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父亲的暴力和仇恨思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但是查克·埃伯拉希姆却成长为一名和平主义战士。此文选自其撰写的 《恐怖主义者之子》（The Terrorist’s Son）一书。
　　1990年11月5日，新泽西州克利夫萨德帕克
　　母亲将正在床上熟睡的我摇醒，“出事了，”她说道。
　　我当年才7岁，是一个胖乎乎的孩子。我已经习惯了在黎明前被叫醒起来做祷告，但向来由父亲来做这件事。母亲是从来不管的。
　　那天的夜晚11点钟，父亲还未回家，近来他总是在泽西城的清真寺待到很晚很晚。可他毕竟是我的爸爸——很热情、很有趣、很喜欢我的一个人。就在那天早上，他还尝试着教我系鞋带。难道他出了什么事？是受了伤？还是死了？我弄不明白，因为我太害怕了。
　　母亲随即将一条白色的、云朵般的蘑菇形布单铺在地板上。“看着我，查克，”她说道。此时她的整个脸焦虑得变了形，令我几乎不敢认她。“你赶快穿上衣服，把需要的东西放到布单里，把它们包起来，OK？你姐姐会帮你的。”母亲说完，就向房门走去。
　　“等等，”我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词。“布单里应该包点什么？”
　　我是一个好孩子，平时很害羞，很顺从。
　　母亲停住脚步，盯着我，说道，“只要能穿的都带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回来。”
　　她转身走了出去。
　　在把一些衣服包上之后，我随着姐姐和哥哥悄悄走到客厅。母亲正在给居住于布鲁克林区的父亲的堂兄伊伯拉希姆伯伯打电话，她的话语显得很激动。客厅里的电视正播放着新闻。母亲发现我们也在看电视，便急忙将电视机关了。当打给伊伯拉希姆伯伯的电话刚刚挂上，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电话来自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从清真寺打来的，想找到我父亲。“他不在家，”母亲说。
　　这个电话刚刚挂上，电话铃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只听见母亲说，“真的？是询问我们的？是警方？”
　　我躺在客厅铺在地上的地毯上渐渐打起了瞌睡。但不多一会儿，就被嘈杂声惊醒了。所有要带走的东西都堆在了门口。母亲在四周焦急地踱着步，并用手在测量自己的脉搏。她已经拿好了我们所有孩子的出生证明，如果有人来查，她可以证明自己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我的父亲，埃尔-萨伊德-诺萨尔出生在埃及，不过我的母亲是美国人，出生在匹兹堡。她在成为穆斯林之前——即在取名卡哈迪加·诺萨尔之前叫卡伦·米尔斯。
　　“你的伊伯拉希姆伯伯要来帮我们搬家。”母亲看着正揉着眼睛坐起来的我。
　　其实，母亲并没有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真实情况是：在纽约市的万豪国际酒店的会议厅，犹太人保卫联盟的创始人，激进的犹太教士梅尔·卡哈尼，在演讲结束后遭到一名阿拉伯枪手的枪击，另一位老人的腿部也被打伤。这名枪手逃离现场后冲入一辆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中，随即又跳出，持枪沿着大街狂奔。一名美国邮政警察恰好路过，见此情景便与枪手发生了交火。枪手中弹后在大街上倒下。现场的电视新闻记者当时拍摄下一些残酷的细节：被枪击的犹太演讲者和阿拉伯枪手都被击中颈部。两个人看样子都活不了。

　　此时各个电视台不断地在报道现场的最新事态发展。一个小时之前，当姐姐、哥哥和我还在打瞌睡时，母亲刚从电视中听到了梅尔·卡阿尼的名字，便抬头仔细观看屏幕呈现出的阿拉伯枪手的连续画面，令她震惊不已的是——这名枪手就是我的父亲。
　　枪手诺萨尔被救活了，但是卡哈尼却死了。在纽约阿迪卡州立监狱等候审判的诺萨尔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强烈地相信这一点。在此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的特工搜查了诺萨尔的家，从家中获得的阿拉伯语文件仅仅翻译就得花费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当时在世界上还不为人知的本·拉登成为给诺萨尔提供律师费的人员之一。1991年，一个陪审团认为诺萨尔谋杀的罪名不成立。他以非法拥有武器和其他罪名被判7年至22年监禁。诺萨尔家庭在随后经历了数年的死亡威胁，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可悲的是，诺萨尔作为恐怖分子的生涯并未终结。
　　1993年2月26日，新泽西州泽西城
　　我今年就要10岁了，几年来我在学校里一直被同学欺负。我不能妄称它只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何许人。我似乎就像是一块能吸收虐待的磁石。以某种理由来说，我要花费整个一生的时间来澄清这一问题。例如最近的一次人身攻击是，有人趁我在开储物箱时，突然在背后将我的头撞向箱子，然后飞快地逃掉了。每当这种事件发生时，校长总是说要对“双方进行处罚”，于是我与打人的人都会被关禁闭。恐惧感和愤怒感一直盘踞在我的心中。今天是星期五，母亲让我待在家中不要去上学，以消消聚集在肚子中的闷气。
　　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一部影片，突然，屏幕上跳出了重要新闻的画面：位于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北塔楼地下层发生了爆炸。联邦执法机构的各类警务人员已聚集在现场。最先传来的消息说是变压器发生了爆炸，被毁坏的场地一片狼藉。
　　然而很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就把炸毁的现场清理了出来。他们在发现了一辆厢式货车的残存部分后便否定了变压器爆炸之说，并判断爆炸是由一辆汽车运载的爆炸物造成的。FBI的特工追踪厢式货车这条线索，查到了穆罕默德·萨拉米——此人是一名快递员，曾允诺在我的姐姐长到结婚年龄后就娶她为妻。3月4日，萨拉米到汽车租赁公司声称车子被偷，要求返还400美元押金时被逮捕。在随后几个月，整个美国社会对发生在国内的恐怖主义行动感到惊诧，同时也对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未能做出预警深感不满。
　　令人吃惊的事实渐渐浮现出来：我的父亲在狱中为这次攻击行动出谋划策，然后利用探视者将计划传递给外面的执行者。据联邦政府的情报，策划这一行动的同谋者中就有所谓的“瞎子谢赫”，即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此人是我父亲的老友，他不仅支持实施“世界贸易中心”爆炸计划，而且自己还策划更大规模的行动：如果他的计划真正实施的话，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林肯隧道、荷兰隧道、华盛顿大桥和FBI在纽约市的办公处（联邦政府驻纽约市的机构都在一幢大楼中）将在10分钟内，发生一系列炸弹爆炸。 　　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实际组织者是科威特出生的拉姆兹·优素福。此人曾在英国威尔士学习电子工程，后来去了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制造炸弹。他使用伪造的伊拉克护照进入美国时被拘押，于是谎称在原居住国被抓入狱而申请政治避难。一个法庭为他确定了听证日期。
　　由于关押优素福的拘留所人满为患，他交了保释金后被释放，暂时居住在新泽西州。在那里，他与同伙们收集了制造炸弹所需的材料和部件。当“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拉姆兹·优素福逃离了美国。
　　我企望我能够为“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6名遇难者做更多的事来悼念他们，而不是仅仅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姓名，当然，要是连这一点都不做的话，我会感到十分羞愧：罗伯特·科克帕特里克、威廉姆·马科、斯特芬·克纳普三个人都是“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维修管理员。当爆炸发生时，他们正在一起吃午饭。莫妮卡·罗格里格斯·史密斯是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秘书，爆炸发生时正在处理文件。威尔弗莱多·迈卡多在“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家餐馆的展示橱窗工作，他当时正在检查到货的物品。约翰·迪基奥凡尼是一名推销牙科器械的销售代表，他当时正在地下车库停放汽车。
　　到了1995年秋季，联邦政府终于将卡哈尼刺杀案发生时从我家搜到的47箱文件翻译出来，从而证实这一刺杀行为是一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我的父亲于是作为凶手以及“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同谋者再次接受审判。
　　我父亲仍然坚持自己是无罪，我则相信这一点，因为我那时才12岁。我的母亲则一直表示怀疑。每次去探视，父亲总是大声责骂母亲，并且要母亲写信给法官，要她打电话去巴基斯坦，还要她去埃及大使馆求助。“你把这些问题写下来了吗？”他以命令的口气问道。母亲在这种场合总是以沉默应对。
　　10月1日，父亲与“瞎子谢赫”以及其他8名同伙以48项罪名被裁定有罪。他的刑期是终生监禁，在15年内不得假释。杀死莫妮卡·罗德里格斯腹中的胎儿也在这一量刑计算之中。
　　在新一轮的判决之后，我们去纽约“大都会惩戒中心”探视了父亲一次。母亲对于自己和几个孩子未来的命运感到恐惧。就是到此刻，我父亲也不承认自己有罪。当父亲想拥抱一下母亲时，母亲躲开了，那是她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举动。多年来，母亲一直试图安慰我们说我们的父亲是爱我们的。不过她也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那次探视之后，她对我父亲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我父亲曾被移送到美国戒备最森严的多个监狱进行分阶段服刑。我们一家人即使想去探监，也负担不起路费。我母亲连父亲打来的“受话方付费电话”也几乎支付不起。其实我并不太情愿与他交谈，因为他总爱唠叨的话就是，“你这些日子做祷告了吗？你有没有给妈妈找麻烦？”而我想要问他的则是，“爸爸，你这样做对妈妈好吗？你知道她整天都在哭泣吗？”可是由于害怕，我并没有敢问他这些话。于是我与父亲保持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对话方式，我总是把电话线在手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因为我就是想结束谈话。
　　母亲也想停止这种谈话，她提出了离婚。我们都把姓氏改了。
　　那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经过在美国好多年的几次搬家，甚至到埃及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家庭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查克在一个主题公园找到一份工作，那年他18岁。这个年轻人在此期间交了不少朋友，并且与这些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的人相处融洽，受益颇多。
　　走向人生的和平之路
　　我花费了我的全部精力来试图了解是什么原因使父亲信奉了恐怖主义，我也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在心灵上进行过挣扎。多年来，我一直将他所干的恐怖主义行径埋藏心底。我承受着恐惧、愤怒和自我厌恶感，无法理解，也无法解脱。
　　如今我理解到那种残忍的仇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被人误导——不仅仅是误导，而且是强行灌输的。它不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而是以谎言推行的。它是一种以一遍又一遍的谎言和欺骗反复灌输造成的。那些没有信息来源的，否认这个世界是在变化的人尤其会被愚弄。我父亲正是相信这种谎言的人，而且一度企图灌输给我，只是因为被监禁而无法用仇恨来影响我的思想。他既无法阻止我与那些被他妖魔化的人们保持交往，也无法阻止我意识到他们是好端端的人类——是我应该在乎而他们也在乎我的人。盲从和偏见不可能战胜人的亲身经历。我的世界观拒绝接受愚昧的认识。
　　我母亲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从未动摇，但是她像大多数穆斯林一样并不是狂热分子。当我18岁时，我告诉她我判断人不会再基于他们是否是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同性恋或者异性恋…… 我将依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母亲听了我的观点后表示赞同，并且说出了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我对于仇恨人类的行径已经厌烦透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抉择，即使有人向你灌输仇恨思想，但你仍可选择容忍，选择同情。坦率地讲，我依然对我的父亲存在着某种想法，我们之间的某种还没有斩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令我存在怜悯感和罪恶感。简直难以想象的是，此刻生活在大牢之中的，我曾经称之为“爸爸”的男人，在得知我们都改变了那与恐怖和羞耻有牵连的姓名时作何感想。
　　我间或会收到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昂的联邦某监狱的官方发来的电子邮件，说是我父亲想与我们进行通信联系。然而我明白这并非能导致好的效果。
　　卡哈尼的刺杀案并不仅仅是仇恨，而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谋杀。我的父亲企图恐吓犹太人，让他们的领导人闭嘴，并把所谓荣耀呈现给真主。然而他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耻辱和罪恶的嫌疑泼洒给所有的穆斯林，煽动更多毫无价值的，可鄙的暴力行为。
　　与父亲断绝对话的正面作用是我不必再听到他关于9.11这一邪恶事件的目空一切的谈论。他必定会将摧毁“世界贸易中心”双塔楼的行动视为伟大胜利——甚至视为自己的刺杀行动，“瞎子谢赫”的罪恶计划以及拉姆兹·优素福等人数年前制造的爆炸案的后继“事业”之巅峰。

　　2012年4月，我有了一次梦幻般的经历——向数百名联邦政府特工人员和职员发表演讲。当时，联邦政府某个部门希望与穆斯林团体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主管这项工作的一名负责人得知我为了消除宗教和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正在他儿子的学校倡导和平与谅解，便邀请了我进行演讲。我在获得信息后既感到光荣又感到紧张，于是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在演讲中，我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我的故事，并以我的经历向世人和社会证明，向宣传仇恨和暴力的人说“不”是可能做到的，最可行的方式就是以和平和谈判的手段来处理一切难题。
　　在我演讲完之后，一群特工和职员排列成队与我分别握手。前几个人都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说了很温馨的话，其中第三个女性甚至抽泣了起来。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负责你父亲案子的工作人员之一，”她令人难堪地停顿了一下，我的心也不由得提了起来。“我一直不知道诺萨尔的儿女们的命运如何，”她继续说道。“我最害怕的是你会沿着你父亲的道路走下去。”
　　我为我自己选择的道路而自豪。我相信我的态度可以代表我的兄弟姊妹。拒绝我父亲的极端主义立场既拯救了我们自己，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
　　最后，为了解答那位工作人员的疑问，我再次告诉社会，埃尔-萨伊德-诺萨尔的子女们的庄重决定是：我们永远不再是他的信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