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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图构建中国经济学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们就不能再仅仅对照着西方的理论体系发一些讨好英美学界的文章，
这对中国现实没有任何借鉴和指导意义。”
在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姚洋颇受瞩目。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建议，国企改革应该走债转股的形式。这一建议引起了重视。
姚洋出生在西安市，但童年却是在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的。虽然很快就回到了在西安的父母身边，但对那个村子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他。
多年以后，怀揣经济学理想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的姚洋，从校园著名的曼多塔湖中看到的依然是当年江西村庄的影子。
“一提到中国，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个小村子，以及如何去改变它。”姚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误入”经济学之路
姚洋走上经济学这条路，源于几个“阴差阳错”。
姚洋读中学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儿子报考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程师。然而，他自己却志不在此。他在北京大学名目繁多的招生专业中发现了“经济地理学”。这个专业虽然不培养工程师，但它毕竟属于理科，容易为父母接受。“并不是出于兴趣，还是因为我想学偏文科的专业吧。”
1982年，当18岁的姚洋踏进破烂不堪的北大南门的时候，还不太清楚经济地理学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知识界充满了思想解放的空气，各种新思潮在大学校园中流传。姚洋也不例外，对当时的一切新变化充满了好奇。
让他至今引以为自傲的是，他曾经花了半个暑假的时间，在北大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尽管似懂非懂，却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但在大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
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以西方文学中六个著名人物来展现个人生活的态度。姚洋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对浮士德和堂·吉诃德却记得很清楚。
“浮士德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堂·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要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有思想，又要行动。”至今，他仍然信奉这种人生态度。
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走向未来丛书》。这是一套小开本白皮手册，80年代早中期在中国影响非凡。那时国门刚刚打开，一切都是新的，这套丛书恰逢其时，向读者展现了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介绍了国内一些新锐学者的新观点。这套丛书的作者集中了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着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声音。它为姚洋打开了新知的大门。
1986年，姚洋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一度想报侯仁之老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无奈那一届并不招生。
不久，他聽说北大新成立了管理科学中心，怀着好奇的心理前去报名，并最终考上了。
当时主持管理科学中心的是厉以宁教授，而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回到大陆的林毅夫则成了姚洋的硕士导师。
与林毅夫的初次见面，让姚洋至今印象深刻。那是1988年的元月2日，天下着雪。姚洋和两位同学倒了好几趟车，到了西直门的一个军队招待所。
第一次见面，林毅夫给他们出了一道关于“相对成本”的题目：“假如让你把西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会选择好的西瓜还是普通西瓜？”
三个人无人能够回答。在林毅夫之后的分析解答中，姚洋第一次认识到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竟可以如此生动有趣。
就这样，姚洋走上了经济学之路。
“中左派”
读研究生时期，姚洋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针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办的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当时授课的都是“明星教师”，如王小强、周其仁、陈锡文等。
“三校培训班”多次组织实地调研。1987年暑假，姚洋去马鞍山调研国企改革，考察承包制，研究如何搞活机制、引进奖励制度。1988年寒假期间，他去家乡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调研，写出的报告还获了奖。那时的奖品也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一套《辞海》！”他笑着回忆。
1989年，姚洋硕士毕业。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他暂时选择回到家乡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两年的工作，让他对于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有了切肤的感受。
1991年，姚洋收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5年后，他从该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圣诞节，他带着全家飞过美国西海岸，回到中国。
姚洋出国前，刚毕业的研究生工资是83元，而当时美国不仅工资水平高，其他物质条件和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几十年。当时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留在美国。一些朋友也反对姚洋放弃留美的机会。在回国的飞机上，就连空姐都不禁问他们一家人：“你们回国干什么？”
但姚洋很坚定，“回国是我出国前就想好的，一定要回来”。
他带回来的，还有从母校获得的信仰。
威斯康星大学以“左派”传统闻名。在那里，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姚洋。他把自己定位为“中左派”，认为社会应该更多追求平等的自由。“没有了平等，即使给予自由也只流于表面，其实根本不自由。”他说。
“独立之思想”
回国之后，姚洋进入了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海归派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将近十年时间，姚洋专注于农村研究，不仅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也研究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民的福利。
在学术研究之外，姚洋也积极投身教学，开了经济学原理、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等多门课。 2006年，姚洋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他对这个荣誉看得最重。“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嘛，我还是很看重的。”
姚洋如今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已成为年轻一代经济学家。
2012年，姚洋从周其仁手中接过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院长的重任。
挑战如此之大，压力如此之重，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在学院的治理上，他首先强调的是按程序办事，按照规章制度将问题摆在桌面上谈。
“直接”是身边人对姚洋的一致评价。
他的学生钟宁桦提到了一段轶事：有一次在北大食堂里排队打饭，一个老师插队，姚洋马上站出来说，插队是不对的，大家应该遵守规则。
“他为人正直，也很直接。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同事林双林说。
2012年起，不到5年的时间，姚洋引进了张维迎、刘国恩、林双林、陈春花等学者，众多能人齐聚国发院。“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半都在我们这里。我们培养学界、商界、政界的领袖。”姚洋说。
2016年引进的陈春花教授是国发院首次吸纳的本土管理学家，这一引进彻底打破了“教研系统海归派”的惯例。姚洋认为，国发院应创造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他看中的是陈春花这位传奇管理学家的实战经验。
林双林也是姚洋任内引进的专家。在国发院，林双林多次参与财政部的课题研究，并先后参与了“十三五规划”和医改的项目。能有这么多机会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他为来到国发院工作而欣喜和自豪，他也喜欢学院学术独立的氛围。
姚洋任内还迎来了张维迎教授的回归。和其他新进入国发院的老师一样，院方为张维迎举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吸引了全体老师的参加，其中包括一直与张维迎在学术观点上有争论的林毅夫。“在会上，教授们你一言我一语，思想的火花碰撞出的正是学术的灵感。”姚洋说。
在学术上，国发院内始终存在着不同见解和争论的声音，但都是就学术问题进行的君子之争。姚洋认为，不论是学术争论还是人事调整，面对这些“有棱有角”的能人学者，都需要心胸。
现在，国发院中本土与海归、市场派与政府派济济一堂，和谐共处。“一个学术机构不应打上任何政治烙印。我们需要不同的观点，只有一种声音不是好事。”姚洋很坚定地说。
周其仁离任时曾对姚洋说：“你要记住，我们一定要有方向，失去方向大家就没有归属感。”
姚洋出任院长后，清晰地描绘了国发院的未来图景，那就是，建成研究国家发展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成为中国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他说，国发院是学校的智库，以科研为基础，关注中长期制度问题。“‘短、平、快’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不知道‘领导’在想什么，我们不是政府智库，不能参与各种国务院的会议，也没有中央直接下达的任务。如果有些研究报告出来以后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报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压力使姚洋性格中的认真和坚持发挥到了极致。
“咱们院长教书不少，研究不少，还搞行政，非常辛苦，活不好干。”林双林语气中充满感慨，采访中多次提到“辛苦”二字。
姚洋在担任院长期间还带研究生，并坚持每一两周就召集学生讨论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姚老师做学问非常讲究，很认真，对于学生的课题，可能有些老师只是出出主意，他都是亲力亲为。”2013年毕业的张牧扬很感慨，“如果觉得他哪里不太对，也可以平等地跟他讨论，师生之间有很平等的氛围。”这种态度深刻影响着如今已为人师的张牧扬。
最近，国发院正在建设新的办公楼。姚洋到处筹资，一听说有事业发展得不错的校友，赶紧请他们吃饭，希望得到他们的捐助。
“（捐款人）当然认为我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业才会捐。资源会带来资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姚洋说。
充足的资金、充分的资源、充分的人脉，使国发院这个平台越来越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更多的知名学者加入。
关注中国现实
除了是一个管理者，姚洋还是一个研究者。他提出了“中性政府”理论。
“中性政府”是他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概念。“‘中性政府’不一定就是一个无私的政府，但它不和特定的利益群体结盟，它是比较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利益群体。所以它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着一件事在转，就是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对它也有好处，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
在姚洋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中性政府”、贤能体制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这三个因素造成的。
“他用多元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问题，不孤立片面地照搬西方的理论，他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他的学生钟宁桦说。
经济学研究有“不可能三角”之说，即有意义的问题、没人做过、有办法做出结论。如果三个条件都满足，就是好的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满足了前两个条件，而对于第三个条件，姚洋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用什么路径研究中国？
“就像中国哲学界在近些年的反思一样，如果我们只会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做解释，那也许我们只能陷入永恒的自卑与自我批判中。”他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对于制度非黑即白的绝对化定义为例，说明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崛起的大国——这三四十年的状况，这个理论就是不合格的。
到今天，中国的制度经济学依然停留在引进科斯、诺斯、张五常等的学说的阶段，而中国国情如此特殊，待挖掘的地方如此之多，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等这些在外国学界看来是不可能的政策，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因此，姚洋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界最有可能对经济学本身做出贡献的领域。
“我们在传统领域的研究始终没有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资源去研究‘为什么要采納这些经济政策’以及‘怎样运用这些经济政策’。如果我们试图构建中国经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就不能再仅仅对照着西方的理论体系发一些讨好英美学界的文章，这对中国现实没有任何借鉴和指导意义。”他说。
“批评总是容易的，已经有太多人在批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民粹化、零碎化、极端化的只言片语最容易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和叫好。可是，我们有没有在认真地对待这个体制？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制度会长期运行，比起无边无际的嘲讽和抨击，也许应该有更多人试图完善并补充它。”
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姚洋是乐观主义者。在周围的人看来，姚洋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理性又热情地审视并且研究中国经济。
在前不久上海交大组织的研讨会上，姚洋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的讲话。
“我们的经济学界不能辜负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研究中国经济，不能从中挖掘出一些理论，那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辜负。”他说。
我们就不能再仅仅对照着西方的理论体系发一些讨好英美学界的文章，
这对中国现实没有任何借鉴和指导意义。”
在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姚洋颇受瞩目。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建议，国企改革应该走债转股的形式。这一建议引起了重视。
姚洋出生在西安市，但童年却是在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的。虽然很快就回到了在西安的父母身边，但对那个村子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他。
多年以后，怀揣经济学理想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的姚洋，从校园著名的曼多塔湖中看到的依然是当年江西村庄的影子。
“一提到中国，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个小村子，以及如何去改变它。”姚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误入”经济学之路
姚洋走上经济学这条路，源于几个“阴差阳错”。
姚洋读中学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儿子报考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程师。然而，他自己却志不在此。他在北京大学名目繁多的招生专业中发现了“经济地理学”。这个专业虽然不培养工程师，但它毕竟属于理科，容易为父母接受。“并不是出于兴趣，还是因为我想学偏文科的专业吧。”
1982年，当18岁的姚洋踏进破烂不堪的北大南门的时候，还不太清楚经济地理学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知识界充满了思想解放的空气，各种新思潮在大学校园中流传。姚洋也不例外，对当时的一切新变化充满了好奇。
让他至今引以为自傲的是，他曾经花了半个暑假的时间，在北大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尽管似懂非懂，却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但在大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
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以西方文学中六个著名人物来展现个人生活的态度。姚洋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对浮士德和堂·吉诃德却记得很清楚。
“浮士德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堂·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要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有思想，又要行动。”至今，他仍然信奉这种人生态度。
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走向未来丛书》。这是一套小开本白皮手册，80年代早中期在中国影响非凡。那时国门刚刚打开，一切都是新的，这套丛书恰逢其时，向读者展现了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介绍了国内一些新锐学者的新观点。这套丛书的作者集中了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着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声音。它为姚洋打开了新知的大门。
1986年，姚洋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一度想报侯仁之老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无奈那一届并不招生。
不久，他聽说北大新成立了管理科学中心，怀着好奇的心理前去报名，并最终考上了。
当时主持管理科学中心的是厉以宁教授，而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回到大陆的林毅夫则成了姚洋的硕士导师。
与林毅夫的初次见面，让姚洋至今印象深刻。那是1988年的元月2日，天下着雪。姚洋和两位同学倒了好几趟车，到了西直门的一个军队招待所。
第一次见面，林毅夫给他们出了一道关于“相对成本”的题目：“假如让你把西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会选择好的西瓜还是普通西瓜？”
三个人无人能够回答。在林毅夫之后的分析解答中，姚洋第一次认识到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竟可以如此生动有趣。
就这样，姚洋走上了经济学之路。
“中左派”
读研究生时期，姚洋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针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办的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当时授课的都是“明星教师”，如王小强、周其仁、陈锡文等。
“三校培训班”多次组织实地调研。1987年暑假，姚洋去马鞍山调研国企改革，考察承包制，研究如何搞活机制、引进奖励制度。1988年寒假期间，他去家乡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调研，写出的报告还获了奖。那时的奖品也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一套《辞海》！”他笑着回忆。
1989年，姚洋硕士毕业。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他暂时选择回到家乡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两年的工作，让他对于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有了切肤的感受。
1991年，姚洋收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5年后，他从该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圣诞节，他带着全家飞过美国西海岸，回到中国。
姚洋出国前，刚毕业的研究生工资是83元，而当时美国不仅工资水平高，其他物质条件和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几十年。当时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留在美国。一些朋友也反对姚洋放弃留美的机会。在回国的飞机上，就连空姐都不禁问他们一家人：“你们回国干什么？”
但姚洋很坚定，“回国是我出国前就想好的，一定要回来”。
他带回来的，还有从母校获得的信仰。
威斯康星大学以“左派”传统闻名。在那里，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姚洋。他把自己定位为“中左派”，认为社会应该更多追求平等的自由。“没有了平等，即使给予自由也只流于表面，其实根本不自由。”他说。
“独立之思想”
回国之后，姚洋进入了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海归派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将近十年时间，姚洋专注于农村研究，不仅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也研究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民的福利。
在学术研究之外，姚洋也积极投身教学，开了经济学原理、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等多门课。 2006年，姚洋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他对这个荣誉看得最重。“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嘛，我还是很看重的。”
姚洋如今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已成为年轻一代经济学家。
2012年，姚洋从周其仁手中接过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院长的重任。
挑战如此之大，压力如此之重，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在学院的治理上，他首先强调的是按程序办事，按照规章制度将问题摆在桌面上谈。
“直接”是身边人对姚洋的一致评价。
他的学生钟宁桦提到了一段轶事：有一次在北大食堂里排队打饭，一个老师插队，姚洋马上站出来说，插队是不对的，大家应该遵守规则。
“他为人正直，也很直接。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同事林双林说。
2012年起，不到5年的时间，姚洋引进了张维迎、刘国恩、林双林、陈春花等学者，众多能人齐聚国发院。“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半都在我们这里。我们培养学界、商界、政界的领袖。”姚洋说。
2016年引进的陈春花教授是国发院首次吸纳的本土管理学家，这一引进彻底打破了“教研系统海归派”的惯例。姚洋认为，国发院应创造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他看中的是陈春花这位传奇管理学家的实战经验。
林双林也是姚洋任内引进的专家。在国发院，林双林多次参与财政部的课题研究，并先后参与了“十三五规划”和医改的项目。能有这么多机会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他为来到国发院工作而欣喜和自豪，他也喜欢学院学术独立的氛围。
姚洋任内还迎来了张维迎教授的回归。和其他新进入国发院的老师一样，院方为张维迎举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吸引了全体老师的参加，其中包括一直与张维迎在学术观点上有争论的林毅夫。“在会上，教授们你一言我一语，思想的火花碰撞出的正是学术的灵感。”姚洋说。
在学术上，国发院内始终存在着不同见解和争论的声音，但都是就学术问题进行的君子之争。姚洋认为，不论是学术争论还是人事调整，面对这些“有棱有角”的能人学者，都需要心胸。
现在，国发院中本土与海归、市场派与政府派济济一堂，和谐共处。“一个学术机构不应打上任何政治烙印。我们需要不同的观点，只有一种声音不是好事。”姚洋很坚定地说。
周其仁离任时曾对姚洋说：“你要记住，我们一定要有方向，失去方向大家就没有归属感。”
姚洋出任院长后，清晰地描绘了国发院的未来图景，那就是，建成研究国家发展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成为中国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他说，国发院是学校的智库，以科研为基础，关注中长期制度问题。“‘短、平、快’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不知道‘领导’在想什么，我们不是政府智库，不能参与各种国务院的会议，也没有中央直接下达的任务。如果有些研究报告出来以后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报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压力使姚洋性格中的认真和坚持发挥到了极致。
“咱们院长教书不少，研究不少，还搞行政，非常辛苦，活不好干。”林双林语气中充满感慨，采访中多次提到“辛苦”二字。
姚洋在担任院长期间还带研究生，并坚持每一两周就召集学生讨论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姚老师做学问非常讲究，很认真，对于学生的课题，可能有些老师只是出出主意，他都是亲力亲为。”2013年毕业的张牧扬很感慨，“如果觉得他哪里不太对，也可以平等地跟他讨论，师生之间有很平等的氛围。”这种态度深刻影响着如今已为人师的张牧扬。
最近，国发院正在建设新的办公楼。姚洋到处筹资，一听说有事业发展得不错的校友，赶紧请他们吃饭，希望得到他们的捐助。
“（捐款人）当然认为我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业才会捐。资源会带来资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姚洋说。
充足的资金、充分的资源、充分的人脉，使国发院这个平台越来越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更多的知名学者加入。
关注中国现实
除了是一个管理者，姚洋还是一个研究者。他提出了“中性政府”理论。
“中性政府”是他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概念。“‘中性政府’不一定就是一个无私的政府，但它不和特定的利益群体结盟，它是比较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利益群体。所以它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着一件事在转，就是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对它也有好处，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
在姚洋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中性政府”、贤能体制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这三个因素造成的。
“他用多元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问题，不孤立片面地照搬西方的理论，他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他的学生钟宁桦说。
经济学研究有“不可能三角”之说，即有意义的问题、没人做过、有办法做出结论。如果三个条件都满足，就是好的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满足了前两个条件，而对于第三个条件，姚洋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用什么路径研究中国？
“就像中国哲学界在近些年的反思一样，如果我们只会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做解释，那也许我们只能陷入永恒的自卑与自我批判中。”他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对于制度非黑即白的绝对化定义为例，说明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崛起的大国——这三四十年的状况，这个理论就是不合格的。
到今天，中国的制度经济学依然停留在引进科斯、诺斯、张五常等的学说的阶段，而中国国情如此特殊，待挖掘的地方如此之多，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等这些在外国学界看来是不可能的政策，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因此，姚洋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界最有可能对经济学本身做出贡献的领域。
“我们在传统领域的研究始终没有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资源去研究‘为什么要采納这些经济政策’以及‘怎样运用这些经济政策’。如果我们试图构建中国经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就不能再仅仅对照着西方的理论体系发一些讨好英美学界的文章，这对中国现实没有任何借鉴和指导意义。”他说。
“批评总是容易的，已经有太多人在批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民粹化、零碎化、极端化的只言片语最容易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和叫好。可是，我们有没有在认真地对待这个体制？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制度会长期运行，比起无边无际的嘲讽和抨击，也许应该有更多人试图完善并补充它。”
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姚洋是乐观主义者。在周围的人看来，姚洋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理性又热情地审视并且研究中国经济。
在前不久上海交大组织的研讨会上，姚洋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的讲话。
“我们的经济学界不能辜负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研究中国经济，不能从中挖掘出一些理论，那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辜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