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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干事郭青（化名），为筹建航天博物馆寻访老一代航天先驱，其辗转数省，奔波千里，终于找到了垂垂老矣的張其彬。
张其彬，广东河源人，中国“两弹一星”功臣，在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中被誉为“七勇士”之一。1966年，他与另外6名留守地下室面临生死考验的航天人，一同成功操控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两结合爆炸实验。基于当时种种原因，事后张其彬一直对外绝对保密。直至16年后，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得知丈夫的过往。定居天津，此次应邀回乡的张其彬，如今已79岁，两鬓斑白。面对《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两弹结合实验的亲历者，张其彬回顾了“实验秘闻”，回顾了自己的那段峥嵘岁月。
忆当年临危受命
张其彬出生于1935年，祖籍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是一名农家子弟。79岁的他近日应邀还乡，参加河源市专门为其筹办的“航天图片展”。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张其彬清楚地记得，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但当时只能像炸弹一样，用飞机把原子弹运往指定地点进行爆炸。而用导弹运载，进行远距离发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两弹结合就搞不出来？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刚完成两弹结合实验不久，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中央计划进行两弹结合实验，由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组成了15人的领导委员会。1965年，中央决定：1966年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实验，并决定把实验地点，放在地广人稀的西北戈壁滩上。
谈及当时“航天创业”的艰辛，张其彬感慨万千。据其回忆，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在现场帮助，而国际上还对中国进行了海上封锁，所以实验只能在陆地上进行——即自己国家本土上。中央决定进行的导弹核试验，任务是空前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国家做过“本土实验”。
实验前难关重重
张其彬到基地后，负责临时发射基地的建设、试验技术协调、编制测试发射程序即操作规程。在基地统一安排部署下，张其彬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10月26日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由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和部队政委高震亚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地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七勇士留守操控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7个人：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技术助理张其彬、技师董连捷和刘启泉，操作手徐虹、中队长颜振清。张其彬回忆，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能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在总撤离前，张其彬记得聂荣臻元帅到地下室看望了他们。聂荣臻对他们说：祝你们身体健康，祝我们发射成功！当晚，国防科委的首长还为七人戴上了毛主席像章。27日黎明终于来临，他们意外地发现地下控制室门外，竟然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了他们一夜——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在外面爬梯间里坐着陪了七人一夜。
张其彬表示，李富泽是一位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防需要，来到酒泉基地，指挥这场同样意义重大的战斗。当时，李富泽想与七人战斗在第一线。但考虑到首长所肩负的重任和现场的危险性，七人集体请求上级要求李富泽撤离。后来负责现场指挥的聂荣臻亲自打电话，命令李富泽迅速返回，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地下室。
聂帅敬酒七勇士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胀。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瀚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等3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当晚，基地召开庆功宴。地下室留守操控发射的七个人被安排坐在主桌，聂荣臻、钱学森等首长、专家们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张其彬回忆，聂帅带着大家向他们七人敬了酒。聂元帅说：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国务院，向参加这次实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这是第一次元帅给我们敬酒啊！”张其彬回忆说，当时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从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至今，48年过去，张其彬参与了共和国49次不同类型的发射工作，其中包括1970年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1984年第一颗通讯卫星研制以及1985年战略导弹研制。直至16年后的1982年，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上得知，丈夫张其彬原来一直从事航天事业。
此次回乡，张其彬夫妇打算住上几天，见见老家同辈的亲友。对早已定居天津的他们而言，只不知下一次回乡，又将在何时？
张其彬，广东河源人，中国“两弹一星”功臣，在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中被誉为“七勇士”之一。1966年，他与另外6名留守地下室面临生死考验的航天人，一同成功操控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两结合爆炸实验。基于当时种种原因，事后张其彬一直对外绝对保密。直至16年后，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得知丈夫的过往。定居天津，此次应邀回乡的张其彬，如今已79岁，两鬓斑白。面对《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两弹结合实验的亲历者，张其彬回顾了“实验秘闻”，回顾了自己的那段峥嵘岁月。
忆当年临危受命
张其彬出生于1935年，祖籍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是一名农家子弟。79岁的他近日应邀还乡，参加河源市专门为其筹办的“航天图片展”。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张其彬清楚地记得，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但当时只能像炸弹一样，用飞机把原子弹运往指定地点进行爆炸。而用导弹运载，进行远距离发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两弹结合就搞不出来？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刚完成两弹结合实验不久，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中央计划进行两弹结合实验，由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组成了15人的领导委员会。1965年，中央决定：1966年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实验，并决定把实验地点，放在地广人稀的西北戈壁滩上。
谈及当时“航天创业”的艰辛，张其彬感慨万千。据其回忆，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在现场帮助，而国际上还对中国进行了海上封锁，所以实验只能在陆地上进行——即自己国家本土上。中央决定进行的导弹核试验，任务是空前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国家做过“本土实验”。
实验前难关重重
张其彬到基地后，负责临时发射基地的建设、试验技术协调、编制测试发射程序即操作规程。在基地统一安排部署下，张其彬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10月26日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由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和部队政委高震亚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地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七勇士留守操控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7个人：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技术助理张其彬、技师董连捷和刘启泉，操作手徐虹、中队长颜振清。张其彬回忆，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能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在总撤离前，张其彬记得聂荣臻元帅到地下室看望了他们。聂荣臻对他们说：祝你们身体健康，祝我们发射成功！当晚，国防科委的首长还为七人戴上了毛主席像章。27日黎明终于来临，他们意外地发现地下控制室门外，竟然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了他们一夜——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在外面爬梯间里坐着陪了七人一夜。
张其彬表示，李富泽是一位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防需要，来到酒泉基地，指挥这场同样意义重大的战斗。当时，李富泽想与七人战斗在第一线。但考虑到首长所肩负的重任和现场的危险性，七人集体请求上级要求李富泽撤离。后来负责现场指挥的聂荣臻亲自打电话，命令李富泽迅速返回，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地下室。
聂帅敬酒七勇士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胀。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瀚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等3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当晚，基地召开庆功宴。地下室留守操控发射的七个人被安排坐在主桌，聂荣臻、钱学森等首长、专家们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张其彬回忆，聂帅带着大家向他们七人敬了酒。聂元帅说：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国务院，向参加这次实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这是第一次元帅给我们敬酒啊！”张其彬回忆说，当时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从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至今，48年过去，张其彬参与了共和国49次不同类型的发射工作，其中包括1970年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1984年第一颗通讯卫星研制以及1985年战略导弹研制。直至16年后的1982年，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上得知，丈夫张其彬原来一直从事航天事业。
此次回乡，张其彬夫妇打算住上几天，见见老家同辈的亲友。对早已定居天津的他们而言，只不知下一次回乡，又将在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