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利用2011-2012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CLHLS),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90%以上的失能老人主要依靠家庭照料,社会化照料形式较少。总体上看,失能老人的家庭人均收入、社区起居照料服务的供给对其选择社会化照料具有正向影响。从城乡差异看,教育程度及社区照料服务的供给状况对农村失能老人照料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但在城市中并不显著;儿子数与女儿数对其照料模式的选择也有显著差异。因此,政府应加大农村社区照料服务建设,并对经济状况差、失能严重的老人提供财政补贴。
关键词:失能老人;长期照料;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4-006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40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群规模不断扩大。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专题研究》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合计数量约为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到2015年,即“十二五”期末,中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比2010年增加700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5%,失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资料来源:上海市老年学学会,http://www.shanghaigss.org.cn/news_view.asp?newsid=7748。如此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以及失能后存活时间的延长[1],将会加大对长期照料服务的需求。长期以来,家庭照料一直是我国传统的照料方式。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及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城市职工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2];在农村,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并加入到外出打工的行列,使得家庭照料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深入贯彻实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得建立在多子女条件下的传统家庭照料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当前我国护理机构资源匮乏,结构失调,社区发展缓慢,社会化照料费用昂贵,这些因素迫使失能老人社会化长期照料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如何更好地为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国外关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研究开展较早,社会化照料模式及保险制度已经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得以建立。相比起来,我国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积累。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需求与发展趋势[3-6];二是长期照料现状与对策[7-9];三是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10-12]。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需求巨大但供给相对不足,家庭照料人力资源不足,机构照料人均床位数量少且费用昂贵,社区照料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我国失能老人存在长期照料需要时,其选择何种照料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子女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以及老人的个体特征等。
虽然以往研究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主要关注老年人的购买力及自身需求,并未考虑社会化照料的服务供给,且没有充分考虑城乡差异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机构及社区服务供给、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失能老人可利用的社会化照料资源远低于城市失能老人。因此,本文将利用2011-2012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关注城乡间的差异,针对城乡不同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失能老人照料的现状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2011-2012年的中国健康长寿调查(CLHLS)数据。该调查涉及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样本包括9765位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农村比例较高,达到822%,女性老年人比例占总体的55%。由于本文只关注失能老人,因此,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卡茨(Katz)量表衡量老人是否失能,即六项日常活动(穿衣、洗澡、吃饭、上厕所、控制大小便、室内活动)中,至少一项有困难,需要他人帮助的老年人为失能老人,并依据老人需要帮助的项数划分失能程度,其中1-2项需要帮助定义为轻度失能,3-4项需要帮助定义为中度失能,5-6项需要帮助定义为重度失能。
2失能老人失能状况分析
通过对数据整理分析,发现调查数据库中失能老人2556人,占总体老人的262%,老年人失能现象较为严重。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删除未失能老人样本及照料类型缺失的191份样本,获得样本2365份,其中658%为女性,756%居住在农村,轻度、中度、重度失能的老人比例分别为489%、199%和312%。洗澡项目需要帮助的比例最大,自理程度最低,失能程度最高,达到926%。相比之下,不能够自己吃饭的失能老人比例较低。其中穿衣、上厕所和室内活动的三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到521%、534%和458%。出现大小便失禁现象的老年人也达到249%,大小便失禁是比较严重的功能障碍,需要帮助的程度也更大。从城乡差异看,农村失能老人在洗澡、穿衣、控制大小便等方面自理程度相对更高,其他三项需要帮助的比例比城镇高。失能老人需要帮助的项目不同,且城乡存在差异,这说明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的内容应多元化,以便更全面地满足失能老人的需要(见表1)。
3长期照料的现状
长期照料是指由于生理、心理受损导致生活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因而在一段较长时期内需要别人给予帮助,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和保健护理。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对“您目前在六项日常生活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时,谁是主要帮助者”及“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其所得到的照料区分为三大类型:家庭照料、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其中家庭照料相对于有偿的社会化照料而言,是指由配偶、子女、亲戚或邻居朋友等提供的照料;居家照料是指失能老人居住在家里,由保姆或社区提供的有偿照料;机构照料是指失能老人在养老院或老年照料机构中集体生活,由机构服务人员负责照料。 从我国失能老人得到的照料现状看,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照料仍是最主要的照料形式(见表2),城市和农村老人依靠家庭照料的比例分别达到81%和94%。接受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失能老人比例较低,尽管农村也有约6%的失能老人接受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但远低于城市失能老人的比例。此外,我国男性失能老人和女性失能老人在选择照料类型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从家庭照料的主体来看,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目前儿子和儿媳仍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见表3)。农村约有63%的失能老人得到来自儿子和儿媳的照料,城市约有44%的失能老人得到儿子和儿媳的照料。而城市中女儿承担照料的比例与儿子并无显著差异,远超过农村女儿和城市儿媳照料的比例,这说明城市女儿在家庭照料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从失能老人的性别来看,约1/4左右的男性失能老人依赖其配偶照料,而对于女性失能老人而言,只有5%左右得到配偶的照料,这与我国女性老年人寿命相对更长,老年丧偶较多相符合。从提供照料的子女性别来看,城市中主要由儿子和女婿照料的失能老人约占29%,主要由儿媳和女儿照料的约占44%;即使在传统习俗中更依赖儿子养老的农村,主要由儿子和女婿照料的占36%,而儿媳和女儿照料的失能老人占41%,可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女性相对而言更多地承担了照料老人的工作。
4失能老人的照料费用
失能老人由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需要依赖他人的照料,这必然产生一定的人工、物品等直接照料费用。本文根据问卷调查中“近一个星期内六项日常生活活动需要照料时所支付的直接费用”
(见表4),发现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费用远高于家庭照料,但两者间的差异不大。从照料费用占收
入的比重看,家庭照料费用占收入的4514%,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费用占收入比重较高,甚至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
三、变量选择及样本特征
由子女提供的家庭照料是我国传统的老人照料方式,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子女照料机会成本的增加,对家庭之外的社会化照料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加。为了回答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哪些失能老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之外的社会化照料,本文删除自变量缺失的样本,获得最终有效样本1267份,农村926份,城市341份。由于失能老人选择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所花费的平均费用差别不大,因此将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合并为社会化照料,家庭照料赋值为0,社会化照料赋值为1,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考察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决策的城乡差异。
1变量的选择
本文结合CLHLS数据,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分别引入失能老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学因素。
(1)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失能程度。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由于多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需要更为专业化、及时化的照料服务,更倾向于社会化照料形式。
(2)家庭特征。包括存活儿子数、存活女儿数、上一年家庭人均收入、主要生活来源。存活儿子数和存活女儿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更会选择社会化照料;主要生活来源于自己或配偶的失能老人,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及社会化照料费用昂贵等,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更小。
(3)社会学因素。除了包括是否参与医疗保险、个人居住意愿外,还加入了社区起居照料服务的提供情况,从供给这一角度考察影响其选择长期照料模式的外部因素。我国农村社区照料服务发展落后,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别,对失能老人照料模式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城乡差异。
2样本特征描述
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失能老人的个人居住意愿分为三种:与子女居住、独居、养老机构,为防止多重共线性,一般定义两个虚拟变量,与子女居住作为基组;同理,失能程度定义两个虚拟变量,轻度失能为参照组;主要生活来源定义两个虚拟变量,主要生活来源于子女或孙子女的为参照组。可以看出,失能老人平均年龄为94岁,基本处于高龄阶段,年龄的增长对其选择长期照料模式可能并未有显著影响;80%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无配偶,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2年,因此,本文将失能老人的受教育程度用是否上过学来代替。城乡间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的比例基本无差异;从经济方面看,城市失能老人家庭人均收入约为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的2倍左右,且城市失能老人生活来源更多的依靠自己及配偶,农村中仅11%左右的失能老人生活来源于自己及配偶;从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看,农村中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大于城市。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发《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社区照料服务发展较慢,调查区域内仅有9%的城市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农村相对更少,只占4%左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失能老人对社会化照料服务的选择。
四、实证分析结果
表6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根据以上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的分析,本文针对农村和城市分别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6。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从失能老人的失能程度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形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重度失能老人,即5-6项日常生活活动需要帮助的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显著小于轻度失能老人,而中度失能老人相对于轻度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更大,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虽然随着失能老人失能程度的加重,对社会化照料的需求增加,但重度失能老人由于各项日常生活活动基本上都需要依赖于他人的照料,照料任务重,照料费用高,失能老年人难于选择社会化照料服务。
第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济状况对失能老人选择照料模式都有显著影响。上一年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家庭照料;相反,经济状况困难的失能老人,由于社会化照料的购买力弱,他们得到的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较小,只能依赖于配偶或子女等的照料,甚至可能会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从城乡差异看,经济状况对于城市的影响大于农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自己、配偶或政府等,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更小,但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总体上看,有无配偶对于失能老人选择照料模式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城市中无配偶的失能老人相对于有配偶的失能老人,更可能选择社会化照料,这也体现了配偶在家庭照料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失能老人有无配偶对其选择照料模式无显著影响。就教育程度而言,农村中受过正式教育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远大于家庭照料,而城市中是否上过学对其长期照料模式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从失能老人性别角度看,农村中男性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女性失能老人,城市中并不显著,这与农村中较强的男权主义有一定的关联。
第四,家庭规模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且城乡间子女对其照料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中女儿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概率更大,这与前面的描述统计中城市女儿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相对应。农村中存活儿子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可能性更小,这可能与子女在照料失能老人问题上存在搭便车的现象,相互推诿,反而更多地会选择社会化照料有关。
第五,从失能老人居住意愿来看,希望独居或者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会显著高于选择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总体上看,希望独居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是希望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的4倍左右,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更大。从城乡差异看,城市中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小于农村失能老人。希望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在情感或经济上更依赖子女,日常生活活动受阻时,会更多的选择家庭照料模式。
第六,总体上社区是否提供起居照料服务对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具有显著影响,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服务的概率显著高于社区未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失能老人。从城乡差异看,农村中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是所在社区未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4倍左右,但这种影响在城市中并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农村相对于城市社区服务更落后。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对城乡失能老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也存在差异,农村中参加了医疗保险的选择社会化照料概率显著小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失能老人,而城市中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对其选择照料模式无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家庭照料仍是我国失能老人主要的照料方式,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劳动力迁移等现象导致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难以应对,对社会化照料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学者对老年照料服务市场化寄予很大期望,但由于照料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的特点,照料服务的市场化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还面临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完善合理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
首先,国家应大力发展社区照料服务,特别是农村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立将家庭照料、机构照料和社区照料整合为一体的照料服务体系。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家庭照料资源来源单一,机构照料费用昂贵,难以满足失能老人日益增长的长期照料需求。基于家庭照料和机构照料的优缺点,可发展介于两者间的新的照料模式——社区照料。社区通过建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轻度失能或子女因工作无暇全天照料的失能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配备专业人员负责失能老人的日间生活照料、康复治疗、心理慰藉及文化娱乐活动,晚间则由家人接回或中心送回家中居住。在街道或社区建立长期照料服务社团,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或者聘请专业的医护人员,组织为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料的家庭成员进行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
其次,照料内容、形式多元化。失能老人由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的项目及程度不同,应结合失能老人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照料服务方式。轻度失能老人长期照料依赖度较低,家人或亲戚朋友的照料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应鼓励继续采用家庭照料模式;中度失能老人不能自理项目更多,更适合社区照料服务;而重度失能老人存在5-6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需要更为专业化和及时化的照料服务,机构照料的效率更高。
最后,针对经济困难、失能严重的老人家庭提供服务补贴。失能老人长期照料必然产生一定的费用,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一些经济困难、失能严重的老年人因经济原因照料需求难以满足,需要政府提供服务补贴。补贴额度应以失能老人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照料需要为标准。失能老人的需要及护理等级应由第三方机构按照专业的标准确定,机构照料及社区照料可直接补贴给服务提供方,家庭照料可直接补贴给家庭照料成员。
参考文献:
[1] 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与变化[J].人口研究,2006(1):50-56.
[2] LIU Lan, DONG Xiaoyuan, ZHENG Xiaoying.Parental care and married women’s labor supply: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Feminist Economics,2010,16(3):169-192.
[3] 尹尚菁,杜鹏.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现状及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2(2):49-56.
[4] 顾大男,曾毅.1992~2002年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变化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6(4):9-13.
[5] 杜本峰,沈航.老年人口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及产业发展模式略探[J].经济问题探索,2008(3):34-38.
[6] 景跃军,李元.中国失能老年人构成及长期护理需求分析[J].人口学刊,2014(2):55-63.
[7] 吴蓓,徐勤.城市社区长期照料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以上海为例[J].人口研究,2007(3):61-70.
[8] 倪荣,李新功,朱晨曦.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现状及对策[J].卫生经济研究,2010(7):39-41.
[9] 赵向红.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问题的应对之策[J].贵州社会科学,2012(10):129-132.
[10] 熊波.中国城市长期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和广州的调查[J].西北人口,2013(1):5-10.
[11] 陈欣欣,董晓媛.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中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J].世界经济,2011(6):147-160.
[12] 姜向群,刘妮娜.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1):16-23.
[责任编辑武玉,方志]
关键词:失能老人;长期照料;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4-006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40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群规模不断扩大。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专题研究》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合计数量约为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到2015年,即“十二五”期末,中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比2010年增加700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5%,失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资料来源:上海市老年学学会,http://www.shanghaigss.org.cn/news_view.asp?newsid=7748。如此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以及失能后存活时间的延长[1],将会加大对长期照料服务的需求。长期以来,家庭照料一直是我国传统的照料方式。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及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城市职工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2];在农村,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并加入到外出打工的行列,使得家庭照料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深入贯彻实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得建立在多子女条件下的传统家庭照料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当前我国护理机构资源匮乏,结构失调,社区发展缓慢,社会化照料费用昂贵,这些因素迫使失能老人社会化长期照料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如何更好地为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国外关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研究开展较早,社会化照料模式及保险制度已经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得以建立。相比起来,我国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积累。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需求与发展趋势[3-6];二是长期照料现状与对策[7-9];三是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10-12]。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需求巨大但供给相对不足,家庭照料人力资源不足,机构照料人均床位数量少且费用昂贵,社区照料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我国失能老人存在长期照料需要时,其选择何种照料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子女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以及老人的个体特征等。
虽然以往研究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主要关注老年人的购买力及自身需求,并未考虑社会化照料的服务供给,且没有充分考虑城乡差异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机构及社区服务供给、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失能老人可利用的社会化照料资源远低于城市失能老人。因此,本文将利用2011-2012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关注城乡间的差异,针对城乡不同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失能老人照料的现状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2011-2012年的中国健康长寿调查(CLHLS)数据。该调查涉及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样本包括9765位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农村比例较高,达到822%,女性老年人比例占总体的55%。由于本文只关注失能老人,因此,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卡茨(Katz)量表衡量老人是否失能,即六项日常活动(穿衣、洗澡、吃饭、上厕所、控制大小便、室内活动)中,至少一项有困难,需要他人帮助的老年人为失能老人,并依据老人需要帮助的项数划分失能程度,其中1-2项需要帮助定义为轻度失能,3-4项需要帮助定义为中度失能,5-6项需要帮助定义为重度失能。
2失能老人失能状况分析
通过对数据整理分析,发现调查数据库中失能老人2556人,占总体老人的262%,老年人失能现象较为严重。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删除未失能老人样本及照料类型缺失的191份样本,获得样本2365份,其中658%为女性,756%居住在农村,轻度、中度、重度失能的老人比例分别为489%、199%和312%。洗澡项目需要帮助的比例最大,自理程度最低,失能程度最高,达到926%。相比之下,不能够自己吃饭的失能老人比例较低。其中穿衣、上厕所和室内活动的三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到521%、534%和458%。出现大小便失禁现象的老年人也达到249%,大小便失禁是比较严重的功能障碍,需要帮助的程度也更大。从城乡差异看,农村失能老人在洗澡、穿衣、控制大小便等方面自理程度相对更高,其他三项需要帮助的比例比城镇高。失能老人需要帮助的项目不同,且城乡存在差异,这说明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的内容应多元化,以便更全面地满足失能老人的需要(见表1)。
3长期照料的现状
长期照料是指由于生理、心理受损导致生活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因而在一段较长时期内需要别人给予帮助,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和保健护理。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对“您目前在六项日常生活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时,谁是主要帮助者”及“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其所得到的照料区分为三大类型:家庭照料、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其中家庭照料相对于有偿的社会化照料而言,是指由配偶、子女、亲戚或邻居朋友等提供的照料;居家照料是指失能老人居住在家里,由保姆或社区提供的有偿照料;机构照料是指失能老人在养老院或老年照料机构中集体生活,由机构服务人员负责照料。 从我国失能老人得到的照料现状看,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照料仍是最主要的照料形式(见表2),城市和农村老人依靠家庭照料的比例分别达到81%和94%。接受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失能老人比例较低,尽管农村也有约6%的失能老人接受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但远低于城市失能老人的比例。此外,我国男性失能老人和女性失能老人在选择照料类型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从家庭照料的主体来看,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目前儿子和儿媳仍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见表3)。农村约有63%的失能老人得到来自儿子和儿媳的照料,城市约有44%的失能老人得到儿子和儿媳的照料。而城市中女儿承担照料的比例与儿子并无显著差异,远超过农村女儿和城市儿媳照料的比例,这说明城市女儿在家庭照料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从失能老人的性别来看,约1/4左右的男性失能老人依赖其配偶照料,而对于女性失能老人而言,只有5%左右得到配偶的照料,这与我国女性老年人寿命相对更长,老年丧偶较多相符合。从提供照料的子女性别来看,城市中主要由儿子和女婿照料的失能老人约占29%,主要由儿媳和女儿照料的约占44%;即使在传统习俗中更依赖儿子养老的农村,主要由儿子和女婿照料的占36%,而儿媳和女儿照料的失能老人占41%,可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女性相对而言更多地承担了照料老人的工作。
4失能老人的照料费用
失能老人由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需要依赖他人的照料,这必然产生一定的人工、物品等直接照料费用。本文根据问卷调查中“近一个星期内六项日常生活活动需要照料时所支付的直接费用”
(见表4),发现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费用远高于家庭照料,但两者间的差异不大。从照料费用占收
入的比重看,家庭照料费用占收入的4514%,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费用占收入比重较高,甚至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
三、变量选择及样本特征
由子女提供的家庭照料是我国传统的老人照料方式,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子女照料机会成本的增加,对家庭之外的社会化照料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加。为了回答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哪些失能老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之外的社会化照料,本文删除自变量缺失的样本,获得最终有效样本1267份,农村926份,城市341份。由于失能老人选择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所花费的平均费用差别不大,因此将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合并为社会化照料,家庭照料赋值为0,社会化照料赋值为1,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考察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决策的城乡差异。
1变量的选择
本文结合CLHLS数据,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分别引入失能老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学因素。
(1)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失能程度。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由于多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需要更为专业化、及时化的照料服务,更倾向于社会化照料形式。
(2)家庭特征。包括存活儿子数、存活女儿数、上一年家庭人均收入、主要生活来源。存活儿子数和存活女儿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更会选择社会化照料;主要生活来源于自己或配偶的失能老人,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及社会化照料费用昂贵等,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更小。
(3)社会学因素。除了包括是否参与医疗保险、个人居住意愿外,还加入了社区起居照料服务的提供情况,从供给这一角度考察影响其选择长期照料模式的外部因素。我国农村社区照料服务发展落后,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别,对失能老人照料模式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城乡差异。
2样本特征描述
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失能老人的个人居住意愿分为三种:与子女居住、独居、养老机构,为防止多重共线性,一般定义两个虚拟变量,与子女居住作为基组;同理,失能程度定义两个虚拟变量,轻度失能为参照组;主要生活来源定义两个虚拟变量,主要生活来源于子女或孙子女的为参照组。可以看出,失能老人平均年龄为94岁,基本处于高龄阶段,年龄的增长对其选择长期照料模式可能并未有显著影响;80%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无配偶,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2年,因此,本文将失能老人的受教育程度用是否上过学来代替。城乡间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的比例基本无差异;从经济方面看,城市失能老人家庭人均收入约为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的2倍左右,且城市失能老人生活来源更多的依靠自己及配偶,农村中仅11%左右的失能老人生活来源于自己及配偶;从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看,农村中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大于城市。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发《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社区照料服务发展较慢,调查区域内仅有9%的城市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农村相对更少,只占4%左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失能老人对社会化照料服务的选择。
四、实证分析结果
表6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根据以上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的分析,本文针对农村和城市分别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6。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从失能老人的失能程度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形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重度失能老人,即5-6项日常生活活动需要帮助的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显著小于轻度失能老人,而中度失能老人相对于轻度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更大,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虽然随着失能老人失能程度的加重,对社会化照料的需求增加,但重度失能老人由于各项日常生活活动基本上都需要依赖于他人的照料,照料任务重,照料费用高,失能老年人难于选择社会化照料服务。
第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济状况对失能老人选择照料模式都有显著影响。上一年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家庭照料;相反,经济状况困难的失能老人,由于社会化照料的购买力弱,他们得到的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较小,只能依赖于配偶或子女等的照料,甚至可能会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从城乡差异看,经济状况对于城市的影响大于农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自己、配偶或政府等,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更小,但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总体上看,有无配偶对于失能老人选择照料模式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城市中无配偶的失能老人相对于有配偶的失能老人,更可能选择社会化照料,这也体现了配偶在家庭照料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失能老人有无配偶对其选择照料模式无显著影响。就教育程度而言,农村中受过正式教育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远大于家庭照料,而城市中是否上过学对其长期照料模式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从失能老人性别角度看,农村中男性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女性失能老人,城市中并不显著,这与农村中较强的男权主义有一定的关联。
第四,家庭规模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且城乡间子女对其照料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中女儿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概率更大,这与前面的描述统计中城市女儿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相对应。农村中存活儿子数越多选择家庭照料的可能性更小,这可能与子女在照料失能老人问题上存在搭便车的现象,相互推诿,反而更多地会选择社会化照料有关。
第五,从失能老人居住意愿来看,希望独居或者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会显著高于选择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总体上看,希望独居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是希望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的4倍左右,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更大。从城乡差异看,城市中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小于农村失能老人。希望与子女居住的失能老人在情感或经济上更依赖子女,日常生活活动受阻时,会更多的选择家庭照料模式。
第六,总体上社区是否提供起居照料服务对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具有显著影响,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照料服务的概率显著高于社区未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失能老人。从城乡差异看,农村中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选择社会化照料的概率是所在社区未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4倍左右,但这种影响在城市中并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农村相对于城市社区服务更落后。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对城乡失能老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也存在差异,农村中参加了医疗保险的选择社会化照料概率显著小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失能老人,而城市中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对其选择照料模式无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家庭照料仍是我国失能老人主要的照料方式,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劳动力迁移等现象导致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难以应对,对社会化照料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学者对老年照料服务市场化寄予很大期望,但由于照料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的特点,照料服务的市场化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还面临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完善合理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
首先,国家应大力发展社区照料服务,特别是农村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立将家庭照料、机构照料和社区照料整合为一体的照料服务体系。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家庭照料资源来源单一,机构照料费用昂贵,难以满足失能老人日益增长的长期照料需求。基于家庭照料和机构照料的优缺点,可发展介于两者间的新的照料模式——社区照料。社区通过建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轻度失能或子女因工作无暇全天照料的失能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配备专业人员负责失能老人的日间生活照料、康复治疗、心理慰藉及文化娱乐活动,晚间则由家人接回或中心送回家中居住。在街道或社区建立长期照料服务社团,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或者聘请专业的医护人员,组织为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料的家庭成员进行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
其次,照料内容、形式多元化。失能老人由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的项目及程度不同,应结合失能老人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照料服务方式。轻度失能老人长期照料依赖度较低,家人或亲戚朋友的照料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应鼓励继续采用家庭照料模式;中度失能老人不能自理项目更多,更适合社区照料服务;而重度失能老人存在5-6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需要更为专业化和及时化的照料服务,机构照料的效率更高。
最后,针对经济困难、失能严重的老人家庭提供服务补贴。失能老人长期照料必然产生一定的费用,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一些经济困难、失能严重的老年人因经济原因照料需求难以满足,需要政府提供服务补贴。补贴额度应以失能老人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照料需要为标准。失能老人的需要及护理等级应由第三方机构按照专业的标准确定,机构照料及社区照料可直接补贴给服务提供方,家庭照料可直接补贴给家庭照料成员。
参考文献:
[1] 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与变化[J].人口研究,2006(1):50-56.
[2] LIU Lan, DONG Xiaoyuan, ZHENG Xiaoying.Parental care and married women’s labor supply: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Feminist Economics,2010,16(3):169-192.
[3] 尹尚菁,杜鹏.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现状及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2(2):49-56.
[4] 顾大男,曾毅.1992~2002年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变化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6(4):9-13.
[5] 杜本峰,沈航.老年人口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及产业发展模式略探[J].经济问题探索,2008(3):34-38.
[6] 景跃军,李元.中国失能老年人构成及长期护理需求分析[J].人口学刊,2014(2):55-63.
[7] 吴蓓,徐勤.城市社区长期照料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以上海为例[J].人口研究,2007(3):61-70.
[8] 倪荣,李新功,朱晨曦.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现状及对策[J].卫生经济研究,2010(7):39-41.
[9] 赵向红.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问题的应对之策[J].贵州社会科学,2012(10):129-132.
[10] 熊波.中国城市长期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和广州的调查[J].西北人口,2013(1):5-10.
[11] 陈欣欣,董晓媛.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中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J].世界经济,2011(6):147-160.
[12] 姜向群,刘妮娜.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1):16-23.
[责任编辑武玉,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