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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菊珍，浙江余姚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业余爱好文学，多有散文、随笔和小小说发表于《文学港》《百花园》等报刊杂志。《车位》《确证》，收入《宁波世纪十年小小说选》。近年撰写的江南古镇系列《蔡元房人家》，正准备集结出版。
立 军是我小时的玩伴，住在我家后面的太 傅世家。太傅世家，据说是明朝谢阁老的出生之地，如今只剩若干小院落。立军的家，就是这样的老房子。朝东，人叫朝东屋。
门口一个高而窄的墙门，人字顶，上面立有稀稀疏疏的十来棵瓦松。墙门关不严紧，用一根扁圆的木棍拄着。门内泥院，晴天贴着一层龟裂的地表皮。下过一场大雨，浮泥化开，沾在脚后跟，怎么也甩不掉。但是，院墙脚下种着美人蕉，明黄，大红，鲜艳艳的，煞是好看。
正房五间，低矮的楼房。以中间的堂前为界，分作大房和二房。大房靠右，老人早就作古，年轻的也搬出去了。二房的老祖母——立军奶奶还在，枯瘦，大眼珠，高颧骨。她的手受过伤，不能梳发髻，就剪掉长发，披散了短短的一截。有时用一个黑色发壳罩住，发尾竖着露出来，走动时一颤一颤的。
立军奶奶喜欢坐在门口晒太阳——脚下一个火熜，手上一个手炉，佝偻着腰。火熜和手炉，都很考究，绘有精细的图案。她也喜欢喝茶。茶杯有两个，一个五彩盖盅，一个景泰蓝大直杯。盖盅泡茶娘，再把茶娘兑在大杯的白开水里。她喜欢仰着头喝茶，咽下去时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老人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吃银行饭，一直任小镇银行行长。大媳妇文静秀雅，妇女干部。他们生了几个女儿，大的叫立军，和我同年。本该一起上学，但她跟了经常调动工作的母亲，在那附近读书。当然，寒暑假还是回老家，我所记得的玩伴，大约就是假期里的事情。
一个冬日早上，我去找她。她刚刚起床，正端着一个饭碗，站在墙门口吃早饭。水泡饭，够平常的。但是，隔了几步，我看到她的饭碗里有一块红烧肉。这肉煮透了，裹着深紫色的肉冻。肉冻弥漫开来，水泡饭渐变成粉红——直到今天，我还是忘不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浸泡着一块红烧肉的水泡饭。
还有一次，该是暑假。我带去了一条红丝线，想和她一起玩线绷。她转身进了里屋，拿出一个碗口大的托盘。盘里放着大红花生、绿皮甘蔗。我们分吃了这些邻家送的催生果，再玩花线绷。记得托盘朱红颜色，铜箍闪闪发亮——以后，我再没见过这样小巧可爱的托盘。
也是这个夏天，我走进了她的家。她家的地板，全是宽阔的长条子，但走起路来，会发出“的格，的格”的声音。一不小心，踩到塌陷的一块，身体会往下一沉。所以，我在她家走路，显得小心翼翼，怕地板踩坏了。也怕踩出太响的声音，让立军奶奶心烦。
我也跟立军上过她的“绣楼”。楼梯窄而陡，紧靠着后墙。幽暗，让怕楼梯的我，差点打了退堂鼓。但是，到了楼上，倒是明亮。一张洋床，挂着当时少见的尼龙蚊帐。一张带铜把手的两屉书桌，靠在窗前。从窗口望，她家楼下的院墙、美人蕉变得小了。四周的平房，尽收眼底，连我家屋顶也看到了。
有时，来了立军的父亲，高瘦，戴着亮闪闪的手表。看到我和立军玩着，总是笑一笑，非常和蔼。立军的母亲，她来给婆婆剪头发。立军的小妹妹，一个披散着黄头发的小姑娘。她不喜欢我，拿了那根拄墙门的木棍，站在门口挡着。从此，我就少去和立军玩了。
假期之后，我又去了她家。那是立军奶奶知道我会通眼管，特意让我去的——我奶奶病痛很多，我从小就给她做这做那。通眼管，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拉起眼皮，找到眼管，拿一根棕榈丝扎进去，转几下就是。然而，给立军的奶奶通眼管，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难处。
她人太瘦，眼眶深陷，怎么也拎不起薄薄的眼皮。而且，一两次提不起来，她的眼泪就流出来，难度更大。我一次次拿了她的大方格手帕，擦干她的眼泪，好不容易翻开了她的眼皮，看到的眼管口子，却比针尖还细。怎么扎进去呢，我又犯难了。
立军奶奶见我犹豫，问我怎么啦。我说不敢，你要疼痛的呀。她再三保证，一定不怕痛，我才硬着头皮，拿着那根新的棕榈丝——当时，非常后悔家里的那根没有带去——扎了进去。“哎，哎哎——”，立軍奶奶本能地叫起来，但是，我的手指转动几下，她就笑着说，好了，好了，这下舒服了。
其实，当时的我，更害怕她的脸。平时只是感到瘦一点罢了，抵近了看，她的两颊凹陷蜡黄，鼻毛密密匝匝，舌苔厚实深黄。还有一股难闻的气息，笔直地冲向我的脸面。好在那时还小，并不懂得卫生知识。当然也没有问问她，生了什么病——那时的老人大多如此，并不把此当作了不得的事情。
有时，她丢了那根之前的棕榈丝，我就自己拿出门背后的棕榈笤帚，倒着翻转，寻找中意的。挑到了一根，从紧固笤帚的麻线里拉出来，吱的一声。用手指捋几下，就成了我的眼科器械。临走，要求立军奶奶保管好，但是，下次去又找不到了。
这样的去过多少次呢？不记得了。只记得读中学，立军成了我同班同学。她的母亲调到了小镇做文书，她的家也安在镇政府进门第二间（当年的成之庄，如今已经修复，成了小镇一景）。我自然成了那里的常客——后来，为了读她母亲保管的那套不能外传的《红楼梦》，简直昼夜不分地坐到了她家的后窗口。
就在这个时候，悲剧发生，立军的父亲过世。而且，从查出大病到过世，前后不到半年。后事自然回到朝东屋办理，哀乐在太傅世家里面低回了三日三夜。前来吊唁的，除了亲朋，都是小镇的头面人物。我几次去过小院，都看见那两扇平时松垮的墙门，紧紧关闭着。
直到这年年底，我才去看望立军奶奶。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见到我就说，为什么不能调换了她去呀！见我手里捏着的棕榈丝，她又说，这整日整夜的眼泪，已经把眼管冲刷干净，再不用通了。是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可能，那时的我，太年轻了。
第二年春上，立军奶奶也过世，朝东屋几乎成了空巢。然而，院墙脚下的美人蕉，还是按着季节开放。金黄，深红，似乎越开越热闹了。
立 军是我小时的玩伴，住在我家后面的太 傅世家。太傅世家，据说是明朝谢阁老的出生之地，如今只剩若干小院落。立军的家，就是这样的老房子。朝东，人叫朝东屋。
门口一个高而窄的墙门，人字顶，上面立有稀稀疏疏的十来棵瓦松。墙门关不严紧，用一根扁圆的木棍拄着。门内泥院，晴天贴着一层龟裂的地表皮。下过一场大雨，浮泥化开，沾在脚后跟，怎么也甩不掉。但是，院墙脚下种着美人蕉，明黄，大红，鲜艳艳的，煞是好看。
正房五间，低矮的楼房。以中间的堂前为界，分作大房和二房。大房靠右，老人早就作古，年轻的也搬出去了。二房的老祖母——立军奶奶还在，枯瘦，大眼珠，高颧骨。她的手受过伤，不能梳发髻，就剪掉长发，披散了短短的一截。有时用一个黑色发壳罩住，发尾竖着露出来，走动时一颤一颤的。
立军奶奶喜欢坐在门口晒太阳——脚下一个火熜，手上一个手炉，佝偻着腰。火熜和手炉，都很考究，绘有精细的图案。她也喜欢喝茶。茶杯有两个，一个五彩盖盅，一个景泰蓝大直杯。盖盅泡茶娘，再把茶娘兑在大杯的白开水里。她喜欢仰着头喝茶，咽下去时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老人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吃银行饭，一直任小镇银行行长。大媳妇文静秀雅，妇女干部。他们生了几个女儿，大的叫立军，和我同年。本该一起上学，但她跟了经常调动工作的母亲，在那附近读书。当然，寒暑假还是回老家，我所记得的玩伴，大约就是假期里的事情。
一个冬日早上，我去找她。她刚刚起床，正端着一个饭碗，站在墙门口吃早饭。水泡饭，够平常的。但是，隔了几步，我看到她的饭碗里有一块红烧肉。这肉煮透了，裹着深紫色的肉冻。肉冻弥漫开来，水泡饭渐变成粉红——直到今天，我还是忘不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浸泡着一块红烧肉的水泡饭。
还有一次，该是暑假。我带去了一条红丝线，想和她一起玩线绷。她转身进了里屋，拿出一个碗口大的托盘。盘里放着大红花生、绿皮甘蔗。我们分吃了这些邻家送的催生果，再玩花线绷。记得托盘朱红颜色，铜箍闪闪发亮——以后，我再没见过这样小巧可爱的托盘。
也是这个夏天，我走进了她的家。她家的地板，全是宽阔的长条子，但走起路来，会发出“的格，的格”的声音。一不小心，踩到塌陷的一块，身体会往下一沉。所以，我在她家走路，显得小心翼翼，怕地板踩坏了。也怕踩出太响的声音，让立军奶奶心烦。
我也跟立军上过她的“绣楼”。楼梯窄而陡，紧靠着后墙。幽暗，让怕楼梯的我，差点打了退堂鼓。但是，到了楼上，倒是明亮。一张洋床，挂着当时少见的尼龙蚊帐。一张带铜把手的两屉书桌，靠在窗前。从窗口望，她家楼下的院墙、美人蕉变得小了。四周的平房，尽收眼底，连我家屋顶也看到了。
有时，来了立军的父亲，高瘦，戴着亮闪闪的手表。看到我和立军玩着，总是笑一笑，非常和蔼。立军的母亲，她来给婆婆剪头发。立军的小妹妹，一个披散着黄头发的小姑娘。她不喜欢我，拿了那根拄墙门的木棍，站在门口挡着。从此，我就少去和立军玩了。
假期之后，我又去了她家。那是立军奶奶知道我会通眼管，特意让我去的——我奶奶病痛很多，我从小就给她做这做那。通眼管，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拉起眼皮，找到眼管，拿一根棕榈丝扎进去，转几下就是。然而，给立军的奶奶通眼管，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难处。
她人太瘦，眼眶深陷，怎么也拎不起薄薄的眼皮。而且，一两次提不起来，她的眼泪就流出来，难度更大。我一次次拿了她的大方格手帕，擦干她的眼泪，好不容易翻开了她的眼皮，看到的眼管口子，却比针尖还细。怎么扎进去呢，我又犯难了。
立军奶奶见我犹豫，问我怎么啦。我说不敢，你要疼痛的呀。她再三保证，一定不怕痛，我才硬着头皮，拿着那根新的棕榈丝——当时，非常后悔家里的那根没有带去——扎了进去。“哎，哎哎——”，立軍奶奶本能地叫起来，但是，我的手指转动几下，她就笑着说，好了，好了，这下舒服了。
其实，当时的我，更害怕她的脸。平时只是感到瘦一点罢了，抵近了看，她的两颊凹陷蜡黄，鼻毛密密匝匝，舌苔厚实深黄。还有一股难闻的气息，笔直地冲向我的脸面。好在那时还小，并不懂得卫生知识。当然也没有问问她，生了什么病——那时的老人大多如此，并不把此当作了不得的事情。
有时，她丢了那根之前的棕榈丝，我就自己拿出门背后的棕榈笤帚，倒着翻转，寻找中意的。挑到了一根，从紧固笤帚的麻线里拉出来，吱的一声。用手指捋几下，就成了我的眼科器械。临走，要求立军奶奶保管好，但是，下次去又找不到了。
这样的去过多少次呢？不记得了。只记得读中学，立军成了我同班同学。她的母亲调到了小镇做文书，她的家也安在镇政府进门第二间（当年的成之庄，如今已经修复，成了小镇一景）。我自然成了那里的常客——后来，为了读她母亲保管的那套不能外传的《红楼梦》，简直昼夜不分地坐到了她家的后窗口。
就在这个时候，悲剧发生，立军的父亲过世。而且，从查出大病到过世，前后不到半年。后事自然回到朝东屋办理，哀乐在太傅世家里面低回了三日三夜。前来吊唁的，除了亲朋，都是小镇的头面人物。我几次去过小院，都看见那两扇平时松垮的墙门，紧紧关闭着。
直到这年年底，我才去看望立军奶奶。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见到我就说，为什么不能调换了她去呀！见我手里捏着的棕榈丝，她又说，这整日整夜的眼泪，已经把眼管冲刷干净，再不用通了。是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可能，那时的我，太年轻了。
第二年春上，立军奶奶也过世，朝东屋几乎成了空巢。然而，院墙脚下的美人蕉，还是按着季节开放。金黄，深红，似乎越开越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