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茶馆》中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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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老舍先生以市民生活中经常的活动场所——茶馆为背景,通过70多个小人物的特色语言,生动描绘了当时社会中普通人的艰苦生活,以及那个复杂纷争时代的人性百态。《茶馆》中浓郁的老北京色彩的语言,比如儿化音、叠词等的使用,更使该作品充满了感染力。本文从总体的语言特色以及极具人物个性的特色语言描写几方面来阐述《茶馆》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茶馆》 语言特色 个性化 京味儿
   老舍先生的《茶馆》以茶馆为场景,透过70多个小人物的特色语言和行为,形象地勾画出了三个时代的社会特征。这种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老舍先生的写作技巧。该作品从具体的人物着手,描绘了出现在茶馆中的不同阶层的各类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体现出大时代的背景[1]。
   作为经典戏剧之一,《茶馆》的语言特色尤为人们称道。老舍先生善于根据人物身份和地位而采用于其相符的个性化语言。可以说,老舍的语言艺术是《茶馆》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2]。
   一.总体语言特色
   作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老舍先生作品中的京味儿都特别浓郁。《茶馆》采用了多达200多处的儿化词,如一份儿、没错儿、哥儿们、没错儿等等。这样的用词可以改变语法的意义和词汇色彩,如缩小词汇程度的“小辫儿”、或者改变词性的“拢在一块儿”、或者变化词意的“白面儿”等等。这些具有浓郁的老北京色彩的语言与不加儿化音的原词对比,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大量老北京口语化方言的应用也是《茶馆》的特色之一,这也使其显出浓厚的“京韵”和强烈的老北京市井民风,如极具个人感情色彩的“老梆子”(老家伙),更具乡土气息的“嚼谷”(食物),还有“茶钱我侯了”中的“侯”(付茶钱)的意思等等。这些方言词语使句子更有表现力[3]。《茶馆》中的语言也极具时代性,如“喳”、“吃洋饭”、“铁杆庄稼”、“王法”等等。
   《茶馆》的另一大语言特色是大量使用叠音词,使语言显得更加生动,如描写人物神态的“ABB”型结构的叠音词“文绉绉”,其它还有“AABB”型结构的词汇如“乱乱哄哄”,“洗洗涮涮”;“ABAB”型结构的“照顾照顾”;“AAB”型结构的“跳跳舞”、“玩玩牌”;“AA”型结构如“坐坐去”、“绕绕”等等。这种叠词的使用使动词的使用更为灵活[3,4]。
   《茶馆》利用幽默的特色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讽刺、悲苦等情境。比如,李三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这就很好地表达出李三对王利发的不满;巡警临走时说:“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唐铁嘴的“我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等等。这些语言使人物更形象化,性格特点更具体化。又比如,在第一幕一开始,发现这个茶馆儿到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儿,这才是稀奇之处,因为整整三幕处处无不在谈论国事,“莫谈国事”实则是一种反语,应该是“要谈国事”。
   二.人物个性特色语言
   每个人的语言各有特色,出场的次数也随角色而变化,主角王利发出现229处。第一幕是在王利发年轻时代。他雄心勃勃地要发扬光大其祖传的大茶馆。作为年轻的掌柜,他表现得谦恭而且周到,面对各色人物反应机敏、圆滑,很恰当地体现出他茶馆掌柜的身份。比如,当落魄的唐铁嘴一进屋,他就发话了:“唐先生,你外边溜溜吧!”虽然说话客气,但又明显不想让脏兮兮的唐铁嘴进门。但同时他又存着善心,当唐铁嘴诉苦时,他给他倒了碗茶喝,唠闲话似的告诫他:“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第二幕里当难民让王利发行行好,王利发又狠心拒绝:“别耽误功夫,我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在普通人中间,他看似能左右逢源,但是当面对大兵和巡警时,他就显得手足无措了。他害怕大兵打砸他的茶馆,稍受恐吓,就将身上所有的银两给了大兵。面对巡警的敲诈,他只有等巡警走了很远才敢跺一跺脚骂上几句。这些语言描写将王利发胆小怕事又精明强干的小市民模样儿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他认为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是从父亲那里承继下来的,比如“我按着我父亲遗留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就不会出大岔子”,这虽然可以让他在混乱的年代得以生存,但也体现出他“顺民”的性格特点。
   第二幕是王利发的中年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虽然王利发苦心经营,他的大茶馆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的语言则充满苦闷和牢骚。比如在茶馆正要重新开张时,他却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
   第三幕已到了王利发的晚年时代,他的大茶馆已经完全没落,同时还面临被霸占的情况。他的语言也就呈现出绝望和愤世嫉俗的特点。比如小丁宝问候他:“老掌柜,你硬朗啊?”他却说:“要有杂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可惜没有!”巡警却也要来诈一诈他的钱。这让王利发着急了:“对!您圣明!我胡涂!可是,您搜我吧,真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啦!”
   老舍先生的语言描写富有幽默感,而且非常的形象,并未用繁复的词语,反而字字朴实,流露真情。就拿唐铁嘴为例,他总共出场了74处,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唐铁嘴对王利发说:“我不抽大烟了。”王利发听了很高兴,回答:“那好。”他接着说的却让人大跌眼镜:“我该抽白面儿,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这段对话将唐铁嘴的恬不知耻的形格表现得恰到好处[5,6]。
   常四爷与刘麻子的语言也另有特色。刘麻子出现了124处,常四爷出场了85处,显然也是老舍先生重点刻画的人物。常四爷的语言体现出了其豪爽耿直的形格,符合他多年闯荡而饱经沧桑的人物特点。以他们议论外国鼻烟的一段为例。常四爷:“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刘麻子说到:“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老舍先生的这种绝妙反讽艺术真是炉火纯青。这也可从刘麻子此行的目的——帮助康六卖女,可以显出当时社会的经济萧条。当刘麻子说把女孩子卖到窑子兴许能多给点钱,康六又不肯——不肯的原因居然是觉得对不起女儿。更滑稽的事情还在后面,康六得知刘麻子有意把他闺女许给正当红的太监,他又不大乐意了,看上去是为女儿报不平:“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实际上却是:“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说到最后还是嫌对方给的钱太少。最后竟然是刘麻子说的话很有道理:“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老舍在塑造康六这个角色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寥寥几句话就把他的犹豫和心中的算计全给表现出来了。康六这个角色反映了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农村的凋敝,正如他所说:“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頓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老舍是将秦仲义作为一个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形象进行描绘的。通过他在不同地年代和不同的年龄段的行为和结果来表现这类人的奋斗及失败的过程,充分反映当时那个令人失望的社会。比如在第一幕,秦仲义年轻气盛而自傲,不仅不把王利发这类普通人不放在眼里,即使权势人物庞太监他也瞧不其。他想实业救国,这与其它多数人的想法不同,这在当时是有超前意识的想法。“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而且……开工厂……那才能救国!”秦仲义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能理解他的思想的人太少,结果就是不仅他苦心经营的产业被没收了,而且其宏伟的救国目标也没能最后实现。“拆了!我四十年心血啊……抢去我的工厂……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这是多么绝望的心情。秦四爷所代表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充分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衰败和政府的腐朽[7]。
   通过松二爷,老舍将胆小怕事、爱慕虚荣而又好吃懒做的一类人形象地勾画了出来。与常四爷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在面对吴祥子和宋恩子的逮捕时,他请黄胖子和王利发帮忙的故事,就将他胆小怕事又爱慕虚荣的性格充分刻画了出来。即使在十多年后,松二爷的形象也没有丝毫改变。“我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松二爷是作为哪些无法适应社会变化,没有生存能力的旗人代表来描绘的,代表了那群懦弱、无能而又死要面子的人。
   宋恩子、吴祥子虽然是配角,人物形象却也非常鲜明。老舍通过生动幽默的语言,充分表现出他们唯利是图、不分善恶、甘做奴隶和走狗的人物形象。“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大总统效力”他们是那群最让人痛恨的走狗代表。他们可以为了几块现大洋,而诬陷刘麻子是逃兵、压榨王利发。他们是当时社会中反面人物的典型[8]。
   通过《茶馆》,可以看到老舍先生通过神奇的语言艺术,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角色,他的剧本里没有多少动作描写,却又胜似满满的动作描写。每个人物一出场,人没到声先到,通过他们的语言就能知道他们的个性特点。
   三.总结
   老舍先生取材于市民生活中常见的茶馆为场景,通过小人物在那样的社会中艰苦生活的描绘,以及那个复杂纷争时代的人性百态,通过特色语言艺术展现了當时北京的社会背景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茶馆》中浓郁的老北京色彩的语言比如儿化音、叠词、方言的使用,更使改作品充满了感染力,他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客观地表现了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1]张金妮,浅析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色,青年文学家,2015,30:24-26.
   [2]王晓绘.一个作家的深沉寄托——论《茶馆》的国民性思考[J].戏剧之家, 2015,No.212(20):8-9.
   [3]陈鹏伊,老舍《茶馆》的用词特色,青年文学家,2018,6:152.
   [4]樊文军,《茶馆》语言的艺术特色,2009,18:169.
   [5]陈齐友,论老舍《茶馆》的人物形象塑造,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09,S1:63-65.
   [6]林岩.老舍论人物形象的塑造[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7]孙丽,浅析话剧《茶馆》的语言特色,农家参谋,2017,18:173-174.
   [8]舒其惠.论《茶馆》的艺术成就[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2:74-78.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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