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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城区 什刹海巨变
前不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辑中，把什刹海选为中国最美的城区之一。什刹海是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有名人故居游、王府游、胡同游、夜景游和酒吧一条街游等，名目繁多。
元朝时，什刹海是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当时，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运河运来南方的粮食在这里落地，一些“米粮库”“磨盘院” 等北京胡同的名称都是运粮码头带来的，至今未改。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后来这里成为市民的消夏之地，曾经是我童年生活的平台，是我观看花花世界的桌面，是我顽皮撒野的场地，也是我认识复杂社会的窗口。
扒车的冒险游戏
1948年，我11岁，住在什刹海南边内恭俭胡同磨盘院。父亲曾留学日本，受到内山完造（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
开书店传播新文化的影响，在平安里路西开了一家“万象书店”。父亲忙于生计，母亲死于美国兵制造的惨案，所以没人管我，我便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自幼得祖母疼爱与放纵，逐渐成了“野孩子”，经常逃学，在什刹海一带疯跑。
由祖父家到父亲家，从北海后门乘有轨电车到平安里。北京的老电车是西洋制造，卖票的一吹铜哨“呜——呜——”司机脚下一踩“铛——铛——”车就开了。要扒车的野孩子等车一启动，飞快纵身扒住车后窗（木制的、上下开），两脚踏在大挂钩上。到了站，趁车还没停稳，麻溜下来，待车走再上去，跟卖票的捉迷藏。扒车玩虽然比不上美国电影里的泰山在树间飞来飞去那么刺激（当时正放映美国泰山故事五彩片《蛇仙美人》），但还有些冒险的趣味，以此来炫耀自己不用买票，颇有成就感。
什刹海里的小本买卖
夏天，是什刹海的黄金季节。湖里荷花、芦苇、鸡头米、荸荠等水生植物茂盛，水鸟在其间穿梭飞行，鱼儿跃水更增添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什刹海长堤（据说是清朝权臣和所修）和南岸在夏天聚集很多摊贩。小吃茶水之外，有卖荷花骨朵的，卖莲蓬的，卖荷叶的。蝈蝈放在小笼里卖，蜻蜓和知了绑在草杆上卖，蚯蚓则论包卖，蛐蛐论只卖。夏天时，蜻蜓和知了一点也不值钱，不是穷到一定份儿上，不会做这样的小本生意。红枣加工的下脚料——枣核也有卖的，当然是很便宜了，供穷人放在嘴里嘬一嘬，尝尝枣的味道。
湖南岸打地摊的艺人舞刀弄叉、耍猴吞剑。收钱的时机很有讲究，吞剑艺人剑入口腹之后，呼哧带喘，脸涨得通红，这时手端盘子走到观众前讨钱，讨到钱后，再把剑吐出来，用现在的话讲叫很悬很煽情。声势最大的要数马戏团了，马戏大棚里不时传出吆喝声、喝彩声，外面揽客的大喇叭里播放着各种歌曲。
老北京人讲究“玉泉山的水，什刹海的冰”。什刹海南岸的大冰窖有点名气。冬天，工人把湖里的冰切割成长方体，就近拖入冰窖。到夏天，许多人来买冰块。当工人把大块冰砸碎时，冰块四溅，这时等候在那里的小孩子一拥而上，抢食解暑。
要饭花子的天堂
什刹海东边是鼓楼前街，鼓楼到后门之间商铺很多，旧时大买卖家的门脸雕梁画栋，隐约可见，还能看出当年奢华排场的痕迹。我常看见三五成群的要饭花子来讨要。领头的手里拿着呱嗒板儿（竹板）或是牛肩胛骨做的“哗啦棒”，先是为买卖家唱“恭喜发财”一类吉祥话儿。如若不给钱，便赖着不走。再不给，就开骂了：“唉，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棺材铺里棺材好，装上你家老板跑不了。”围观的人逐渐多了，影响了生意，老板只好答对一下。但这伙儿走了，下一伙儿又来了。我有时逃学，夹着书包和野孩子们一起，跟在要饭花子后头看热闹。当他们同老板较上劲儿了，我们就帮要饭的“噢噢”地起哄。在这里，花子们至少也能吃上几口凉饭。
炸了“鸡窝”
内恭俭胡同和北海之间只隔一条夹道。北海的墙有一丈多高，在年久失修的地方，凿出一个个窝儿，就可以攀爬上去，再找个地势高的山丘跳下去，便可逃票入园了。我经常泡在公园里，这里成了我的乐园。
北海东岸有起伏的小土山，到了春天全是山桃花，夏天则杂草丛生，几乎无人光顾，山后面就更没人去了。我们这些孩子，只要有蛐蛐可捉，哪儿都去。一次，在山后竟然碰上人了，是一男一女鬼鬼祟祟抱在一起，虽不知他们在做什么，总觉得没做好事。于是大喊：“有人！”喊完便撒丫子跑。后来，大点儿的孩子告诉我们，那个穿花旗袍的女人叫花蝴蝶，那个穿深色旗袍的叫“黑寡妇”。她们都是“野鸡”（妓），山后面是个“鸡窝”。看来我们那次是炸了“鸡窝”了！
我家长辈多受过高等教育，战乱年代找不到合适工作，只能在家赋闲，变卖家具衣物，勉强度日。可是青年学生们正处在饥饿、失学和受迫害的前沿，情形更加窘迫，他们常到北海抒发情怀。傍晚，一些青年学生划着船，哼唱着《渔光曲》，用碗扣在嘴上，发出有回声的节奏和旋律，顺着水面悠悠传来。歌声既是凄楚哀婉的陈述，又是反抗命运的呐喊。所幸一部分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光明之路。但部分青年没有找到光明之路，生活一片黑暗，走上了自杀之路，其中以女青年为多。我在北海多次看到从水中捞起跳水自杀的女青年。
童子军和小孩队
学校里有官办的童子军，身着绿色卡叽布军服，手握军棍，头戴遮阳帽，腰挂捆绑绳，在学校操场上列队很是威风。童子军这一套行头花钱不少，许多小学生不能加入或不愿加入，所以心里不平，就编出了顺口溜：“童子军真抖神，脑袋扣着臭尿盆，手里拿着要饭棍，腰间别着上吊绳。”民间小孩组织，叫“小孩队”，是大一点的小孩带上胡同里的小孩组成的极其松散的组织。临时找个师傅，教教拳脚。腰间别着马掌儿和飞轮（自行车上的），手里握着电线拧成的麻花状的鞭子，这都是打仗的家伙，专门儿对外边的小孩逞凶。我身上也带着把飞轮，自我感觉很棒，不过一个人总感到势孤力单，总想找到“组织”，但最后还是没找着。
蒋总统上了墙，
美国援助我一双高跟鞋
我年纪不大，却花过多种货币，有伪满洲国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东北三省流通券，还有法币，1948年使用的是金元券。法币、金元券一个比一个毛，票面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一斤重的低面值金元券买不来一斤棒子面，纸币越来越不值钱了，邻居家甚至用金元券来糊墙，花花绿绿，很是好看。1948年，蒋委员长经过一番选举改称了总统，也随着金元券上了墙。总统在墙上看着这个破烂不堪的国家，眼睛眨也不眨，不知他在想什么。
美国援华物资也陆续发放到学校，我姐姐上中学，拿回来了美国罐头，还有人得到美国军毯。一天，我所在的小学也开始发放，一些旧衣服和鞋堆在教室前面。老师给这些东西编了号，让同学们抽签。我居然抽到了一双红色女高跟鞋！拿回家后谁也用不上，卖破烂也无人要，最后没办法，烧火了。现在想想，当时大学教授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要美国援助的面粉，真是有骨气啊！
各式各样国民党兵大拼盘
解放战争的战火逼近北平，买书的人少了，父亲的书店很快就关门了。继母在海淀卫生所（解放后是海淀区卫生局）找了工作，我便随父母来到海淀镇居住。国民党败兵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平，北平成了各式各样兵的大拼盘。有一个汽车连硬是住进了卫生所大院，据说这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军装不整，有鞋无袜，有饭无菜，张口骂人，动辄打人。有的到我家什么都“借”，不过是有借无还。
一天傍晚，西山传来了隆隆炮声。父亲叫我去买豆腐，我拿着水瓢来到海淀北口叫“老虎洞”的地方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卖豆腐的，买卖家全上板了。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街上也没人了，只见西山那边火光一闪，接着就是“轰隆轰隆”的炮响，不绝于耳，我一溜小跑奔回家。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的汽车连开始撤退，连长答应我父亲把我捎到城里的祖父家。我站在车上，看到涌向西直门的路上有马车、汽车、坦克、步兵、骑兵，十分混乱。国民党的军队分中央军、地方军和杂牌军，待遇大相径庭。中央军身着美式军服，胸前挎着冲锋枪，背包里有美国军毯。军官坐美式吉普车，士兵坐美式十轮大卡车。而地方军和杂牌军，穿的是臃肿的黄棉袄，拖着沉重的大头鞋，蓬头垢面，不堪入目。宪兵是这里边最抢眼的，头盔上有“宪兵”二字，白色武装带，军服笔挺，挎冲锋枪，带白手套，在国民党兵中地位最高。国民党高官出行也由他们来当保镖。迫害进步青年时，宪兵也最凶残。
德胜门小市的新报童
家里变卖的东西差不多了，剩下的拿到德胜门小市去卖，打算卖个好价钱。每天起早，祖父把两个大包袱挂在自行车上。早市顺城墙一字排开，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随便找个地角，打开包袱把东西摊开。祖父坐在那里看摊，我就没事了，从东头到西头遛来遛去。看见卖军毯的、换大洋（银元）的、卖报的都不摆摊，而是穿行在人流间。卖军毯的把毯子挎在胳膊上，嘴里念念有词：“美国军毯了，纯羊毛不掺假了！”同顾客讨价还价时，把毯子盖在双方手上：“这个数！”“不成，这个数！”用手指比划价格，不让其他人知道底数。
法币、金元券、东北三省流通券这些纸币全不行了，银元最受欢迎，换大洋的手掌中银元不时地抛起，“哗啦哗啦”作响，不停地吆喝“有大头（袁世凯）的，有小头（孙中山）的，还有鹰头（墨西哥）的您呐！”交易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银元，用力一吹，放在耳边听声，验明真假。
卖报小孩也夹在人流中叫卖。我想起那流行的“卖报歌”，自己也跃跃欲试。一天，我早早便去批发报纸，把报纸拿到早市上，挎在胳膊上，学着别的报童吆喝道：“卖报咧！看报咧！《新民晚报》！瞧一瞧，西城有人跳楼了，看一看，何思源家被炸了！”大概卖了几十份，挣的钱买了“锅篦子”（大油饼），用马莲穿着提着拿回家。祖母那个高兴啊，说：“我的大孙子能挣钱顾家了！”
告别1948，迎来新生活
1948年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终于迎来了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一天，父亲身穿崭新的礼服呢灰大褂，进了院子就喊：“妈！妈！我来了！”我长那么大，从未见到父亲脸上有那么灿烂的笑容。不久，父亲到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祖父的同学阎宝航（中共党员社会活动家）介绍他到颐和园工作。我去内恭俭胡同东侧的文德小学念书，再也不逃学了。新生活开始了。
编辑/李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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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辑中，把什刹海选为中国最美的城区之一。什刹海是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有名人故居游、王府游、胡同游、夜景游和酒吧一条街游等，名目繁多。
元朝时，什刹海是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当时，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运河运来南方的粮食在这里落地，一些“米粮库”“磨盘院” 等北京胡同的名称都是运粮码头带来的，至今未改。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后来这里成为市民的消夏之地，曾经是我童年生活的平台，是我观看花花世界的桌面，是我顽皮撒野的场地，也是我认识复杂社会的窗口。
扒车的冒险游戏
1948年，我11岁，住在什刹海南边内恭俭胡同磨盘院。父亲曾留学日本，受到内山完造（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
开书店传播新文化的影响，在平安里路西开了一家“万象书店”。父亲忙于生计，母亲死于美国兵制造的惨案，所以没人管我，我便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自幼得祖母疼爱与放纵，逐渐成了“野孩子”，经常逃学，在什刹海一带疯跑。
由祖父家到父亲家，从北海后门乘有轨电车到平安里。北京的老电车是西洋制造，卖票的一吹铜哨“呜——呜——”司机脚下一踩“铛——铛——”车就开了。要扒车的野孩子等车一启动，飞快纵身扒住车后窗（木制的、上下开），两脚踏在大挂钩上。到了站，趁车还没停稳，麻溜下来，待车走再上去，跟卖票的捉迷藏。扒车玩虽然比不上美国电影里的泰山在树间飞来飞去那么刺激（当时正放映美国泰山故事五彩片《蛇仙美人》），但还有些冒险的趣味，以此来炫耀自己不用买票，颇有成就感。
什刹海里的小本买卖
夏天，是什刹海的黄金季节。湖里荷花、芦苇、鸡头米、荸荠等水生植物茂盛，水鸟在其间穿梭飞行，鱼儿跃水更增添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什刹海长堤（据说是清朝权臣和所修）和南岸在夏天聚集很多摊贩。小吃茶水之外，有卖荷花骨朵的，卖莲蓬的，卖荷叶的。蝈蝈放在小笼里卖，蜻蜓和知了绑在草杆上卖，蚯蚓则论包卖，蛐蛐论只卖。夏天时，蜻蜓和知了一点也不值钱，不是穷到一定份儿上，不会做这样的小本生意。红枣加工的下脚料——枣核也有卖的，当然是很便宜了，供穷人放在嘴里嘬一嘬，尝尝枣的味道。
湖南岸打地摊的艺人舞刀弄叉、耍猴吞剑。收钱的时机很有讲究，吞剑艺人剑入口腹之后，呼哧带喘，脸涨得通红，这时手端盘子走到观众前讨钱，讨到钱后，再把剑吐出来，用现在的话讲叫很悬很煽情。声势最大的要数马戏团了，马戏大棚里不时传出吆喝声、喝彩声，外面揽客的大喇叭里播放着各种歌曲。
老北京人讲究“玉泉山的水，什刹海的冰”。什刹海南岸的大冰窖有点名气。冬天，工人把湖里的冰切割成长方体，就近拖入冰窖。到夏天，许多人来买冰块。当工人把大块冰砸碎时，冰块四溅，这时等候在那里的小孩子一拥而上，抢食解暑。
要饭花子的天堂
什刹海东边是鼓楼前街，鼓楼到后门之间商铺很多，旧时大买卖家的门脸雕梁画栋，隐约可见，还能看出当年奢华排场的痕迹。我常看见三五成群的要饭花子来讨要。领头的手里拿着呱嗒板儿（竹板）或是牛肩胛骨做的“哗啦棒”，先是为买卖家唱“恭喜发财”一类吉祥话儿。如若不给钱，便赖着不走。再不给，就开骂了：“唉，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棺材铺里棺材好，装上你家老板跑不了。”围观的人逐渐多了，影响了生意，老板只好答对一下。但这伙儿走了，下一伙儿又来了。我有时逃学，夹着书包和野孩子们一起，跟在要饭花子后头看热闹。当他们同老板较上劲儿了，我们就帮要饭的“噢噢”地起哄。在这里，花子们至少也能吃上几口凉饭。
炸了“鸡窝”
内恭俭胡同和北海之间只隔一条夹道。北海的墙有一丈多高，在年久失修的地方，凿出一个个窝儿，就可以攀爬上去，再找个地势高的山丘跳下去，便可逃票入园了。我经常泡在公园里，这里成了我的乐园。
北海东岸有起伏的小土山，到了春天全是山桃花，夏天则杂草丛生，几乎无人光顾，山后面就更没人去了。我们这些孩子，只要有蛐蛐可捉，哪儿都去。一次，在山后竟然碰上人了，是一男一女鬼鬼祟祟抱在一起，虽不知他们在做什么，总觉得没做好事。于是大喊：“有人！”喊完便撒丫子跑。后来，大点儿的孩子告诉我们，那个穿花旗袍的女人叫花蝴蝶，那个穿深色旗袍的叫“黑寡妇”。她们都是“野鸡”（妓），山后面是个“鸡窝”。看来我们那次是炸了“鸡窝”了！
我家长辈多受过高等教育，战乱年代找不到合适工作，只能在家赋闲，变卖家具衣物，勉强度日。可是青年学生们正处在饥饿、失学和受迫害的前沿，情形更加窘迫，他们常到北海抒发情怀。傍晚，一些青年学生划着船，哼唱着《渔光曲》，用碗扣在嘴上，发出有回声的节奏和旋律，顺着水面悠悠传来。歌声既是凄楚哀婉的陈述，又是反抗命运的呐喊。所幸一部分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光明之路。但部分青年没有找到光明之路，生活一片黑暗，走上了自杀之路，其中以女青年为多。我在北海多次看到从水中捞起跳水自杀的女青年。
童子军和小孩队
学校里有官办的童子军，身着绿色卡叽布军服，手握军棍，头戴遮阳帽，腰挂捆绑绳，在学校操场上列队很是威风。童子军这一套行头花钱不少，许多小学生不能加入或不愿加入，所以心里不平，就编出了顺口溜：“童子军真抖神，脑袋扣着臭尿盆，手里拿着要饭棍，腰间别着上吊绳。”民间小孩组织，叫“小孩队”，是大一点的小孩带上胡同里的小孩组成的极其松散的组织。临时找个师傅，教教拳脚。腰间别着马掌儿和飞轮（自行车上的），手里握着电线拧成的麻花状的鞭子，这都是打仗的家伙，专门儿对外边的小孩逞凶。我身上也带着把飞轮，自我感觉很棒，不过一个人总感到势孤力单，总想找到“组织”，但最后还是没找着。
蒋总统上了墙，
美国援助我一双高跟鞋
我年纪不大，却花过多种货币，有伪满洲国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东北三省流通券，还有法币，1948年使用的是金元券。法币、金元券一个比一个毛，票面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一斤重的低面值金元券买不来一斤棒子面，纸币越来越不值钱了，邻居家甚至用金元券来糊墙，花花绿绿，很是好看。1948年，蒋委员长经过一番选举改称了总统，也随着金元券上了墙。总统在墙上看着这个破烂不堪的国家，眼睛眨也不眨，不知他在想什么。
美国援华物资也陆续发放到学校，我姐姐上中学，拿回来了美国罐头，还有人得到美国军毯。一天，我所在的小学也开始发放，一些旧衣服和鞋堆在教室前面。老师给这些东西编了号，让同学们抽签。我居然抽到了一双红色女高跟鞋！拿回家后谁也用不上，卖破烂也无人要，最后没办法，烧火了。现在想想，当时大学教授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要美国援助的面粉，真是有骨气啊！
各式各样国民党兵大拼盘
解放战争的战火逼近北平，买书的人少了，父亲的书店很快就关门了。继母在海淀卫生所（解放后是海淀区卫生局）找了工作，我便随父母来到海淀镇居住。国民党败兵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平，北平成了各式各样兵的大拼盘。有一个汽车连硬是住进了卫生所大院，据说这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军装不整，有鞋无袜，有饭无菜，张口骂人，动辄打人。有的到我家什么都“借”，不过是有借无还。
一天傍晚，西山传来了隆隆炮声。父亲叫我去买豆腐，我拿着水瓢来到海淀北口叫“老虎洞”的地方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卖豆腐的，买卖家全上板了。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街上也没人了，只见西山那边火光一闪，接着就是“轰隆轰隆”的炮响，不绝于耳，我一溜小跑奔回家。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的汽车连开始撤退，连长答应我父亲把我捎到城里的祖父家。我站在车上，看到涌向西直门的路上有马车、汽车、坦克、步兵、骑兵，十分混乱。国民党的军队分中央军、地方军和杂牌军，待遇大相径庭。中央军身着美式军服，胸前挎着冲锋枪，背包里有美国军毯。军官坐美式吉普车，士兵坐美式十轮大卡车。而地方军和杂牌军，穿的是臃肿的黄棉袄，拖着沉重的大头鞋，蓬头垢面，不堪入目。宪兵是这里边最抢眼的，头盔上有“宪兵”二字，白色武装带，军服笔挺，挎冲锋枪，带白手套，在国民党兵中地位最高。国民党高官出行也由他们来当保镖。迫害进步青年时，宪兵也最凶残。
德胜门小市的新报童
家里变卖的东西差不多了，剩下的拿到德胜门小市去卖，打算卖个好价钱。每天起早，祖父把两个大包袱挂在自行车上。早市顺城墙一字排开，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随便找个地角，打开包袱把东西摊开。祖父坐在那里看摊，我就没事了，从东头到西头遛来遛去。看见卖军毯的、换大洋（银元）的、卖报的都不摆摊，而是穿行在人流间。卖军毯的把毯子挎在胳膊上，嘴里念念有词：“美国军毯了，纯羊毛不掺假了！”同顾客讨价还价时，把毯子盖在双方手上：“这个数！”“不成，这个数！”用手指比划价格，不让其他人知道底数。
法币、金元券、东北三省流通券这些纸币全不行了，银元最受欢迎，换大洋的手掌中银元不时地抛起，“哗啦哗啦”作响，不停地吆喝“有大头（袁世凯）的，有小头（孙中山）的，还有鹰头（墨西哥）的您呐！”交易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银元，用力一吹，放在耳边听声，验明真假。
卖报小孩也夹在人流中叫卖。我想起那流行的“卖报歌”，自己也跃跃欲试。一天，我早早便去批发报纸，把报纸拿到早市上，挎在胳膊上，学着别的报童吆喝道：“卖报咧！看报咧！《新民晚报》！瞧一瞧，西城有人跳楼了，看一看，何思源家被炸了！”大概卖了几十份，挣的钱买了“锅篦子”（大油饼），用马莲穿着提着拿回家。祖母那个高兴啊，说：“我的大孙子能挣钱顾家了！”
告别1948，迎来新生活
1948年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终于迎来了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一天，父亲身穿崭新的礼服呢灰大褂，进了院子就喊：“妈！妈！我来了！”我长那么大，从未见到父亲脸上有那么灿烂的笑容。不久，父亲到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祖父的同学阎宝航（中共党员社会活动家）介绍他到颐和园工作。我去内恭俭胡同东侧的文德小学念书，再也不逃学了。新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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