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不久，我去薇娅的直播间拍了一个节目。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去到她的直播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
我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
很多“渴望”
这空间如此地丰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红、面包、牛奶，它们杂乱地放在那个地方。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房间里充满了一种惊人的匮乏，所有的物都是一样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种更富层次的东西，只看到主播充满热情地描述这个产品。
巨大的热情背后，我看到的是不断重复。使用者大量涌进来，买这个，买那个，说我是薇娅的女人、薇娅的骑士，整个屏幕都是一样的话。我看到信息在巨大流转，物在巨大流转，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单调性。
这种热情如此巨大，似乎又不可推敲。这个热情甚至让我非常地疲惫，拍了两个下午，摄制组一半人都病倒了。但12点直播结束后，薇娅和她的团队还会继续分类，第二天重复做这件事情。
在阿里巴巴小基地的工作房里，所有墙壁都空空荡荡，杂乱的物品堆满了房间，每个人都用一套术语进行交流。
那套术语，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开始困惑，那个世界跟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你会按照过去接受的教育，批评这一切，觉得这是被物占据的世界。
但我也在那个世界里，看到很多“渴望”。
看薇娅和她的助手推销物品，已经变成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么多人需要陪伴，在喧扰的过程中又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孤独是无声的。
接着，你会发觉自己的热情无处安放，因为个体的日常热情不来自社区，不来自你的家庭，不来自你可改造的世界，所以你只能投靠一个消费的世界。在这个消费世界里，充分表达自己参与的热情，获得同伴的热情，建立人际亲密关系的热情。
这背后，当然是造就某种经济奇迹的巨大动力，很少有国家和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在如此单向的维度中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
如今的社会正在鼓励一套新的创业方式，需要你牺牲个人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是睡眠。整个社会像进入了一种谜团的状态，其他丰富的需求变得不重要，或者变得滞后，我们需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才能够去做什么。
这是过去几十年，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一整套商业语言，鼓励我们继续往前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可能。
我非常喜欢一个波兰社会学家说的话：
所有时髦的言辞都倾向于分享相同的命运：它们假装能说清的经验越多，它们自身就越发难以理解，它们排挤和取代的真理越多，它们就越快地成为无可置疑的信条。
“我要，我现在就要”
那些做直播的小孩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成长背景。他们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被碎片化信息、技术、消费所驱动。不管是技术还是消费，它们都天然排斥更多可能性，所有迟缓的东西都被慢慢过滤掉了，因为它们强调“我要，我现在就要”的即刻结果。
所有人都在证明自我，通过消费和购买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自我缺乏丰富的系统构成，缺乏对绵长历史的比较，这个自我变得单薄、脆弱、容易受伤、容易被击败。
所以，社会情绪如此摇摆，我们看到一个强调自我的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盲从的世界。消费主义鼓励你购买，鼓励个人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创业者希望操纵大众，希望创造某种事件。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风洞之中，一阵风吹来，所有人为之心神摇荡，风过之后又空空如也。
就像吴晓波说的，我们在面对时代的失迷时，也面临双重问题。
一方面，话语系统受到明显压迫;另一方面，我们跟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脱节了，如果每一种传统思想不被新的状况所激活，思想就会陷入僵化。但是，每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传统保持稳定，也会迅速地滑落。
我出生于1976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物质逐渐丰沛的国家，但你还是会发现对自己的国家所知仍然甚少。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高度反差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在被教育。我们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走在街上，却很少看到一栋有五千年历史的建筑。
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抽象存在，这是一个强调层级的中国传统，一种操纵式的传统。
这也是我自己在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本书时强烈的感受。我写这本书花了5年的时间。面对晚清那个世界，我突然发现它离我们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当我们讨论眼前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讨论信息爆炸的时候，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同样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那一轮全球化由铁路、电报所驱动，他一个曾经只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突然面对报纸杂志的世界，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外来冲击。
而清王朝的整个结构看起来无法应对这一切，梁启超感觉非常不安又无力。当我们说到梁启超的时候，总是在讨论传统中国在他身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他要面对的是过去更多的传统，面对的是先秦两汉的中国、魏晋的中国、宋代的中国、明清的中国，面对的是术学、汉学之争，中文学、古文学之争。
他的老师康有为发现巨大的中国难以撼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进入固化的系统撬开裂缝。于是他们重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改革者，而自己则成为了变革者，在变革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
这样的传统充满争辩、彼此矛盾，但也正是因为充满争辩、彼此矛盾，才给予我们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它随时会提醒你眼前的方式是某种僵化，并不是唯一的未来。
另一个参照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柳田国男，他向西方学习。
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觉得传统的日本正在被新的国家意识慢慢掩盖。于是他去到偏远的乡村、遥远的岛上，寻找那些日本可能失落的声音。失落的声音代表着另一个日本，是对眼前粗鄙、令人压抑的日本的某种校正。
这也是日本人寻找自我的方式，在1970年代也发生过这样的寻找。那个时候的日本經济获得高度成功，他们发现日本的一档节目在NHK大受欢迎，这个节目里有很多没有被列到旅游表上的地方，但它们却代表了日本的丰富性。
我们此刻的中国，需不需要重新发现传统，发现周围的世界？
据网络
编辑/王 培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去到她的直播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
我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
很多“渴望”
这空间如此地丰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红、面包、牛奶，它们杂乱地放在那个地方。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房间里充满了一种惊人的匮乏，所有的物都是一样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种更富层次的东西，只看到主播充满热情地描述这个产品。
巨大的热情背后，我看到的是不断重复。使用者大量涌进来，买这个，买那个，说我是薇娅的女人、薇娅的骑士，整个屏幕都是一样的话。我看到信息在巨大流转，物在巨大流转，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单调性。
这种热情如此巨大，似乎又不可推敲。这个热情甚至让我非常地疲惫，拍了两个下午，摄制组一半人都病倒了。但12点直播结束后，薇娅和她的团队还会继续分类，第二天重复做这件事情。
在阿里巴巴小基地的工作房里，所有墙壁都空空荡荡，杂乱的物品堆满了房间，每个人都用一套术语进行交流。
那套术语，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开始困惑，那个世界跟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你会按照过去接受的教育，批评这一切，觉得这是被物占据的世界。
但我也在那个世界里，看到很多“渴望”。
看薇娅和她的助手推销物品，已经变成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么多人需要陪伴，在喧扰的过程中又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孤独是无声的。
接着，你会发觉自己的热情无处安放，因为个体的日常热情不来自社区，不来自你的家庭，不来自你可改造的世界，所以你只能投靠一个消费的世界。在这个消费世界里，充分表达自己参与的热情，获得同伴的热情，建立人际亲密关系的热情。
这背后，当然是造就某种经济奇迹的巨大动力，很少有国家和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在如此单向的维度中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
如今的社会正在鼓励一套新的创业方式，需要你牺牲个人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是睡眠。整个社会像进入了一种谜团的状态，其他丰富的需求变得不重要，或者变得滞后，我们需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才能够去做什么。
这是过去几十年，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一整套商业语言，鼓励我们继续往前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可能。
我非常喜欢一个波兰社会学家说的话：
所有时髦的言辞都倾向于分享相同的命运：它们假装能说清的经验越多，它们自身就越发难以理解，它们排挤和取代的真理越多，它们就越快地成为无可置疑的信条。
“我要，我现在就要”
那些做直播的小孩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成长背景。他们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被碎片化信息、技术、消费所驱动。不管是技术还是消费，它们都天然排斥更多可能性，所有迟缓的东西都被慢慢过滤掉了，因为它们强调“我要，我现在就要”的即刻结果。
所有人都在证明自我，通过消费和购买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自我缺乏丰富的系统构成，缺乏对绵长历史的比较，这个自我变得单薄、脆弱、容易受伤、容易被击败。
所以，社会情绪如此摇摆，我们看到一个强调自我的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盲从的世界。消费主义鼓励你购买，鼓励个人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创业者希望操纵大众，希望创造某种事件。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风洞之中，一阵风吹来，所有人为之心神摇荡，风过之后又空空如也。
就像吴晓波说的，我们在面对时代的失迷时，也面临双重问题。
一方面，话语系统受到明显压迫;另一方面，我们跟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脱节了，如果每一种传统思想不被新的状况所激活，思想就会陷入僵化。但是，每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传统保持稳定，也会迅速地滑落。
我出生于1976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物质逐渐丰沛的国家，但你还是会发现对自己的国家所知仍然甚少。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高度反差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在被教育。我们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走在街上，却很少看到一栋有五千年历史的建筑。
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抽象存在，这是一个强调层级的中国传统，一种操纵式的传统。
这也是我自己在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本书时强烈的感受。我写这本书花了5年的时间。面对晚清那个世界，我突然发现它离我们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当我们讨论眼前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讨论信息爆炸的时候，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同样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那一轮全球化由铁路、电报所驱动，他一个曾经只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突然面对报纸杂志的世界，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外来冲击。
而清王朝的整个结构看起来无法应对这一切，梁启超感觉非常不安又无力。当我们说到梁启超的时候，总是在讨论传统中国在他身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他要面对的是过去更多的传统，面对的是先秦两汉的中国、魏晋的中国、宋代的中国、明清的中国，面对的是术学、汉学之争，中文学、古文学之争。
他的老师康有为发现巨大的中国难以撼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进入固化的系统撬开裂缝。于是他们重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改革者，而自己则成为了变革者，在变革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
这样的传统充满争辩、彼此矛盾，但也正是因为充满争辩、彼此矛盾，才给予我们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它随时会提醒你眼前的方式是某种僵化，并不是唯一的未来。
另一个参照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柳田国男，他向西方学习。
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觉得传统的日本正在被新的国家意识慢慢掩盖。于是他去到偏远的乡村、遥远的岛上，寻找那些日本可能失落的声音。失落的声音代表着另一个日本，是对眼前粗鄙、令人压抑的日本的某种校正。
这也是日本人寻找自我的方式，在1970年代也发生过这样的寻找。那个时候的日本經济获得高度成功，他们发现日本的一档节目在NHK大受欢迎，这个节目里有很多没有被列到旅游表上的地方，但它们却代表了日本的丰富性。
我们此刻的中国，需不需要重新发现传统，发现周围的世界？
据网络
编辑/王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