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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对国内近20年来有关流行音乐歌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探寻这一时期流行音乐歌星研究的侧重点，分析其研究方法，并对目前学术研究所显现的优势及不足提出几点浅知拙见，以供同仁们商榷指正。
【关键词】流行音乐歌星；歌星现象；歌星效应
流行音乐歌星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他们既是独具魅力的歌者同时也是能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明星，他们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笔者试图对国内近20年来有关流行音乐歌星（以下简称歌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歌星现象研究和歌星效应研究。现象的研究包括歌星和与歌星有关的流行文化现象研究，如“追星”、“粉丝”、“选秀”等现象；效应的研究，是基于受众在接受歌星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且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包括歌星对电影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影响，以及歌星的社会效应两方面。
一、歌星现象研究
国内将歌星视为一种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首当其冲的是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1]文章首次将“摇滚乐”作为一种现象研究，并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其次是“邓丽君现象”研究。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邓丽君以及她的音乐研究价值已超出其本身。杨艳丽的《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2]，此文以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台湾、大陆、日本三地的社会环境入手，分别从社会、个人以及听众、音乐和历史的角度解析邓丽君歌曲的流行的原因。伴随着流行音乐的盛行，与歌星相关的“追星”“歌迷”“选秀”等现象层出不穷，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如张文杰的《消费时代的煽情诱惑与审美距离——从“杨丽娟追星案”看大众流行文化的某些得失》[3]，文章批判了媒体对歌星的高度神话，导致受众迷失自我的现象。从这些现象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整体没落。吴志浩的《香港的流行歌曲及“歌迷会”》[4]一文介绍了香港“歌迷会”的由来、团体结构、分支、发展状况及影响，文章发稿于1988年，是一篇较早关注“歌迷”现象的文献。“粉丝”是“歌迷”的代名词，于近10年在娱乐圈逐渐兴起并广泛使用。周庭锐、丛子薇、刘丛等合著的《粉丝评价对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研究》[5]从商业的角度分析了基于互联网载体的粉丝评价对于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并为中国娱乐产业提出创新赢利模式的建议。从04年的“超级女声”到最近的“中国好声音”，火爆的“选秀”现象引发了学者对它关注。项筱刚的《论“超级女声现象”》[6] 从宏观的大众文化的生态失衡现状和微观的大众娱乐、媒体以及评选机制等方面探讨了“超级女声”现象对中国流行音乐具有的现实意义。张涛，马东风的《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7]一文批判了时下火热的“电视造星”运动即“选秀”背后商业利益的驱使，致使比赛变质的现象。
二、歌星效应研究
关于歌星的效应研究，笔者从众多的文献中梳理出两种不同角度的研究，第一类是歌星与产业效应关系研究，另一类是歌星与社会效应关系研究。在歌星与产业关系的研究中，笔者搜集到最多的是歌星对电影产业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影响方面的文献。电影方面的有吴徐君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扫描》[8]文章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的研究，说明流行歌星在电影中的双重价值，是商业电影值得推崇的运作模式。流行音乐产业方面的有彭英姿《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9]。该文章分析了歌星与流行音乐产业的密切关系以及形成这些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在歌星的社会效应研究中，王思琦的《回眸：新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变迁》[10]和《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11]两篇文章均涉及到歌星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是一篇较全面谈及流行歌星的功能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纵观国内近20年流行音乐研究文献，歌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近10年内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视角逐渐加宽，研究的本土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的流行音乐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流行音乐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融合的时期，因此还有很多研究领域有待开发，这是值得今后研究的重要领域。我国未来流行音乐的研究方向将从单纯的现象研究投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金兆钧.崔健与中国摇滚乐[J].人民音乐，1989（04）：32-33.
[2]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03）：144-153.
[3]张文杰.消费时代的煽情诱惑与审美距离——从“杨丽娟追星案”看大众流行文化的某些得失[J].艺术研究，2011（02）：22-23.
[4]吴志浩.香港的流行歌曲及“歌迷会[J].音乐爱好者，1988（02）：38.
[5]周庭锐，丛子薇，刘丛，等.粉丝评价对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2（27）：32-39.
[6]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03）：66-74.
[7]张涛，马东风.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6（09）：59-61.
[8]吴徐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扫描[J].电影文学，2010（02）：
18-20.
[9]彭英姿.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0]王思琦.回眸：新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变迁[J].音乐生活，2006（10）：24-41.
[11]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
【关键词】流行音乐歌星；歌星现象；歌星效应
流行音乐歌星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他们既是独具魅力的歌者同时也是能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明星，他们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笔者试图对国内近20年来有关流行音乐歌星（以下简称歌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歌星现象研究和歌星效应研究。现象的研究包括歌星和与歌星有关的流行文化现象研究，如“追星”、“粉丝”、“选秀”等现象；效应的研究，是基于受众在接受歌星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且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包括歌星对电影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影响，以及歌星的社会效应两方面。
一、歌星现象研究
国内将歌星视为一种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首当其冲的是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1]文章首次将“摇滚乐”作为一种现象研究，并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其次是“邓丽君现象”研究。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邓丽君以及她的音乐研究价值已超出其本身。杨艳丽的《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2]，此文以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台湾、大陆、日本三地的社会环境入手，分别从社会、个人以及听众、音乐和历史的角度解析邓丽君歌曲的流行的原因。伴随着流行音乐的盛行，与歌星相关的“追星”“歌迷”“选秀”等现象层出不穷，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如张文杰的《消费时代的煽情诱惑与审美距离——从“杨丽娟追星案”看大众流行文化的某些得失》[3]，文章批判了媒体对歌星的高度神话，导致受众迷失自我的现象。从这些现象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整体没落。吴志浩的《香港的流行歌曲及“歌迷会”》[4]一文介绍了香港“歌迷会”的由来、团体结构、分支、发展状况及影响，文章发稿于1988年，是一篇较早关注“歌迷”现象的文献。“粉丝”是“歌迷”的代名词，于近10年在娱乐圈逐渐兴起并广泛使用。周庭锐、丛子薇、刘丛等合著的《粉丝评价对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研究》[5]从商业的角度分析了基于互联网载体的粉丝评价对于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并为中国娱乐产业提出创新赢利模式的建议。从04年的“超级女声”到最近的“中国好声音”，火爆的“选秀”现象引发了学者对它关注。项筱刚的《论“超级女声现象”》[6] 从宏观的大众文化的生态失衡现状和微观的大众娱乐、媒体以及评选机制等方面探讨了“超级女声”现象对中国流行音乐具有的现实意义。张涛，马东风的《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7]一文批判了时下火热的“电视造星”运动即“选秀”背后商业利益的驱使，致使比赛变质的现象。
二、歌星效应研究
关于歌星的效应研究，笔者从众多的文献中梳理出两种不同角度的研究，第一类是歌星与产业效应关系研究，另一类是歌星与社会效应关系研究。在歌星与产业关系的研究中，笔者搜集到最多的是歌星对电影产业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影响方面的文献。电影方面的有吴徐君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扫描》[8]文章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的研究，说明流行歌星在电影中的双重价值，是商业电影值得推崇的运作模式。流行音乐产业方面的有彭英姿《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9]。该文章分析了歌星与流行音乐产业的密切关系以及形成这些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在歌星的社会效应研究中，王思琦的《回眸：新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变迁》[10]和《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11]两篇文章均涉及到歌星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是一篇较全面谈及流行歌星的功能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纵观国内近20年流行音乐研究文献，歌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近10年内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视角逐渐加宽，研究的本土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的流行音乐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流行音乐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融合的时期，因此还有很多研究领域有待开发，这是值得今后研究的重要领域。我国未来流行音乐的研究方向将从单纯的现象研究投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金兆钧.崔健与中国摇滚乐[J].人民音乐，1989（04）：32-33.
[2]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03）：144-153.
[3]张文杰.消费时代的煽情诱惑与审美距离——从“杨丽娟追星案”看大众流行文化的某些得失[J].艺术研究，2011（02）：22-23.
[4]吴志浩.香港的流行歌曲及“歌迷会[J].音乐爱好者，1988（02）：38.
[5]周庭锐，丛子薇，刘丛，等.粉丝评价对明星商业产出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2（27）：32-39.
[6]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03）：66-74.
[7]张涛，马东风.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由“电视造星”现象引发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6（09）：59-61.
[8]吴徐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化扫描[J].电影文学，2010（02）：
18-20.
[9]彭英姿.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0]王思琦.回眸：新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变迁[J].音乐生活，2006（10）：24-41.
[11]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