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至永乐十八年（1420）落成。至今年，已有600年的历史。

册中有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定都南京。2月中旬，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担任部员。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总统职。4月1日孙中山辞职，南京临时政府迁都北京。5月初，鲁迅随教育部北上北京，开始了他在北京14年的公务员生活。初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被任命为第一科科长，主要司掌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艺、搜集古物等事项。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政府宣布退位，临时革命政府拟定《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被允许可以“暂居宫禁”。并决定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外朝”，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并于10月11日开放外朝。因溥仪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当晚政府组织了
　　“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检查和封闭各宫殿。两天后，又组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9月29日，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物”，董事由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仲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等21人组成。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有理事9人。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进行了清点，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6编28册，计有9.4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文物。据1925年公开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书所载，清宫文物包括三代鼎彝、玉器、字画、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故宫下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分别组织人力继续对文物进行整理，并就宫内开辟展室，举办各种陈列。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布正式成立。
　　清帝退位后，故宮的很多事情都与鲁迅所在教育部的工作有关。鲁迅在北京的时期亲历了故宫的变迁。据故宫博物院姜舜源先生考证，由于善后委员会人手不够，于是求助于外界援手。由善后委员会委员易培基致信委员长李煜瀛，列出清查干事3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蒋梦麟、胡适、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陈垣、马衡、朱希祖等社会名流，周树人之名也在善后委员会“本会职员名册”中。此卷卷头批有“已照聘为顾问”。但这些顾问并没有按时参加活动。于是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1月10日又致函内务部，要求增派“助理员”。1月14日，内务部复函照准，并附有12部院的助理员名单，教育部派范鸿泰、周树人等4人为善后委员会助理员。周树人的名下还有他当时的住址。虽然各部增派人手，但有一半人并不参加会，鲁迅作为“助理员”是“绝未到会一次”的8个人之一。直至1926年9月，故宫博物院再制职员录中，助理员下仍有“周树人，豫才，浙江，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其实鲁迅于1926年8月已经离京南下了。

鲁迅的足迹

　　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但在鲁迅日记中对去故宫办事有着详细的记载。故宫的太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午门都是鲁迅足迹到过的地方。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辉煌的主建筑。1925年7月27日，鲁迅日记载：“上午往太和殿检查文溯阁书”。29日，“上午往保和殿检书”。31日，“上午往保和殿检书”。8月1日，“往保和殿检书”。
　　鲁迅之所以到故宫检书，是因为1925年7月6日张作霖要求段祺瑞政府送还1914年运到北京的原沈阳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鲁迅奉教育部命前往参加启运前的检查工作。关于《四库全书》，鲁迅历来持有自己的看法。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在古籍版本方面，鲁迅是众所周知的行家，所以教育部会派鲁迅到故宫检查整理《四库全书》的工作。

　　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武英殿与位于外朝之东，与文华殿相对，形成一文一武。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成立，地点就建在武英殿和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归属内务部，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沈阳、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两地运京的文物有23万余件，可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4年10月11日前后，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两周后，鲁迅参观了古物陈列所。10月24日鲁迅日记载：“下午与许仲甫、季市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古董店耳。”观众由东华门进入，出西华门。可以参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东西两侧的武英殿、文华殿。由于当时的展览手段较简单，文物数量巨大，堆放无序，所以鲁迅说它像个古董店。这是鲁迅第一次进入故宫的记录。 　　1916年9月10日，鲁迅陪着来北京的三弟周建人又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鲁迅日记载：“晴，风。星期休息……同三弟往益昌，俟子佩，饭后同赴中央公园，又游武英殿，晚归。”
　　1917年10月7日，鲁迅又陪二弟周作人游览了故宫。鲁迅日记载：“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已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
　　从鲁迅的日记看，他对故宫所展出的文物及书画还是颇有兴趣的，参观的时间多是利用星期天休息日，作为游览休闲。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内务部接管了古物陈列所，1933年古物陈列所及故宫文物均南迁南京。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
　　故宫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1912年8月，京师图书馆在什刹海广化寺开馆。1913年6月，因广化寺地处偏僻，房屋低洼潮湿，不宜保存图书，教育部决定另辟新址。因故宫午门有大量空房，教育部为此写了一个呈文，称：“端门午门一带地方，位置适中，门楼高敞，于设立图书馆，收藏观览，均极相宜，现在共和时代，此项雄伟建筑废弃不用，殊为可惜。拟请将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略事修葺，以午门为京师图书馆，端门为历史博物馆。”（《教育部文牍汇编》第二册）1917年1月，教育部获准在午门设置京师图书馆，在端门楼设历史博物馆。鲁迅受命前往视察。2月5日，鲁迅日记载：“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同行部员共六人。”以后又去视察多次。
　　1917年4月18日，“午后往午门”。12月17日，“午后视午门图书馆”。19日，“下午复往午门图书馆”。
　　后来京师图书馆并未在午门而设在了方家胡同。午门上只开设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17年，教育部以设在国子监的历史博物馆“地处偏僻，屋舍狭隘”为由，将馆址改设在端门至午门一带的建筑内。1918年7月迁入午门城楼及两翼朝房内，鲁迅多次前往。据鲁迅日记：1919年11月24日，1920年1月8日、23日，1920年3月25日、6月24日，1924年10月9日都有“往歷史博物馆”的记载。
　　1925年4月20日，“午后往女师校讲课，并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这次参观的学生中就有鲁迅后来的夫人许广平。她在《鲁迅的写作和生活·青年人与鲁迅》这篇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这件事，这是一个天气晴好，树枝吐芽的春天，鲁迅让同学们到皇宫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气的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有大鲸鱼的全副骨胳，各种标本，和古时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有从外国飞到中国来的飞机，也保存在一间大房子里。有各种铜器，有一个还是鲁迅先生用周豫材名捐出的。其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真不少，胜过我们读多少书，因为有先生随处给我们很简明的指示。”
　　1926年10月10日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正式开馆。历史博物馆1959年才从午门端门迁出至天安门广场东面。
　　1920年4月17日，鲁迅又到午门，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鲁迅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记录了这件事：“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重新分一下。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德国在欧战中战败后，在上海的德国商人俱乐部所藏德、俄、法、日等外文书由教育部作为战利品接收，堆放在午门楼上。鲁迅受教育部命参加，并负责德、俄文书籍的分类整理工作。后来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为了这项工作，鲁迅从4月至11月共去午门10余次。

古物情怀

　　鲁迅对中国古代的文物是非常重视的，但当时中国封建时代向共和过渡时期乱象横生，对文物的破坏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都是令人痛心的。对此，鲁迅深感忧虑，曾多次著文予以揭露和批判。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时担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在筹建历史博物馆期间经历了很多事件。鲁迅日记载：6月25日“雨，傍午霁。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1925年2月作《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鲁迅指出，无论这种“寇盗式的破坏”还是“奴才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感叹“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鲁迅在傅增湘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曾奉命参与整理过“大内档案”。鲁迅在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描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清代康熙九年起，开始把一些档案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内，称为“大内档案”。其中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皇帝批阅过的奏章、皇帝起居注、历科殿试的卷子等，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鲁迅说：“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捡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1909年（宣统元年），由于库房塌落一角，亟须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就被搬了出来。其中一部分年代久远，用处不大的，准备焚毁。清代学者罗振玉发现后，通过张之洞奏请皇帝将这些档案保存下来，后用8000麻袋装好后运到学部后堂保存，后又转移到国子监敬一亭。1914年北洋政府在国子监成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教育部接管了大内档案。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派鲁迅等人去整理这些档案，傅增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是想从这批东西中找到一些宋版书之类的宝贝。鲁迅参加了部分整理工作，他看到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们常将搜拣出来的东西拿走，待送还时就少了一些，还有的干脆就顺手牵羊塞进洋裤袋里。1922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4000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12000元买得。1927年9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鲁迅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 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很有了文物意识，文物淘宝蔚然成风，拍卖会上的“大内档案”也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