如何,无论狂人如何地同化于传统社会,对狂人而言,有了“这种切身的被‘吃’的体验,‘吃人’就会成为一个无可质疑的真实印记烙在狂人的记忆中,无论历史的客观性怎样‘客观’地证明着‘吃人’的偶在性和虚拟性,‘吃人’意象的偏执性和荒诞性,无论狂人日后有了怎样的‘罪的自觉’,怎样在这‘自觉’中走出疯癫,并对这段疯癫的历史做出清理和清算,他都无法摆脱这一真实性所产生的真实影响,无法抹平这一真实所烙成之印痕——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伤痕,它将始终成为狂人透见这一世界的真实之裂缝”!5。 从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看,这样的伤痕与裂缝的存在,不也是一种新质的产生?更何况,鲁迅并不完全等同于狂人,在对狂人的生存处境审视之后,又把审视的焦点转向狂人自身,这一转变把鲁迅的思考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开始参与新文化运动时,不但对文化革命的对象进行审视,而且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进行自审,思考着的鲁迅的出现,不正标示着一种异质于传统社会意识的产生吗? a夏志清:《小论陈衡哲》,《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b夏志清断定《一日》早于《狂人日记》的依据主要是胡适写给陈衡哲小说集《小雨点》(新月书店1928年4月版)的一篇序言,夏志清并没有看到发表陈衡哲这篇小说的这期《留美学生季刊》,因而“最早的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其实也只能是种推测。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c如陈建新认为:“《狂人日记》要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和国民性的残忍,要指出中国尚是食人民族的真相,要唤醒整个民族对吃人的意识,要表现‘难以见真的人’的深深的罪感,其本质上是试图将无意识领域中的经验引入到意识领域中来,让人看到‘不想看到的事实’。”(见陈建新:《在一个民族误读的背后》,《名作欣赏》2008年11期)靳新来认为:“《狂人日记》的主题意蕴至少应该是双重的:鲁迅除了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还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认识到人与兽在本性上的相通之处——‘吃人’,由此达到对人性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对于人应该怎样摆脱原始兽性的遗留,由野蛮走向现代化文明,发出了震颤人心的呼喊。” (见靳新来:《“人”与“兽”纠葛的世界——鲁迅〈狂人日记〉新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d见夏传才主编《中国现代文选名篇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狂人日记》的注释。
e李今:《文本·历史与主题——〈狂人日记〉再细读》,《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fg宋剑华:《狂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学术月刊》2008年10期。
h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i见钱理群《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九节“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
!0!2!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黄悦:《狂人瘋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文史哲》2005年第6期。
!3郜元宝:《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