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数个刘文革和他的家族摆脱不由自主的命运，这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任何形式的崛起的前提。
　　刘文革1966年生于安徽，2004年春节曾经接受过本刊的一次采访。在2003年盖起来的崭新的两层楼房里，他穿着一件陈旧的、式样很老的夹克衫，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妻子一起，坐着桌子边，把几年来的家庭财务账本摊开来，一笔一笔细数家庭的收入和支出。他们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在刘文革所在的村里，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只有一个孩子，岁数还小，盖了新房又颇有积蓄，是很让人羡慕的。夫妻俩知道这一点，所以脸红了。
　　当年碰见刘文革的时候，他正在新房的大门上贴对联，上联是“和顺一门生百福”，下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堂屋的条几上摆了祖宗牌位和白色的观音菩萨瓷像。牌位是过年才请出来的，可是观音像前面的香炉里积满了香灰。刘文革全家甚至整个家族的幸福都靠刘文革有个好身体。在他出门打工的日子里，他的妻子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刘文革平安——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当生老病死都没有福利保障的时候，把命运寄托给神灵，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中国的农民曾经普遍能够享受廉价的初级医疗，接受几乎免费的初级教育，这些曾经作为公平的范例，在发展中国家享有良好的口碑。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民承包土地开始的。但随着集体经济的崩溃，在改革启动之后的20年里，中国农民享有的福利的堤坝，也逐渐崩塌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吞噬了农民有限的收入，使得乡村的财富积累十分缓慢。农村变成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洼地。在最近的10年里，中国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水平虽低但是广泛覆盖的福利网络，将无数个刘文革和他们的家族乃至整个农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围中来。
　　
　　奇迹的代价
　　
　　1997年至今，刘文革家最大宗的收入是他做建筑小工的工资。2003年夏天，他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工地上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下班的时候摔了一跤，掉到几米深的地坑里，差点摔断了腿。这次意外让他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又在工棚里休养了一段时间。虽然医药费都由老板支付，但刘文革受了皮肉之苦，不能干活，还要照交伙食钱，影响了那一年的收入。
　　也是在那一年，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和城里人毕竟不一样。照理说，他是上班时间受的伤，是工伤，休养期间应该照算工资，还要给营养费。刘文革有个外甥女在上海读书，这孩子来看舅舅，扑哧扑哧掉了一阵眼泪，鼓动舅舅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刘文革从来没有向老板开口提过这方面的要求。“说了也是白说”，他后来对我解释说，有些人因伤残疾了，也不过给一点钱就打发回老家去了。那年夏天，刘文革一边抚摸着伤腿，为外甥女的孝心感动，一边只是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后怕。
　　最近十几年来，大多数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像是巨型的建筑工地。城市一方面在扩展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在市中心推倒了无数房屋，在老地基上建起了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政府和民间资本联手，把房地产业打造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这个产业吸收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他们为这个财富游戏贡献了廉价的体力，却一直不能享受与城市工人同样的基本的保障。
　　让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也是一样。制造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造就了新的城市，却长期没有给来自农村的员工提供任何制度化的保护。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但无缘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中国，只有拥有城市户口才有可能享受与职业相关的制度化的保障。本应分配给农民的那部分利润以积累的形式，投入了城市经济，最终造就了“中国奇迹”。
　　但任何奇迹都是有代价的。伤病成了农民工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它会剥夺一个农民工最宝贵的财产:劳动能力。尽管30年来的中国经济实力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30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伤病仍然是农民工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随时可能带来致命的一击。
　　最近几年里，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政府开始谨慎地考虑为它的建设者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针对非户籍人口的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逐渐提上了日程。刘文革的弟弟刘文发今年32岁，在深圳做保安，厂里为他上了失业、医疗和养老三份保险。刘文发得知，如果保险连续交纳10年，他到60岁的时候，就可以按月领一份退休金了。
　　他的哥哥刘文革很羡慕这个待遇。但刘文发自己却无所谓。“钱不拿到手上就不是钱”，刘文发说。预存预缴和强制代扣不符合很多农民的财务习惯。他们更相信储蓄，相信钱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能算数，至于年老之后的生活，一方面还很遥远，另一方面，刘文发坚持认为，一个月不到400块钱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维持他老年时候的生活——更何况，那时候他在哪里呢？如果他在安徽老家，怎么领取深圳的养老金呢？刘文发很担心这笔钱会变成“水上漂”。
　　2008年4月，刘文发在电话里说他准备到上海跟哥哥会合。深圳的保险是带不到上海来的，刘文发准备退保，领走个人账户里的几千块钱。尽管刘文革感到可惜，但刘文发想的是下半年回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可以少借一点”。
　　由于覆盖面还很窄，享受到保险的工人只是少数，个人保险账户不能在全国流动，使谨慎的政策的效果，再次打了折扣。在刘文发打工的深圳，每到年关，深圳的社保局里就会排起办理退保的长队。仅2007年一年，深圳就有83万人退保。而这一年深圳参保人数为493.97万。
　　但是这关键的一步，仍然受到了很多好评。
　　“一动胜过一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晓慧说，“将尽可能多的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是当务之急。”
　　
　　刘文革的心病
　　
　　刘文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建筑工地上干了不止一年，然后转到普陀区的澳门路一带盖房子。他一次次打电话告诉记者自己的行踪。2005年以后，他先后在无锡、青岛和合肥的工地上做过小工。刘文革的历任老板，从来没有为他交过一分钱的保险。但刘文革并不抱怨。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他真心地对今天的富足感到满意。
　　现在刘文革担心的只有三件事，一是他姐夫的病，二是弟弟刘文发的婚事，三是儿子读书的成绩单。
　　刘文革的姐夫姓罗，平时在家里替人补补鞋、修修伞。罗师傅身体不行，一年到头喘不过气来。村里的医生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病，常年吃一点便宜的药，始终不见好转。刘文革的外甥女2006年參加工作，回家过年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拉她爸爸到县医院里去做检查。医生说是肺有问题。罗师傅年轻的时候在石矿里干活，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了病根子。医生建议住院，罗师傅不愿意，其实是怕花钱。医生问他有没有参加医保，罗师傅不知道什么是医保，医生就耐心地向刘文革的外甥女解释，“新农合”在那一年安徽省搞试点，每人一年交10块钱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如果住院的话，可以报销一部分。外甥女就打电话给村主任，问有没有这回事。村主任说有，也宣传过，不过“新农合”是自愿的，而罗师傅没有参加。
　　罗师傅的女儿找到了在县政府工作的同学，问能不能补交。对方给她打听了一下，卫生局说可以，让她给她爸妈各填一张表格，贴上照片，交了20块钱，补办了手续，就把罗师傅送到医院里住下了。从腊月十二住到二十四过小年，罗师傅一定要回家，刘文革的外甥女结了账，各种检查、医药费、住院费加在一起，花了2000多元。过年前到“新农合”去报销的人太多，办公室里和火车站一样，到处都是人，交流主要靠喊，她怎么也挤不进去。最后还是老同学帮忙，报销了700多元，并且说，照罗师傅的情况，还可以申请慢性病补助。有了这个补助，罗师傅今后看门诊和吃药，也可以报销一部分。
　　“新农合”也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农村合作医疗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1949年之后，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大量转移农业剩余价值，造成农村普遍贫困。国家在农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廉价的医疗，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稳定农村的需要。
　　“农村合作医疗是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说。进入19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成为历史陈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渐渐崩溃了。
　　2004年卫生部的一份报告说，“我国平均外出时间大于6个月的流动人口超过1.27亿，每年以500万的数量递增。‘农民工’……劳动强度高、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职业安全、居住条件、饮食卫生差，健康知识相对缺乏，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人群。”
　　
　　这份报告称，截至2004年，44.8％的城市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2003年SARS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333个县试行“新农合”，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农民个人三方出资，建立农民大病统筹基金。“新农合”的目标是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到2007年，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有7亿多农村人口已经参加了“新农合”，有望在2008年实现“全覆盖”。
　　必须为农村提供基本而廉价的医疗服务，成了2005年以来“医改”各方案中唯一没有争议的部分。近年来，政府在出资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到2008年，出资结构变成了农民个人出资20元，省政府出资20元，中央政府出资40元。“新农合”的基金在壮大。但是这项制度的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农民看不起小病的困难。很多医生说，不少大病都是由于小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引起的。小病“扛一扛，拖一拖”，不仅延误治疗，也加大了治疗的成本。而从长远看来，如何监管报销制度可能产生的多开药和乱开药的弊病，也关系到“新农合”的运行前景。
　　
　　罗师傅的命运
　　
　　“新农合”多少缓解了刘文革家族的后顾之忧。总的来说，这两年刘文革的心情不错。他在电话里事无巨细地说起建筑工地和老家的种种情形，感叹说这几年钱比较好挣，农业税免掉了，家里的田包给人家种了，孩子上小学和初中的学费，也免掉了。但他仍然很有紧迫感。多年来，他一直在筹划攒够钱，然后回老家做门小生意。再过几年，他年紀也大了，孩子要上高中，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再出来打工了。
　　刘文革正在上初中的儿子是免费义务教育的受益者。他的籍贯地安徽省也是最早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试点的地方。虽然刘文革付得起儿子读小学和初中的费用，但他仍然十分欢迎免费义务教育这项政策。他的外甥女和外甥读书时，经济十分困难，每年两次，一到开学前，两个孩子满脸通红、低着头到他这里来借钱，刘文革兄弟俩看了都很郁闷。外甥女和外甥成绩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的接济，至少外甥女一定没有机会上大学，很有可能连高中都上不了。姐姐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在刘文革的家乡，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实际上，外甥女不止一次动过这样的年头，但是罗师傅不同意。1999年夏天，外甥女考上县一中，刘文革兄弟俩回老家喝喜酒。他们的姐夫罗师傅忍着肺部的不适，吭吭咳咳地走了十几里路，找到刘文革和刘文发，对两个小舅子说，如果哪一天他身体不行了，念在跟孩子的妈姐弟一场的情分上，一定把他的两个孩子“供”上去。
　　外甥女念高中，一个学期学杂费要800多元，外甥刚刚考上初中，一个学期学杂费要200多元，加上住校、吃饭的开销——大人还要吃药，靠罗师傅夫妇补鞋修伞和种田养猪，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是今天，至少念初中不要花钱了。刘文革遗憾地说，他姐姐和姐夫的命不好，什么政策都没有赶上。
　　1999年几乎是中国义务教育最困难的时候。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一直是中国的国策，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极其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到1999年的5年中，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至少有一半是农民负担的。地方政府每年向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约150多亿元，向农村学生收取的杂费约100亿元，农村学校危房改造集资平均每年35亿元左右。
　　在改革开放10年后，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吃饱了饭，但此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似乎与农村无干，农业的变化一度停滞。在改革开放20年后，也就是刘文革的外甥女考上高中的1999年，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观察历史的视角似乎又重新回到了1978年。“三农问题”从这一年开始发酵，成为随后几年最热的公共话题。从那时至今的10年间，中央政府陆续取消了农业税，开始补贴粮食种植，实施“新农合”，落实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和资金开始有限度地向农村倾斜。这是30年甚至6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农民吃饱饭之后，打造一个让他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的福利体系，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这张目的在普遍覆盖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福利网，也是重建中国社会福利的核心内容。让无数个刘文革和他的家族摆脱不由自主的命运，这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任何形式的崛起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