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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开一幅抗战时期济南的女子命运变迁图，有这么几类最为经典的姿态让人一直瞩目：为生活所迫投身暗门的娼妓；被迫卷进战争洪流，沦为“性奴”的慰安妇；在底层挣扎的普通女性。她们身上既有时代的伤痕，又有时代柔情。
“十三钗”的济南还原
1938年，日军一个班在济南马家庄苗圃寻找中国妇女，村中一名妇女主动将自己献出，才使村里其他妇女免受日军蹂躏。
我们无法猜测当时她以怎样的勇气走进日军魔窟，这个故事有着与《金陵十三钗》相似的情节，却因其细节的缺失而淹没于历史。然而，慰安妇所承载的，远非“战争性奴”这么简单。
与这一时期并列的还有另一种女性生态——娼妓。其实，伴随整个上世纪前半叶，娼妓问题一直困扰着济南。
1927年，济南有公娼1800人，至于私娼则不可考。当时济南娼业分为两帮，扬州帮势力较大，多在一等书寓，本地帮多集中在二三等书寓。
头等妓院最多时约有近百家，大多数是扬州帮开设的。在八卦楼等地的二等妓院，也有百余家，二等要比头等的卖身代价低一半。至于北岗子和南圩子门的三、四等妓院更可谓“人间地狱”，她们多住在临街破旧小屋里，卖身代价相当低，没有官府规定价目，只要一二元，甚至几角钱。这里的妓女，有10几岁的幼女，也有四五十岁的婆娘。
日据济南时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娼妓产业区，诸如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第一楼、纬八路乐户消纳区等。史料记载：“群魔乱舞的济南，有几条广阔的大街，昼夜一样繁嚣，那里有咖啡馆、妓女馆，这区域是不让中国人到的，每个门前坐十数个花枝招展的神女，专供寇兵兽欲的发泄，这种神女听说比从前增加了三四倍。”
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她们的内心深处，是愈加苍白的物欲，还是早已绝望的家国？
上世纪40年代，济南当局还搞了妓女“皇后”的竞选活动。谁卖得选票多、捐得钱多，谁就可争得“皇后”、“总理”的桂冠，并可登报表扬。当然这种竞选只存在于“有头有脸”的牌楼翘楚，那些散布在南城根、东更道、西更道和王府池子一带的偏僻小巷中的暗娼，却只能苟且偷生。
按照当时的说法，“文明日进，生活日艰。生女已属不易，至流而为娼，尤不敢公然为之形同盗窃”。而为了躲避几元“警费”，暗娼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
她们住在僻街陋巷里，表面上看，与一般居民没有两样。去逛暗娼的，多由熟人介绍。有的暗娼还兼营黑烟馆，供人吸鸦片烟，这样的叫“花烟馆”。有个外号叫“盖济南”的，就是以擅长烧烟泡出名的暗娼。她长得俏丽多姿。善于应酬，那时有不少军政要员，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大明湖畔的娼女姿态：
侠妓与暗娼
一首济南妓女唱的《悲秋》歌，唱出了妓女们的辛酸：
“皓月当空明如昼，妓女悲叹独站在青楼，斜倚栏杆皱着眉头，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心恨爹娘将奴卖出了手，贪图银钱好几大斗，推到火坑何日出头，面皮老了无人收留。”
就像《大宅门》中白景琦掳了头牌杨九红一般，有“狗肉将军”之称的军阀张宗昌，曾将名叫“娟娟”的妓女收为小妾。在他遇刺后，娟娟回济重操旧业，在济源里开了妓院。据说，娟娟为人颇有些江湖义气，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士，还为社会救灾捐助过款项。有文人甚至把她捧为“侠妓”。
“侠妓”更多只是街头巷尾的谈资，更多妓女面对的则是惨淡人生。老舍的小说《大明湖》讲述了一对母女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于娼妓之所。母亲无法忍受折磨，投进大明湖而死，女儿在自杀时遇到了兄弟三人，从而获救。老大、老二爱上了这个姑娘，最后老大成功了。不久，“五三惨案”爆发，老三被日军杀害，小说结束。
彼时的妓女一般有两种身份：一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指买来或骗来的。这类妓女较年幼，处境最为可怜，穿衣吃饭全由院里安排，卖笑和卖身的收入全部交给妓院，即使嫖客私下给的金银首饰，老板都要搜出。
另一种是有人身自由的。这类妓女混得时间长些，当自己积存些私蓄后，就把身体赎出来，以后再操这种生涯，就与柜上劈账，有的与老板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的。她们可以随时停业嫁人，或者转到别的妓院去。
只不过，再风光的红楼女子也扭转不住红颜老去。运气好的妓女，尚可能遇到来济良所寻找家室的男子；如若运气不好，因营养不良死在济良所里的妓女比比皆是。
“十三钗”的济南还原
1938年，日军一个班在济南马家庄苗圃寻找中国妇女，村中一名妇女主动将自己献出，才使村里其他妇女免受日军蹂躏。
我们无法猜测当时她以怎样的勇气走进日军魔窟，这个故事有着与《金陵十三钗》相似的情节，却因其细节的缺失而淹没于历史。然而，慰安妇所承载的，远非“战争性奴”这么简单。
与这一时期并列的还有另一种女性生态——娼妓。其实，伴随整个上世纪前半叶，娼妓问题一直困扰着济南。
1927年，济南有公娼1800人，至于私娼则不可考。当时济南娼业分为两帮，扬州帮势力较大，多在一等书寓，本地帮多集中在二三等书寓。
头等妓院最多时约有近百家，大多数是扬州帮开设的。在八卦楼等地的二等妓院，也有百余家，二等要比头等的卖身代价低一半。至于北岗子和南圩子门的三、四等妓院更可谓“人间地狱”，她们多住在临街破旧小屋里，卖身代价相当低，没有官府规定价目，只要一二元，甚至几角钱。这里的妓女，有10几岁的幼女，也有四五十岁的婆娘。
日据济南时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娼妓产业区，诸如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第一楼、纬八路乐户消纳区等。史料记载：“群魔乱舞的济南，有几条广阔的大街，昼夜一样繁嚣，那里有咖啡馆、妓女馆，这区域是不让中国人到的，每个门前坐十数个花枝招展的神女，专供寇兵兽欲的发泄，这种神女听说比从前增加了三四倍。”
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她们的内心深处，是愈加苍白的物欲，还是早已绝望的家国？
上世纪40年代，济南当局还搞了妓女“皇后”的竞选活动。谁卖得选票多、捐得钱多，谁就可争得“皇后”、“总理”的桂冠，并可登报表扬。当然这种竞选只存在于“有头有脸”的牌楼翘楚，那些散布在南城根、东更道、西更道和王府池子一带的偏僻小巷中的暗娼，却只能苟且偷生。
按照当时的说法，“文明日进，生活日艰。生女已属不易，至流而为娼，尤不敢公然为之形同盗窃”。而为了躲避几元“警费”，暗娼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
她们住在僻街陋巷里，表面上看，与一般居民没有两样。去逛暗娼的，多由熟人介绍。有的暗娼还兼营黑烟馆，供人吸鸦片烟，这样的叫“花烟馆”。有个外号叫“盖济南”的，就是以擅长烧烟泡出名的暗娼。她长得俏丽多姿。善于应酬，那时有不少军政要员，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大明湖畔的娼女姿态：
侠妓与暗娼
一首济南妓女唱的《悲秋》歌，唱出了妓女们的辛酸：
“皓月当空明如昼，妓女悲叹独站在青楼，斜倚栏杆皱着眉头，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心恨爹娘将奴卖出了手，贪图银钱好几大斗，推到火坑何日出头，面皮老了无人收留。”
就像《大宅门》中白景琦掳了头牌杨九红一般，有“狗肉将军”之称的军阀张宗昌，曾将名叫“娟娟”的妓女收为小妾。在他遇刺后，娟娟回济重操旧业，在济源里开了妓院。据说，娟娟为人颇有些江湖义气，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士，还为社会救灾捐助过款项。有文人甚至把她捧为“侠妓”。
“侠妓”更多只是街头巷尾的谈资，更多妓女面对的则是惨淡人生。老舍的小说《大明湖》讲述了一对母女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于娼妓之所。母亲无法忍受折磨，投进大明湖而死，女儿在自杀时遇到了兄弟三人，从而获救。老大、老二爱上了这个姑娘，最后老大成功了。不久，“五三惨案”爆发，老三被日军杀害，小说结束。
彼时的妓女一般有两种身份：一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指买来或骗来的。这类妓女较年幼，处境最为可怜，穿衣吃饭全由院里安排，卖笑和卖身的收入全部交给妓院，即使嫖客私下给的金银首饰，老板都要搜出。
另一种是有人身自由的。这类妓女混得时间长些，当自己积存些私蓄后，就把身体赎出来，以后再操这种生涯，就与柜上劈账，有的与老板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的。她们可以随时停业嫁人，或者转到别的妓院去。
只不过，再风光的红楼女子也扭转不住红颜老去。运气好的妓女，尚可能遇到来济良所寻找家室的男子；如若运气不好，因营养不良死在济良所里的妓女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