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常说:“画如其人”,不错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气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画家,他们用绘画,同样表达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愤恨!他们为抗日战争,同样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让后人欣赏、传颂!那些铮铮铁骨的爱国画家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保持民族气节的齐白石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无耻文人对于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的利诱,趋之若鹜,甚至感恩戴德,甘为走狗。当时周作人等汉奸文人将民族大义置之脑后,丧失了国格、人格,纷纷粉墨登场,出任伪职。而齐白石、张大千、李苦禅、溥儒等爱国画家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尊严,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等民族败类横眉冷对,拒绝出任伪职,不畏强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在北京沦陷后,毅然辞去受敌伪控制的北平艺专的教授职务。一些敌伪头目,时常找齐白石索要字画,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画家,怎能甘心听从那些恶人的使唤?他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等字条。有人为他担心,更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不要触犯敌伪政权的人。但齐白石无所畏惧,他宁可挨饿受冻,也决不去取媚于那些强盗。他在诗中写道:“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显露出他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一天,日本控制下的北平伪机关,派人把齐白石接去,强迫他宣传所谓“中日共荣”,宣传日本人的强盗理论。齐白石坚决拒绝,宁死不答应,因而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扣留了三天,后来还是被人保释回家。他到家后愤然挥笔写下“子子孙孙不得做日本官”的遗言,表示自己抗拒到底的决心。当时日本侵略军驻华北地区的头目曾多次派人到齐白石家,诱劝他到日本去,加入日本国籍。齐白石断然拒绝:“齐璜中国人,不去日本。你们要齐璜,可把齐璜的头拿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派人将齐白石在银行的存款全部没收,威逼齐白石为他作画。齐白石义愤难平,于是提笔泼墨,挥毫作画一幅,亲自加封,找人送至王宅。恰好当天王克敏在家举办宴会,敌伪华北头面人物聚集一堂。王克敏以为齐白石“就范”,送画祝贺,喜出望外,当众将画打开。原来所画的是一张《群鼠图》,上题词:“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寒冬已换五更鼓。”观者目瞪口呆,王克敏羞恼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期,齐白石的螃蟹画很多,朋友见他这样,担心敌人借故寻事,劝他多加注意。齐白石不以为然:“我残年遭乱,留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依然这样画下去,进行着自己特殊的斗争。
齐白石在北平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1月,齐白石画展在重庆举办,展出了一百余幅精致的作品。《新华日报》发表专文对齐白石的画艺和人格作了高度评价:“白石先生不仅在画技上有超人之处,以先生的品格来说,北平陷敌后,在那里住了八年,未作一画,并拒绝了敌伪的教授之聘,这种高尚的节操,实为艺林生光。”
以笔代枪的丰子恺
丰子恺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高度的政治热情,用各种艺术形式,全力投入抗战宣传工作。正如他自己当时所说:“我虽未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丰子恺曾说:“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因为它的宣传力顶锐利。……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可以说:‘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一起冲锋!”
《漫文漫画》是一本号召人民起来抗战的抗日读物,图文并茂,风格独特。这是丰子恺从报纸、杂志上收集许多幅抗日漫画,从中选出50幅并附上说明而编辑成的,其中35篇为自己所写,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我悔不该早点站起来》、《传单是炸弹的种子》、《全面抗战》、《焦土抗战的烈士》等,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蔑视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在序言中写道:“抗战是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大树画集》是丰子恺到广西宜山后,将其在抗战以来的漫画收集起来而编辑成的。该书以抗战为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敌斗争。其中《轰炸——嘉兴所见》画的是一位正在喂奶的母亲,不幸被炸弹削去头颅,而婴儿仍在母亲怀里吃奶,其惨状不忍目睹。《轰炸——武昌所见》画面上是两个抱头奔逃的男子和一个已被炮弹击中躺倒在地的妇女。作者把轰炸之中的惨状浓缩在画幅之中,使人看了感到深深的震撼。作者对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也作了如实的描写,如《青天白日下》、《胜境在望》就是此类题材,前者画的是一家四口人途中休息的情景,后者是一家三口人在山间小道上徒步而行。画集还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和对前方战士的爱戴之情。如《马上》一画,只见有两人骑在马上,仰视天空,庆祝空军杀敌而归。《箪食壶浆》中,老百姓手提酒壶慰问杀敌而归的战士。这本画册,无疑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和编排,第一幅《大树》和第19幅《生机》遥相呼应,暗示中华民族摧不垮的民族精神。第20幅《炮弹作花瓶》则表现了作者对和平的渴望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其余各幅也都惨而不悲,显示出一股神圣正义的抗战激情。
丰子恺多才多艺,不仅画画得好,而且在音乐、文学等方面也才艺过人。除了利用美术形式宣传抗战外,丰子恺也非常重视音乐鼓动民众起来抗战的重要作用。他说:“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的一种。”音乐的宣传力“普及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在武汉期间,丰子恺与萧而化合作,创作了“深沉雄壮,威而不猛”的歌曲《我们四百兆人》,刊登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其歌词唱道:
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
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
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
以此制敌,何敌不崩!哪怕小东邻!
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那小日本!
我们四百兆人,睡狮醒,一怒而天下平。
把艺术献给人民的徐悲鸿
著名画家徐悲鸿,江苏宜兴人,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一位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画家,徐悲鸿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在他的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中,大都以“托兴”、“自况”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激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6年,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为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讨伐蒋介石。不知国民党内幕的徐悲鸿此时正在桂林,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报上揶揄蒋介石说:“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既来,奉送东三省;义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钱’同音)买飞机平西南;耻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耻。”徐悲鸿冒着危险这样做,反映了他的鲜明态度:谁抗日,他就支持谁;谁不抗日,他就反对谁。
徐悲鸿“相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祖国于危亡,而艺术该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他决意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做出贡献”。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前夕,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画完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画一只昂扬激奋的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高啼,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传世名作。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中说:“周总理在一次出国画展的预展中,没有看到徐悲鸿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问道:‘为什么没有那幅画?那是一幅反映时代脉搏的画,它很能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周总理在看徐悲鸿遗作展览时,曾感慨地说:‘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巨幅国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0年创作的。画中的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壮健,挥锄掘石,表现了坚卓的精神和坚强无比的力量。在构图上疏密相间,跌宕起伏,多样统一,强弱对比,重点突出。画面中把那些壮汉画得顶天立地,动势富有变化,表现出一种节奏和动律的形式美。这幅画思想性也很鲜明,其主旨在于激励民众的斗志,不屈不挠,团结奋战,争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还画了不少雄狮、老虎、奔马,特别是他创作于1942年的《会师东京》,画面七头狮子巍然雄峙于乱云飞渡、迷蒙苍莽的群山峰顶上,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并呈现出一跃而起,奔向前方的强烈动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威震山岳,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战斗中觉醒,将与敌寇决一死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有评论家认为徐悲鸿在抗战时所作的动物画,最能够传达其内心的惊涛拍岸般的悲愤激情,表达他在“那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内心涌动着的不畏艰险、不惧拼搏、自强不息、追求和平幸福的审美渴望”。
1938年底到1942年5月,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了数次筹赈画展,他把卖得的画款全部捐献祖国以救济难民。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记载:“正在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十月里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先生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 “这个对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不仅自己分文未取,而且连路费都是自己负担的。”
歌颂抗战的唐一禾
唐一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曾在北平美专、武昌艺专学习,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武昌艺专(今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1944年3月,在由江津赴重庆途中,因所乘轮船触礁沉没而不幸遇难,年仅39年。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唐一禾以绘画为武器,宣传抗战。他创作了油画《武汉警备者》,成功地塑造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英勇战士的形象。画上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背景是阳光明媚的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作者以其出色的构思和生动的艺术语言形象地向人们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和平生活要用抗日的刀枪来保卫。这幅作品在1937年4月第二届全国美展上引起了轰动。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其驻武汉领事馆拟高价收购。唐一禾、唐义精兄弟俩以“非卖品”为由,予以拒绝。
唐一禾创作了一批以反映抗战与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他的油画代表作《胜利与和平》创作于1942年。这幅画的中间是一位优美典雅的胜利女神(或曰和平使者),在她的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宝剑的英姿飒爽的游击健儿,砍倒了画幅左下角歪斜着的如同野兽般的日本强盗,使妇女、儿童得救了。这幅画表现了作者坚定的信念——日本侵略者必然被打败,抗战必胜,和平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这件作品既表现了唐一禾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技艺和才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典范之作。
《七·七的号角》是唐一禾在1940年为创作巨幅油画所作的草图,描写当年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抗日宣传队。横幅的画面上一列长长的宣传队伍,他们举着旗帜,拿着土喇叭、锣鼓道具……开赴抗日的前方。“画家似乎不准备画一个特定的环境,然而这空白处理却是恰当的,它正好说明了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也更好地说明了宣传队活动的舞台之广阔。”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年代里,唐一禾爱憎分明,他对民族敌人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人民的爱。他创作了一批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如《村妇》、《穷人》等,饱含着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村妇》所描述的是四川农妇赶集中休息时的神态。画面上一位农妇的背上背着她的婴儿,篮子里装的是在集市上出卖的母鸡,她的头微微低垂,脸上露出愁惨的表情。唐一禾创作此画的时间是1943年,四川江津农村,其意图是通过此画控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穷人》描绘的是祖孙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他们衣不蔽体,四处飘泊,老人佝偻着腰背,一手拄着讨饭棍,一手牵着孙子,挨门乞讨,他那由于饥饿而深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社会的黑暗,不乞求谁的安慰和同情;他已经不再留恋这人生,只有一丝忧虑通过紧闭的唇缝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放心身边时常喊肚子饿的孙儿。画家用凝重的颜色处理背景,更加重了这幅画的沉重气氛。不仅表现了抗战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显出穷人高傲的性格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感情。
陆定一在《〈唐一禾画集〉序》中指出:“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战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
卖画救国的刘海粟
刘海粟是我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者。他不仅以其顽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和杰出的成就载誉画坛,更以其领风气之先而为世人所瞩目。他在中国的美术院校首开裸体模特儿写生的课程,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抗战时期,刘海粟不为名利所动,拒绝出任伪职,卖画救国,表现了一位爱国画家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1939年1月,刘海粟发动上海美专师生捐画400幅,在上海举办了救济难民展览会,全部售罄,募集款项全部捐给上海教养院难童建筑院舍三幢。同年4月,刘海粟又在上海举办历代名画展,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筹集医疗款。刘海粟在《国画源流与派别》一文中说:“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医药救济经费,阐扬我国古代艺术,征求各收藏家珍藏,公开展览,门券所得,悉数交给上海医师公会,作为医药救济之用。展我先贤遗迹,表现民族精神,意义莫大焉。”接着刘海粟又发起主办“吴昌硕遗作展”,将两次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给医师公会。
汪精卫投靠日寇后,发表背叛祖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和平宣言》。为了拉拢艺术界的名流,汪精卫派褚民谊到上海找到刘海粟。褚民谊说:“汪先生非常敬重你的才华和声望,想请你在他的政府里管管教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汪先生的器重!”刘海粟坚决地回答:“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我的天职,当官,我不适合。如今想当官的人很多,请汪先生另请高明,恕海粟不识抬举!”
1940年1月,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简称巴城)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后又移展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后又移往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义卖收入超过了30万盾,全部由华侨筹赈总会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抗日将士。
1941年2月,刘海粟的筹赈画展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主持开幕式。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一文中说:“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剑父
著名的国画大师、“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剑父,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革命画家”。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剑父就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愤怒地遣责日本军阀暴行,大义凛然地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托尔斯泰有言:‘艺术为一种革命,或征服暴力,创造慈爱世界之工具。’亦曰:‘以艺人之情感感动他人’”,日本艺坛泰斗“谅不忍坐视万劫不复之战祸复作。因是恳请先生等本美化人生之圭旨,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他竭力号召全世界有良知的艺术家行动起来与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作坚决的斗争。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高剑父画出《淞沪浩劫》——后改为《东战场的烈焰》,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暴露在世人面前。画面上是那被日军野蛮炮火轰击下出现的烈火冲天、浓烟弥漫、楼屋倒塌、设施俱毁的景象。近景充塞着碎瓦破砖、断垣残壁,折断焚烧着的电线杆杂乱横倒在地;远景那高大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东方图书馆,在罪恶的轰炸下转瞬成了废墟。画面上没有一个人,都在枪炮袭击下成了新鬼……观画者从这荒凉悲惨的景象中,怎能不勾起对人类文化破坏者的无比愤恨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剑父移居澳门。“过去在日本同盟会时,高剑父、陈树人与汪精卫私交甚笃,一旦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降日本,高剑父、陈树人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与之决绝。汪精卫曾多次派人或写信企图拉高剑父落水,但剑父始终加以拒绝,并对人说:‘此乃大节攸关,虽与汪是故旧深交,至此亦不能不断绝。……国难深重,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历史已成定论矣。’高剑父赞陈为‘时穷节乃见’,并常用陈的话来教育学生,拒绝参加当时落水文人所组织的汉奸团体。”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高剑父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坚定的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与投靠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旧时深交一刀两断,不愧是一条硬铮铮的中国汉子、中国画家!
为国献身的张善子
抗战爆发后,国画大师张善子曾无比悲愤地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个人虽富拥百城,又有何用?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张善子、张大千是同胞兄弟,出生于四川内江,两人都曾投李瑞清之门,又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兄长张善子尤其擅长画虎,有“虎痴”之称;弟弟张大千以其摹古本事而享誉画坛,徐悲鸿为其画册作序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在抗战时期,俩兄弟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人格的尊严,张大千不为名利所动,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等民族败类横眉冷对,拒不合作。张善子赴欧美各国举办宣传画展,募集款项捐献给祖国,把生命都献给了抗日的民族解放事业。杨云史先生曾有诗赞道:“轼辙齐名昔两苏,蜀山再见二雄具,丹青有力明尊攘,正气歌成正气图。”
抗战爆发后,张善子由苏州途经武汉,最后抵达重庆。在武汉停留期间,他秉笔挥毫,画了很多虎画寄赠给前方将士,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国土。当他听到日本侵略军杀害30万南京民众的暴行后,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立即以实际行动抨击日寇暴行。他除参加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的赈济难民工作外,主要从事美术创作。著名的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就是张善子在武汉构思并开始创作的。整个画面构图雄伟、气势磅礴、感情强烈、震撼人心。画幅上正面画的是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老虎象征着中国当时的28个行省,威武勇猛,生气勃勃;落日则代表日寇,已经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张善子以刚劲的笔法在画上写下了“怒吼吧,中国”几个大字,并在画的左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
抗战初期,张善子创作最多的题材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与爱国故事。他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文天祥像》、《正气歌》等12幅人物画像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其创作目的与动机如他在《文天祥像》上的题词剖露的:“要效文山先生,发扬民族精神。”同时,他还在各处举行“正气歌人物巡回展览”,宣传爱国主义,宣传抗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高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
“八·一三”周年纪念时,张善子又创作出一幅主题鲜明、生动感人、表明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巨型诗画《中国,怒吼了》。画面上端为怒吼的雄狮,象征着觉悟与奋起的中国人民;画面的下端为摇摇欲坠的日本富士山,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一头鬃须怒张、双目如炬的巨狮正踏在小小富士山头,把山压得土崩泥溃,狮口大开,似乎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画的下端还题了一首诗: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那抗日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失地决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
爱国健儿,奋勇直前,
杀得敌人惊破胆!
张善子喜好画虎,自称“虎痴”,为了画好虎还曾精心饲养一只虎。他画的《飞虎图》赠给由陈纳德率领的援华作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陈纳德即将该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制旗帜和徽章下发,战士大受鼓舞,作战倍加勇敢,接连重创日机,日军闻之丧胆。
张善子说:“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他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募捐画展,既宣传了抗战,又筹集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事业。1938年底,张善子带着他和张大千的作品共八十余幅赴欧美各国作宣传展出。在欧美两年间,张善子先后举办一百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一百余万元,全部汇回祖国支持抗战,自己没有染指毫厘。当他抵达香港,除了携带的展品外,已是腰无半文,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也没有了。不仅如此,他还到各大学及民众团体宣传中国抗战,个人所作宣传讲演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为当时欧美等国的“一碗饭援华”、“援华中国周”等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在美国举办画展时,其为抗战奔走呼叫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美国人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多次邀请他进入白宫。对此,《新华日报》、《大公报》及欧美的一些报刊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国家筹赈宣传”,“收获成绩极为丰满”,“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钜”。盛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0年10月,张善子回到重庆,因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将生命献给了抗日民族解放事业。
保持民族气节的齐白石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无耻文人对于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的利诱,趋之若鹜,甚至感恩戴德,甘为走狗。当时周作人等汉奸文人将民族大义置之脑后,丧失了国格、人格,纷纷粉墨登场,出任伪职。而齐白石、张大千、李苦禅、溥儒等爱国画家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尊严,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等民族败类横眉冷对,拒绝出任伪职,不畏强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在北京沦陷后,毅然辞去受敌伪控制的北平艺专的教授职务。一些敌伪头目,时常找齐白石索要字画,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画家,怎能甘心听从那些恶人的使唤?他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等字条。有人为他担心,更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不要触犯敌伪政权的人。但齐白石无所畏惧,他宁可挨饿受冻,也决不去取媚于那些强盗。他在诗中写道:“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显露出他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一天,日本控制下的北平伪机关,派人把齐白石接去,强迫他宣传所谓“中日共荣”,宣传日本人的强盗理论。齐白石坚决拒绝,宁死不答应,因而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扣留了三天,后来还是被人保释回家。他到家后愤然挥笔写下“子子孙孙不得做日本官”的遗言,表示自己抗拒到底的决心。当时日本侵略军驻华北地区的头目曾多次派人到齐白石家,诱劝他到日本去,加入日本国籍。齐白石断然拒绝:“齐璜中国人,不去日本。你们要齐璜,可把齐璜的头拿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派人将齐白石在银行的存款全部没收,威逼齐白石为他作画。齐白石义愤难平,于是提笔泼墨,挥毫作画一幅,亲自加封,找人送至王宅。恰好当天王克敏在家举办宴会,敌伪华北头面人物聚集一堂。王克敏以为齐白石“就范”,送画祝贺,喜出望外,当众将画打开。原来所画的是一张《群鼠图》,上题词:“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寒冬已换五更鼓。”观者目瞪口呆,王克敏羞恼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期,齐白石的螃蟹画很多,朋友见他这样,担心敌人借故寻事,劝他多加注意。齐白石不以为然:“我残年遭乱,留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依然这样画下去,进行着自己特殊的斗争。
齐白石在北平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1月,齐白石画展在重庆举办,展出了一百余幅精致的作品。《新华日报》发表专文对齐白石的画艺和人格作了高度评价:“白石先生不仅在画技上有超人之处,以先生的品格来说,北平陷敌后,在那里住了八年,未作一画,并拒绝了敌伪的教授之聘,这种高尚的节操,实为艺林生光。”
以笔代枪的丰子恺
丰子恺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高度的政治热情,用各种艺术形式,全力投入抗战宣传工作。正如他自己当时所说:“我虽未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丰子恺曾说:“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因为它的宣传力顶锐利。……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可以说:‘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一起冲锋!”
《漫文漫画》是一本号召人民起来抗战的抗日读物,图文并茂,风格独特。这是丰子恺从报纸、杂志上收集许多幅抗日漫画,从中选出50幅并附上说明而编辑成的,其中35篇为自己所写,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我悔不该早点站起来》、《传单是炸弹的种子》、《全面抗战》、《焦土抗战的烈士》等,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蔑视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在序言中写道:“抗战是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大树画集》是丰子恺到广西宜山后,将其在抗战以来的漫画收集起来而编辑成的。该书以抗战为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敌斗争。其中《轰炸——嘉兴所见》画的是一位正在喂奶的母亲,不幸被炸弹削去头颅,而婴儿仍在母亲怀里吃奶,其惨状不忍目睹。《轰炸——武昌所见》画面上是两个抱头奔逃的男子和一个已被炮弹击中躺倒在地的妇女。作者把轰炸之中的惨状浓缩在画幅之中,使人看了感到深深的震撼。作者对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也作了如实的描写,如《青天白日下》、《胜境在望》就是此类题材,前者画的是一家四口人途中休息的情景,后者是一家三口人在山间小道上徒步而行。画集还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和对前方战士的爱戴之情。如《马上》一画,只见有两人骑在马上,仰视天空,庆祝空军杀敌而归。《箪食壶浆》中,老百姓手提酒壶慰问杀敌而归的战士。这本画册,无疑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和编排,第一幅《大树》和第19幅《生机》遥相呼应,暗示中华民族摧不垮的民族精神。第20幅《炮弹作花瓶》则表现了作者对和平的渴望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其余各幅也都惨而不悲,显示出一股神圣正义的抗战激情。
丰子恺多才多艺,不仅画画得好,而且在音乐、文学等方面也才艺过人。除了利用美术形式宣传抗战外,丰子恺也非常重视音乐鼓动民众起来抗战的重要作用。他说:“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的一种。”音乐的宣传力“普及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在武汉期间,丰子恺与萧而化合作,创作了“深沉雄壮,威而不猛”的歌曲《我们四百兆人》,刊登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其歌词唱道:
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
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
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
以此制敌,何敌不崩!哪怕小东邻!
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那小日本!
我们四百兆人,睡狮醒,一怒而天下平。
把艺术献给人民的徐悲鸿
著名画家徐悲鸿,江苏宜兴人,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一位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画家,徐悲鸿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在他的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中,大都以“托兴”、“自况”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激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6年,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为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讨伐蒋介石。不知国民党内幕的徐悲鸿此时正在桂林,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报上揶揄蒋介石说:“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既来,奉送东三省;义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钱’同音)买飞机平西南;耻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耻。”徐悲鸿冒着危险这样做,反映了他的鲜明态度:谁抗日,他就支持谁;谁不抗日,他就反对谁。
徐悲鸿“相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祖国于危亡,而艺术该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他决意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做出贡献”。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前夕,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画完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画一只昂扬激奋的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高啼,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传世名作。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中说:“周总理在一次出国画展的预展中,没有看到徐悲鸿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问道:‘为什么没有那幅画?那是一幅反映时代脉搏的画,它很能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周总理在看徐悲鸿遗作展览时,曾感慨地说:‘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巨幅国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0年创作的。画中的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壮健,挥锄掘石,表现了坚卓的精神和坚强无比的力量。在构图上疏密相间,跌宕起伏,多样统一,强弱对比,重点突出。画面中把那些壮汉画得顶天立地,动势富有变化,表现出一种节奏和动律的形式美。这幅画思想性也很鲜明,其主旨在于激励民众的斗志,不屈不挠,团结奋战,争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还画了不少雄狮、老虎、奔马,特别是他创作于1942年的《会师东京》,画面七头狮子巍然雄峙于乱云飞渡、迷蒙苍莽的群山峰顶上,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并呈现出一跃而起,奔向前方的强烈动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威震山岳,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战斗中觉醒,将与敌寇决一死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有评论家认为徐悲鸿在抗战时所作的动物画,最能够传达其内心的惊涛拍岸般的悲愤激情,表达他在“那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内心涌动着的不畏艰险、不惧拼搏、自强不息、追求和平幸福的审美渴望”。
1938年底到1942年5月,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了数次筹赈画展,他把卖得的画款全部捐献祖国以救济难民。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记载:“正在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十月里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先生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 “这个对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不仅自己分文未取,而且连路费都是自己负担的。”
歌颂抗战的唐一禾
唐一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曾在北平美专、武昌艺专学习,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武昌艺专(今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1944年3月,在由江津赴重庆途中,因所乘轮船触礁沉没而不幸遇难,年仅39年。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唐一禾以绘画为武器,宣传抗战。他创作了油画《武汉警备者》,成功地塑造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英勇战士的形象。画上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背景是阳光明媚的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作者以其出色的构思和生动的艺术语言形象地向人们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和平生活要用抗日的刀枪来保卫。这幅作品在1937年4月第二届全国美展上引起了轰动。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其驻武汉领事馆拟高价收购。唐一禾、唐义精兄弟俩以“非卖品”为由,予以拒绝。
唐一禾创作了一批以反映抗战与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他的油画代表作《胜利与和平》创作于1942年。这幅画的中间是一位优美典雅的胜利女神(或曰和平使者),在她的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宝剑的英姿飒爽的游击健儿,砍倒了画幅左下角歪斜着的如同野兽般的日本强盗,使妇女、儿童得救了。这幅画表现了作者坚定的信念——日本侵略者必然被打败,抗战必胜,和平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这件作品既表现了唐一禾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技艺和才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典范之作。
《七·七的号角》是唐一禾在1940年为创作巨幅油画所作的草图,描写当年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抗日宣传队。横幅的画面上一列长长的宣传队伍,他们举着旗帜,拿着土喇叭、锣鼓道具……开赴抗日的前方。“画家似乎不准备画一个特定的环境,然而这空白处理却是恰当的,它正好说明了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也更好地说明了宣传队活动的舞台之广阔。”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年代里,唐一禾爱憎分明,他对民族敌人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人民的爱。他创作了一批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如《村妇》、《穷人》等,饱含着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村妇》所描述的是四川农妇赶集中休息时的神态。画面上一位农妇的背上背着她的婴儿,篮子里装的是在集市上出卖的母鸡,她的头微微低垂,脸上露出愁惨的表情。唐一禾创作此画的时间是1943年,四川江津农村,其意图是通过此画控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穷人》描绘的是祖孙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他们衣不蔽体,四处飘泊,老人佝偻着腰背,一手拄着讨饭棍,一手牵着孙子,挨门乞讨,他那由于饥饿而深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社会的黑暗,不乞求谁的安慰和同情;他已经不再留恋这人生,只有一丝忧虑通过紧闭的唇缝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放心身边时常喊肚子饿的孙儿。画家用凝重的颜色处理背景,更加重了这幅画的沉重气氛。不仅表现了抗战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显出穷人高傲的性格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感情。
陆定一在《〈唐一禾画集〉序》中指出:“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战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
卖画救国的刘海粟
刘海粟是我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者。他不仅以其顽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和杰出的成就载誉画坛,更以其领风气之先而为世人所瞩目。他在中国的美术院校首开裸体模特儿写生的课程,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抗战时期,刘海粟不为名利所动,拒绝出任伪职,卖画救国,表现了一位爱国画家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1939年1月,刘海粟发动上海美专师生捐画400幅,在上海举办了救济难民展览会,全部售罄,募集款项全部捐给上海教养院难童建筑院舍三幢。同年4月,刘海粟又在上海举办历代名画展,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筹集医疗款。刘海粟在《国画源流与派别》一文中说:“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医药救济经费,阐扬我国古代艺术,征求各收藏家珍藏,公开展览,门券所得,悉数交给上海医师公会,作为医药救济之用。展我先贤遗迹,表现民族精神,意义莫大焉。”接着刘海粟又发起主办“吴昌硕遗作展”,将两次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给医师公会。
汪精卫投靠日寇后,发表背叛祖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和平宣言》。为了拉拢艺术界的名流,汪精卫派褚民谊到上海找到刘海粟。褚民谊说:“汪先生非常敬重你的才华和声望,想请你在他的政府里管管教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汪先生的器重!”刘海粟坚决地回答:“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我的天职,当官,我不适合。如今想当官的人很多,请汪先生另请高明,恕海粟不识抬举!”
1940年1月,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简称巴城)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后又移展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后又移往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义卖收入超过了30万盾,全部由华侨筹赈总会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抗日将士。
1941年2月,刘海粟的筹赈画展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主持开幕式。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一文中说:“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剑父
著名的国画大师、“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剑父,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革命画家”。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剑父就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愤怒地遣责日本军阀暴行,大义凛然地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托尔斯泰有言:‘艺术为一种革命,或征服暴力,创造慈爱世界之工具。’亦曰:‘以艺人之情感感动他人’”,日本艺坛泰斗“谅不忍坐视万劫不复之战祸复作。因是恳请先生等本美化人生之圭旨,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他竭力号召全世界有良知的艺术家行动起来与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作坚决的斗争。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高剑父画出《淞沪浩劫》——后改为《东战场的烈焰》,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暴露在世人面前。画面上是那被日军野蛮炮火轰击下出现的烈火冲天、浓烟弥漫、楼屋倒塌、设施俱毁的景象。近景充塞着碎瓦破砖、断垣残壁,折断焚烧着的电线杆杂乱横倒在地;远景那高大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东方图书馆,在罪恶的轰炸下转瞬成了废墟。画面上没有一个人,都在枪炮袭击下成了新鬼……观画者从这荒凉悲惨的景象中,怎能不勾起对人类文化破坏者的无比愤恨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剑父移居澳门。“过去在日本同盟会时,高剑父、陈树人与汪精卫私交甚笃,一旦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降日本,高剑父、陈树人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与之决绝。汪精卫曾多次派人或写信企图拉高剑父落水,但剑父始终加以拒绝,并对人说:‘此乃大节攸关,虽与汪是故旧深交,至此亦不能不断绝。……国难深重,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历史已成定论矣。’高剑父赞陈为‘时穷节乃见’,并常用陈的话来教育学生,拒绝参加当时落水文人所组织的汉奸团体。”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高剑父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坚定的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与投靠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旧时深交一刀两断,不愧是一条硬铮铮的中国汉子、中国画家!
为国献身的张善子
抗战爆发后,国画大师张善子曾无比悲愤地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个人虽富拥百城,又有何用?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张善子、张大千是同胞兄弟,出生于四川内江,两人都曾投李瑞清之门,又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兄长张善子尤其擅长画虎,有“虎痴”之称;弟弟张大千以其摹古本事而享誉画坛,徐悲鸿为其画册作序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在抗战时期,俩兄弟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人格的尊严,张大千不为名利所动,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等民族败类横眉冷对,拒不合作。张善子赴欧美各国举办宣传画展,募集款项捐献给祖国,把生命都献给了抗日的民族解放事业。杨云史先生曾有诗赞道:“轼辙齐名昔两苏,蜀山再见二雄具,丹青有力明尊攘,正气歌成正气图。”
抗战爆发后,张善子由苏州途经武汉,最后抵达重庆。在武汉停留期间,他秉笔挥毫,画了很多虎画寄赠给前方将士,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国土。当他听到日本侵略军杀害30万南京民众的暴行后,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立即以实际行动抨击日寇暴行。他除参加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的赈济难民工作外,主要从事美术创作。著名的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就是张善子在武汉构思并开始创作的。整个画面构图雄伟、气势磅礴、感情强烈、震撼人心。画幅上正面画的是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老虎象征着中国当时的28个行省,威武勇猛,生气勃勃;落日则代表日寇,已经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张善子以刚劲的笔法在画上写下了“怒吼吧,中国”几个大字,并在画的左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
抗战初期,张善子创作最多的题材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与爱国故事。他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文天祥像》、《正气歌》等12幅人物画像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其创作目的与动机如他在《文天祥像》上的题词剖露的:“要效文山先生,发扬民族精神。”同时,他还在各处举行“正气歌人物巡回展览”,宣传爱国主义,宣传抗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高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
“八·一三”周年纪念时,张善子又创作出一幅主题鲜明、生动感人、表明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巨型诗画《中国,怒吼了》。画面上端为怒吼的雄狮,象征着觉悟与奋起的中国人民;画面的下端为摇摇欲坠的日本富士山,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一头鬃须怒张、双目如炬的巨狮正踏在小小富士山头,把山压得土崩泥溃,狮口大开,似乎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画的下端还题了一首诗: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那抗日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失地决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
爱国健儿,奋勇直前,
杀得敌人惊破胆!
张善子喜好画虎,自称“虎痴”,为了画好虎还曾精心饲养一只虎。他画的《飞虎图》赠给由陈纳德率领的援华作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陈纳德即将该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制旗帜和徽章下发,战士大受鼓舞,作战倍加勇敢,接连重创日机,日军闻之丧胆。
张善子说:“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他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募捐画展,既宣传了抗战,又筹集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事业。1938年底,张善子带着他和张大千的作品共八十余幅赴欧美各国作宣传展出。在欧美两年间,张善子先后举办一百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一百余万元,全部汇回祖国支持抗战,自己没有染指毫厘。当他抵达香港,除了携带的展品外,已是腰无半文,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也没有了。不仅如此,他还到各大学及民众团体宣传中国抗战,个人所作宣传讲演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为当时欧美等国的“一碗饭援华”、“援华中国周”等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在美国举办画展时,其为抗战奔走呼叫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美国人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多次邀请他进入白宫。对此,《新华日报》、《大公报》及欧美的一些报刊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国家筹赈宣传”,“收获成绩极为丰满”,“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钜”。盛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0年10月,张善子回到重庆,因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将生命献给了抗日民族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