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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善理罗城
于成龙任罗城知县之时，已经45岁。罗城偏处山隅，瘴气袭人，北方人不服水土，生还者常常十之一二，人皆视为畏途，亲朋好友多劝他不要赴任。然于成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部分家产，凑足盘缠一百两，告别父老乡亲。临别，他叮嘱长子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霎时间，门里门外，哭成一片。
于成龍含泪毅然揽辔登程，并对同窗好友表示：“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
古来廉吏准则，民生、教化、理讼，三位一体，具是为民。《诗经》早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初念一出，毕生固守者，民谓之父母；中途动摇者，轻则丧身，重则丧邦。誓言与信念之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某种程度上，于成龙对边荒是有些心理准备的，然而来到罗城，当地的荒凉还是让他震惊。经过20多年的刀兵之灾，罗城凋零不堪，百姓无以为生，纷纷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当时的罗城县城在册的只有居民6家，草屋数椽。环顾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青草，中堂仅3间草房，东边是卧室，西边是书吏舍，中间开一门，后面是内宅，茅屋3间，不避风雨，破陋异常，以至“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而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百姓则鸠形鹄面，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然无心生产。
一路风尘仆仆，于成龙已经染病在身，目睹此情此景，心中虽不免愁苦，却“扶病理事”。他堆土石为几案，支锅于楹下，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床头放两支枪，以防不测。
于成龙生于农家，又经历明清改朝换代之变，深通世情民心。到任罗城之后，他并不以艰难为苦，而是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于成龙迅速提出两项措施：张榜告示招抚流亡，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奏请“宽徭役、疏鹾引”。
《于清端公政书》（卷一）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即于成龙主张“稍疏一面之网，多方招抚，开诚布公，消疑释嫌”。而后，他一方面宽减徭役，兴建学校，创办养济院；另一方面申明保甲，禁携刀枪，强迫瑶寨头人俯首讲和。罗城境内很快安定下来。
太史公曾首创“循吏”一传，其中囊括了若干清官良吏，甚至还有不少酷吏，览之大观，无出一“循”字，如循法、循公、循仁、循义理者皆有，而施政执法之创新者却寥寥。于成龙之所以被誉为“千古廉吏第一”，或因为他本非一个囿于现有成法和章程的人。
如清代军纪有“未奉邻（令）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而于成龙在罗城剿匪，却罔顾此令，是为不“循”，然效果颇佳；再如“原主认业”，乃历朝先例，说白了就是房产土地的原主人避乱于外，若一旦归来，不管如今所居何人，土地何人耕种，都要按例退还。但他却实行了“禁止原主认业”的政策，极好地解决了新附百姓定居与垦荒的问题。
于成龙的创新行政，可用“敢作为、会作为、有作为”来比拟，绝不明哲保身、推诿扯皮。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担当。
为复苏经济，每年春天，于成龙亲至田野察看农稼。见奋力耕作者，即主动上前吁长问短，恳切慰问。时间一久，于成龙与百姓打成一片，“或坐树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于成龙劝课农桑，奖罚并用，民皆致力耕作，农田里长满了庄稼，山坡上布满了牛羊。
于成龙治理罗城，十分善于用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他到任后，或据案读书，或独酌浊酒，醉则倚案几而卧，甚至一连数日不戴帽子，不穿鞋子，无论书吏还是民众都“乐公坦怀易亲，皆乐就”，亲热地称他为“阿爷”，或三天，或六日，即相聚至衙门向于成龙问安。于成龙平易近人，爱民如子，百姓信任他，但凡婚丧嫁娶，莫不与他商量。
于成龙为官初任，就造福一方。两广总督金光祖以罗城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并向朝廷报告：“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人事练达，堪称卓异。”
须发尽白，只为苍生
1667年（康熙六年）9月，51岁的于成龙从广西罗城县令升任合州知州。合州下辖三县遗民百余户，赋重差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
于成龙上任知州时，合州只剩下507户、1013人，而城区仅有140多人。整个合州的财政总收入，即田赋和丁银共计只有白银15两，其中该县仅三两一钱。于成龙不由得长叹：“此又一罗城也！”
为减轻百姓负担，于成龙上任后，首先免除了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羸马一匹，以家仆自随。当时，官场有不少“潜规则”，如地方官以土特产“孝敬”上司，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次，郡守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于成龙毫无顾忌地顶了回去。他责问郡守：“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反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
所幸的是，郡守被于成龙赤诚爱民之心所感，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一下子取消了十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时的清代官场，应酬十分烦琐。朝廷规定，凡招待上司的饭钱均由招待者自己掏腰包，但官僚们大都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为了巴结上司，往往都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比如在征收钱粮时玩弄手段、在判案时收取贿赂，甚至侵吞拖欠库银等。
于成龙到任后立下新规：上司到合州一律不设宴，只以温饱为限，他自己到所属县份亦是如此。若是下属官员设宴招待，于成龙不仅不吃，下属还要受到严辞责备。另外，州官有一套类似仪仗队的人马，出行时扛旗的、举牌的、抬轿的，还有沿途鸣锣开道的，阵容很大，开支也很大，但可以公费报销。于成龙到合州后裁去了“仪仗队”，连八抬大轿也不要，只买了一匹不能耕田的老马代步，出行时只有一个仆人相随。合州百姓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衣着破旧的州官骑着瘦弱的老马在乡野里奔走，那就是于成龙。
经过深入调查，于成龙很快就准确掌握了合州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原因：明末清初，清军与明军血战，百姓避乱而流落他乡；有的流民逃至上司所管辖的边界地带，充当上司的奴隶，被上司扣留而不得还乡；有的流民逃到他乡，因租种了人家的土地而不得还乡；有的流民原系官宦人家的仆役，又负有债务，害怕债主索债而畏缩不敢回乡；有的流民返回合州后，被原任州官强逼分门立户登册，以多收税赋，致使返回者再度逃走，未返者更不敢回乡。 针对这些原因，于成龙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返回合州的百姓，由官府进行保护；合州荒地，垦者所有，以插草标然后耕耘为标志，后至者不得争论；耕种合州土地者，免征三年徭役和田赋；无人居住之宅，限原主人速回登记，若过期不登记，谁先修葺住之为谁所有；凡回合州垦荒居住者，官府贷牛助耕；凡回合州者，官府不再强逼分门立户。
獎励垦荒是清代初期的基本国策，而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早于清代朝廷明确规定15年。于成龙制订的这些优惠政策立竿见影，外出流民扶老携幼，纷纷返回家园，“旬月之间，户以千计”。合州出现了“户户有炊烟，村村闻鸡鸣”的良好局面。
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合州当地的地痞流氓。这伙人在别人耕地时不闻不问，等到庄稼成熟了便说是自己的祖田，或者说自己早已插标，强行霸占过去；见别人修缮空宅时袖手旁观，等到空宅修缮完工移居时便说是自己的祖宅，强要人家交纳租金，否则便强占房屋。
为了杜绝抢田、霸屋之风再起，于成龙将“开垦之田，属开垦者所有；插标修葺之宅，属修葺者所有”等有关条文刻在各乡村的大石上，让路人皆知，村民皆晓。
在于成龙悉心治理下，合州经济社会出现了复苏的局面。为巩固成果，于成龙在合州建立了一套鼓励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还建立了一套统治体系：乡设乡约，里设里正，责令乡约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向乡民讲解清廷颁布的宗旨为“以礼让为先，勤俭为本，戒游逸赌饮，勿以小过而不改”的《上谕十六条》；同时恢复民间的各种庆典风俗，使社稷之神保佑合州，使圣贤先师醇化合州。于成龙在他的《请复把典详》中，明确主张举办庆典活动一定要“简而不数，丰而不俭”，意思就是庆典次数要少，但一定要认真对待。
1669年（康熙八年），于成龙因功升迁湖北黄州府同知，从五品之刺史升为正五品之司马。他在合州近两年时间，时间虽短，却是合州非常关键的两年，使合州经济社会由衰落走向复兴。于成龙为开拓合州、再造合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于成龙离开合州不久，合州人民在药市街立“于公祠”以纪念之。《合州志·宦绩》中记载：“于成龙居官清正廉明，多善政，州人号于青天。”
于成龙名声越来越大，不久迁湖广黄州同知，驻扎岐亭。岐亭盗贼横行，治安混乱。地方长官害怕实情上报影响升迁，遂隐而不报。吃透了地方长官心理的盗贼们愈发猖獗，竟至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行人，却无人敢管。于成龙除暴安良，先杀了7个强盗以安定人心，继而装扮成乞丐，打入盗贼巢穴十余日，在充分摸清盗贼行踪后回到衙门，下令招抚强盗头子，令其戴罪立功，捕盗自赎。强盗头子雷厉风行，准确出击，其他强盗闻风丧胆，纷纷远逃。
在黄州，于成龙尽职循理，施政惠民，凡四方来访者，不分贵贱，一律以礼相待，虚心延问地方利病，咨访人物，“是以所兴举悉协人情，黄州境壤，蒸蒸乐土矣”。
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次年，于成龙署武昌知府。当时叛军已经占领南方五省，正与清军争夺两湖，气势汹汹。一时间，湖北人心骚动，形势危急。不久，清八旗禁旅开赴前线，抵御叛军。于成龙奉命督造桥梁，供应军饷。不料桥梁刚刚建好，就被山洪冲毁了。因贻误军机，于成龙遭革职处置。恰在此时，在麻城查出三藩伪札，县令严刑峻法，声称“县城内外，无非贼党”，逼迫士民承认通贼。民众怨气冲天，铤而走险，据守山寨自保者众。湖北巡抚素知于成龙廉洁爱民，决计借用他的威望抚平变乱。于成龙带着几个旧属，来到麻城，亲自到达离山寨十余里的地方。他采用攻心之策，张贴告示，宣布自首者免罪。告示贴出后，自首者络绎不绝，均被无罪释放。几天之后，于成龙亲自骑一黑骡子，身后跟随二人，一人张伞，一人鸣锣，径直入山。山寨首领刘君孚见状，不放一枪一矢，诚心归顺。于成龙马上卖掉衣物，拿出薪俸，凑足一百两银子，犒赏刘君孚，变乱一举抚平。朝廷复任于成龙为黄州同知。
这时，湖北还有几股据保山寨的人马，与三藩叛军相呼应，并进犯黄州。黄州城内官军与文职人员仅数百人。为寻求退敌之策，于成龙日夜劳思，加之极度焦虑，几天之内，“须发尽白”。于成龙思索再三，决计招募乡勇守城。为迎战来犯之敌，于成龙叮嘱手下将领：“我死，汝归报巡抚！”遂亲冒矢石，跃马扬鞭，直冲敌军中坚。乡勇见长官如此不惧生死，士气大振，一鼓作气，生擒贼渠，黄州转危为安。
三藩之乱期间，黄州当运饷通道，百姓苦于征发，生活困苦不堪。为减少胥吏盘剥，但凡战争所需物用器什，于成龙都亲自购造，防止官吏拿“回扣”。仅此一项，减少百姓支出以千万计。有一年秋天，黄州大饥。于成龙发廪赈灾，广募输积。冬天雪灾，于成龙又计口受赈，救活数万人。
不负朝廷，不亏黎民
1681年，于成龙到直隶上任的时候，直隶已经是灾荒遍地。他在开展各项新政的同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赈灾大事上。清朝政府在赈灾方面，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程序，先由地方官调查灾荒程度，汇报到省里，省里再进行一番查实，然后上报朝廷，户部请旨复查，确定灾情后，最后才发布命令，根据灾情程度，部分减免或者全部蠲免赋税，缓征赋税，平价粜粮，灾情最严重时才无偿地发放粮米。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地方各级官员虚报灾情，从中贪污，让朝廷蒙受损失，让百姓得不到实惠。但对饥肠辘辘的广大灾民来说，朝廷的办事节奏确实是太慢了。于成龙在这次赈灾活动中，敢作敢为，先赈后奏，绕开了原有的一些程序，康熙皇帝出于对于成龙的高度信任，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力支持。他们君臣同心同德，为直隶的灾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于成龙上疏声称，直隶宣府所属东西二城和怀安、蔚州二卫，有一千八百多顷耕地，被水冲沙压，无法耕种。前任巡抚金世德曾经请求蠲免赋税，朝廷没有批准，当地百姓要包赔历年所欠的赋税。自己上任后再次勘查，发现冲压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无法再次耕种。他说，虽然连年征战，国家财政困难，但这部分土地，每年征粮不过三千余石，征银不过一千余两，对朝廷来说是个小数目，对几千户贫民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请求朝廷豁免钱粮。康熙皇帝仍然走了一下程序，让户部派人复查，确认无误后，下令从康熙二十年起豁免钱粮。
不久，于成龙又上报宣府所属东西二城和万全左右前卫、怀安、蔚州、保安、紫沟、西阳等处的夏灾与秋灾，朝廷下令缓征赋税，并平价出售官仓中积储的陈粮，救济百姓。这道命令刚开始实施，宣府通判陈天栋就向于成龙报告，宣府东西二城在最近二十多天内，已经饿死了数十名百姓，还有大量百姓处在饿死的边缘。于成龙接报后，认为情况紧急，如果按制度上报朝廷，批准下来得一个月左右，不定又要饿死多少百姓。他当机立断，派保定府同知何如玉火速赶往灾区，免费向无力购买粮食的贫民发放仓粮，每人给二斗，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向朝廷上疏说明情况：“伏思平粜粮石，止救稍能措籴之民，而不能救囊无一钱、僵卧待毙之民。即再疏请赈，候部议覆，奉旨允行，亦须一月。此一月之内，民之饥死者又不知凡几矣！”并说自己“仰体皇上惠爱元元至意”，已经开始行动了。康熙皇帝接报后，和户部商议，同意了于成龙的应急办法，也没有追究于成龙违反制度的过失。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皇帝派户部员外郎叶纶到直隶，和于成龙一起赶往宣府赈济各地灾民，并下令“蠲免本年额征、积年带征钱粮及房税”，大规模救济宣府一带的灾民。到了七月，于成龙又向皇帝上疏，说真定府下属的独鹿、井陉、曲阳、平山、灵寿五县发生了旱灾，二麦无收，要求将房税银两缓至来年征收，康熙皇帝和户部商议后也同意了。这里提到的“房税”，是康熙皇帝为了解决军饷问题，临时加征的物业税，天下百姓临街的门面房，每间每年征银二钱。
二十年九月，康熙皇帝巡行到直隶霸州等地，亲自察看民间的灾情，下诏说：“朕巡行近畿至霸州，见其田亩洼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计维艰，何以供给正赋？著察明酌量蠲免。”这些地方本来已经减免了部分赋税，于成龙见皇上有特旨，就上疏请求“破格全蠲”，皇上立即答应了。
在这两年的赈灾过程中，于成龙还号召各级官员和民间富户慷慨解囊，捐银捐米，拯救贫苦百姓的生命。于成龙于康熙二十年初得到皇上一千两的赏银，本来是贴补家用，这时据说也全都捐出去了。只是，少数贪官污吏仍然手痒难耐，利用赈灾中饱私囊。青县知县赵履谦就顶风作案，不但违规收取了三千多两“火耗”银，又把一千两赈灾银装进了腰包。这还不算，他借口制作报灾文册，向民间摊派银两，把这些钱也贪污了。于成龙知情后，毫不客气，立即上疏参劾，将赵履谦革职问罪。
于成龙在务实赈灾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因果报应理论来思考直隶的灾情。他认为，天灾起于人祸，总是直隶各级官员德行不够，才导致水旱频仍。康熙十九年冬天，他自己严格禁绝酒肉，持斋三个月，诚心忏悔，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这年岁末除夕，他满腹忧虑地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今夕是何夕，明晨又一年。三冬无再雪，万户有孤煙。爆竹谁家响？盆花几处鲜？早朝齐拜舞，谁上彗星篇？灶冷畴为祀，井寒空自涟。哀哉孑遗叹，忍待麦芊芊。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十五，于成龙带领一部分官员在保定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祈雨仪式，还为此写下一首五言绝句：皓月当空照，黄尘逐日飞。求沾惊蛰雨，肠断几千回。
康熙二十年直隶的灾荒仍然很多，赈济工作仍在进行。但保定府一带的小气候不错，农作物获得丰收。而且，单穗的农作物居然长出了双穗，当地百姓把它称为“于公穗”，认为这是于成龙德政的感应。
于成龙的一生忠于国家、勤勉辛劳、崇尚实干。他能从地方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政策和办法，维护大局稳定，创造卓著政绩，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廉吏于成龙》中的独白唱段或可表明他的心迹：人生路多坎坷祸福不定，有苦涩有酸楚也有欢欣。脚踏着厚实的泥土心平如镜，牵念着善良的赤子怀揣真情。深知那欲如水，不遏则灭顶，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原，祸国殃民哪，终留恶名苦果必自吞。常言说，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贫，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身，非吾之有莫伸手，非分之财莫进门。这是我于成龙一生箴训——不负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良心哪！
于成龙任罗城知县之时，已经45岁。罗城偏处山隅，瘴气袭人，北方人不服水土，生还者常常十之一二，人皆视为畏途，亲朋好友多劝他不要赴任。然于成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部分家产，凑足盘缠一百两，告别父老乡亲。临别，他叮嘱长子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霎时间，门里门外，哭成一片。
于成龍含泪毅然揽辔登程，并对同窗好友表示：“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
古来廉吏准则，民生、教化、理讼，三位一体，具是为民。《诗经》早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初念一出，毕生固守者，民谓之父母；中途动摇者，轻则丧身，重则丧邦。誓言与信念之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某种程度上，于成龙对边荒是有些心理准备的，然而来到罗城，当地的荒凉还是让他震惊。经过20多年的刀兵之灾，罗城凋零不堪，百姓无以为生，纷纷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当时的罗城县城在册的只有居民6家，草屋数椽。环顾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青草，中堂仅3间草房，东边是卧室，西边是书吏舍，中间开一门，后面是内宅，茅屋3间，不避风雨，破陋异常，以至“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而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百姓则鸠形鹄面，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然无心生产。
一路风尘仆仆，于成龙已经染病在身，目睹此情此景，心中虽不免愁苦，却“扶病理事”。他堆土石为几案，支锅于楹下，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床头放两支枪，以防不测。
于成龙生于农家，又经历明清改朝换代之变，深通世情民心。到任罗城之后，他并不以艰难为苦，而是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于成龙迅速提出两项措施：张榜告示招抚流亡，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奏请“宽徭役、疏鹾引”。
《于清端公政书》（卷一）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即于成龙主张“稍疏一面之网，多方招抚，开诚布公，消疑释嫌”。而后，他一方面宽减徭役，兴建学校，创办养济院；另一方面申明保甲，禁携刀枪，强迫瑶寨头人俯首讲和。罗城境内很快安定下来。
太史公曾首创“循吏”一传，其中囊括了若干清官良吏，甚至还有不少酷吏，览之大观，无出一“循”字，如循法、循公、循仁、循义理者皆有，而施政执法之创新者却寥寥。于成龙之所以被誉为“千古廉吏第一”，或因为他本非一个囿于现有成法和章程的人。
如清代军纪有“未奉邻（令）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而于成龙在罗城剿匪，却罔顾此令，是为不“循”，然效果颇佳；再如“原主认业”，乃历朝先例，说白了就是房产土地的原主人避乱于外，若一旦归来，不管如今所居何人，土地何人耕种，都要按例退还。但他却实行了“禁止原主认业”的政策，极好地解决了新附百姓定居与垦荒的问题。
于成龙的创新行政，可用“敢作为、会作为、有作为”来比拟，绝不明哲保身、推诿扯皮。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担当。
为复苏经济，每年春天，于成龙亲至田野察看农稼。见奋力耕作者，即主动上前吁长问短，恳切慰问。时间一久，于成龙与百姓打成一片，“或坐树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于成龙劝课农桑，奖罚并用，民皆致力耕作，农田里长满了庄稼，山坡上布满了牛羊。
于成龙治理罗城，十分善于用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他到任后，或据案读书，或独酌浊酒，醉则倚案几而卧，甚至一连数日不戴帽子，不穿鞋子，无论书吏还是民众都“乐公坦怀易亲，皆乐就”，亲热地称他为“阿爷”，或三天，或六日，即相聚至衙门向于成龙问安。于成龙平易近人，爱民如子，百姓信任他，但凡婚丧嫁娶，莫不与他商量。
于成龙为官初任，就造福一方。两广总督金光祖以罗城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并向朝廷报告：“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人事练达，堪称卓异。”
须发尽白，只为苍生
1667年（康熙六年）9月，51岁的于成龙从广西罗城县令升任合州知州。合州下辖三县遗民百余户，赋重差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
于成龙上任知州时，合州只剩下507户、1013人，而城区仅有140多人。整个合州的财政总收入，即田赋和丁银共计只有白银15两，其中该县仅三两一钱。于成龙不由得长叹：“此又一罗城也！”
为减轻百姓负担，于成龙上任后，首先免除了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羸马一匹，以家仆自随。当时，官场有不少“潜规则”，如地方官以土特产“孝敬”上司，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次，郡守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于成龙毫无顾忌地顶了回去。他责问郡守：“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反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
所幸的是，郡守被于成龙赤诚爱民之心所感，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一下子取消了十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时的清代官场，应酬十分烦琐。朝廷规定，凡招待上司的饭钱均由招待者自己掏腰包，但官僚们大都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为了巴结上司，往往都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比如在征收钱粮时玩弄手段、在判案时收取贿赂，甚至侵吞拖欠库银等。
于成龙到任后立下新规：上司到合州一律不设宴，只以温饱为限，他自己到所属县份亦是如此。若是下属官员设宴招待，于成龙不仅不吃，下属还要受到严辞责备。另外，州官有一套类似仪仗队的人马，出行时扛旗的、举牌的、抬轿的，还有沿途鸣锣开道的，阵容很大，开支也很大，但可以公费报销。于成龙到合州后裁去了“仪仗队”，连八抬大轿也不要，只买了一匹不能耕田的老马代步，出行时只有一个仆人相随。合州百姓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衣着破旧的州官骑着瘦弱的老马在乡野里奔走，那就是于成龙。
经过深入调查，于成龙很快就准确掌握了合州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原因：明末清初，清军与明军血战，百姓避乱而流落他乡；有的流民逃至上司所管辖的边界地带，充当上司的奴隶，被上司扣留而不得还乡；有的流民逃到他乡，因租种了人家的土地而不得还乡；有的流民原系官宦人家的仆役，又负有债务，害怕债主索债而畏缩不敢回乡；有的流民返回合州后，被原任州官强逼分门立户登册，以多收税赋，致使返回者再度逃走，未返者更不敢回乡。 针对这些原因，于成龙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返回合州的百姓，由官府进行保护；合州荒地，垦者所有，以插草标然后耕耘为标志，后至者不得争论；耕种合州土地者，免征三年徭役和田赋；无人居住之宅，限原主人速回登记，若过期不登记，谁先修葺住之为谁所有；凡回合州垦荒居住者，官府贷牛助耕；凡回合州者，官府不再强逼分门立户。
獎励垦荒是清代初期的基本国策，而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早于清代朝廷明确规定15年。于成龙制订的这些优惠政策立竿见影，外出流民扶老携幼，纷纷返回家园，“旬月之间，户以千计”。合州出现了“户户有炊烟，村村闻鸡鸣”的良好局面。
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合州当地的地痞流氓。这伙人在别人耕地时不闻不问，等到庄稼成熟了便说是自己的祖田，或者说自己早已插标，强行霸占过去；见别人修缮空宅时袖手旁观，等到空宅修缮完工移居时便说是自己的祖宅，强要人家交纳租金，否则便强占房屋。
为了杜绝抢田、霸屋之风再起，于成龙将“开垦之田，属开垦者所有；插标修葺之宅，属修葺者所有”等有关条文刻在各乡村的大石上，让路人皆知，村民皆晓。
在于成龙悉心治理下，合州经济社会出现了复苏的局面。为巩固成果，于成龙在合州建立了一套鼓励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还建立了一套统治体系：乡设乡约，里设里正，责令乡约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向乡民讲解清廷颁布的宗旨为“以礼让为先，勤俭为本，戒游逸赌饮，勿以小过而不改”的《上谕十六条》；同时恢复民间的各种庆典风俗，使社稷之神保佑合州，使圣贤先师醇化合州。于成龙在他的《请复把典详》中，明确主张举办庆典活动一定要“简而不数，丰而不俭”，意思就是庆典次数要少，但一定要认真对待。
1669年（康熙八年），于成龙因功升迁湖北黄州府同知，从五品之刺史升为正五品之司马。他在合州近两年时间，时间虽短，却是合州非常关键的两年，使合州经济社会由衰落走向复兴。于成龙为开拓合州、再造合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于成龙离开合州不久，合州人民在药市街立“于公祠”以纪念之。《合州志·宦绩》中记载：“于成龙居官清正廉明，多善政，州人号于青天。”
于成龙名声越来越大，不久迁湖广黄州同知，驻扎岐亭。岐亭盗贼横行，治安混乱。地方长官害怕实情上报影响升迁，遂隐而不报。吃透了地方长官心理的盗贼们愈发猖獗，竟至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行人，却无人敢管。于成龙除暴安良，先杀了7个强盗以安定人心，继而装扮成乞丐，打入盗贼巢穴十余日，在充分摸清盗贼行踪后回到衙门，下令招抚强盗头子，令其戴罪立功，捕盗自赎。强盗头子雷厉风行，准确出击，其他强盗闻风丧胆，纷纷远逃。
在黄州，于成龙尽职循理，施政惠民，凡四方来访者，不分贵贱，一律以礼相待，虚心延问地方利病，咨访人物，“是以所兴举悉协人情，黄州境壤，蒸蒸乐土矣”。
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次年，于成龙署武昌知府。当时叛军已经占领南方五省，正与清军争夺两湖，气势汹汹。一时间，湖北人心骚动，形势危急。不久，清八旗禁旅开赴前线，抵御叛军。于成龙奉命督造桥梁，供应军饷。不料桥梁刚刚建好，就被山洪冲毁了。因贻误军机，于成龙遭革职处置。恰在此时，在麻城查出三藩伪札，县令严刑峻法，声称“县城内外，无非贼党”，逼迫士民承认通贼。民众怨气冲天，铤而走险，据守山寨自保者众。湖北巡抚素知于成龙廉洁爱民，决计借用他的威望抚平变乱。于成龙带着几个旧属，来到麻城，亲自到达离山寨十余里的地方。他采用攻心之策，张贴告示，宣布自首者免罪。告示贴出后，自首者络绎不绝，均被无罪释放。几天之后，于成龙亲自骑一黑骡子，身后跟随二人，一人张伞，一人鸣锣，径直入山。山寨首领刘君孚见状，不放一枪一矢，诚心归顺。于成龙马上卖掉衣物，拿出薪俸，凑足一百两银子，犒赏刘君孚，变乱一举抚平。朝廷复任于成龙为黄州同知。
这时，湖北还有几股据保山寨的人马，与三藩叛军相呼应，并进犯黄州。黄州城内官军与文职人员仅数百人。为寻求退敌之策，于成龙日夜劳思，加之极度焦虑，几天之内，“须发尽白”。于成龙思索再三，决计招募乡勇守城。为迎战来犯之敌，于成龙叮嘱手下将领：“我死，汝归报巡抚！”遂亲冒矢石，跃马扬鞭，直冲敌军中坚。乡勇见长官如此不惧生死，士气大振，一鼓作气，生擒贼渠，黄州转危为安。
三藩之乱期间，黄州当运饷通道，百姓苦于征发，生活困苦不堪。为减少胥吏盘剥，但凡战争所需物用器什，于成龙都亲自购造，防止官吏拿“回扣”。仅此一项，减少百姓支出以千万计。有一年秋天，黄州大饥。于成龙发廪赈灾，广募输积。冬天雪灾，于成龙又计口受赈，救活数万人。
不负朝廷，不亏黎民
1681年，于成龙到直隶上任的时候，直隶已经是灾荒遍地。他在开展各项新政的同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赈灾大事上。清朝政府在赈灾方面，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程序，先由地方官调查灾荒程度，汇报到省里，省里再进行一番查实，然后上报朝廷，户部请旨复查，确定灾情后，最后才发布命令，根据灾情程度，部分减免或者全部蠲免赋税，缓征赋税，平价粜粮，灾情最严重时才无偿地发放粮米。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地方各级官员虚报灾情，从中贪污，让朝廷蒙受损失，让百姓得不到实惠。但对饥肠辘辘的广大灾民来说，朝廷的办事节奏确实是太慢了。于成龙在这次赈灾活动中，敢作敢为，先赈后奏，绕开了原有的一些程序，康熙皇帝出于对于成龙的高度信任，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力支持。他们君臣同心同德，为直隶的灾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于成龙上疏声称，直隶宣府所属东西二城和怀安、蔚州二卫，有一千八百多顷耕地，被水冲沙压，无法耕种。前任巡抚金世德曾经请求蠲免赋税，朝廷没有批准，当地百姓要包赔历年所欠的赋税。自己上任后再次勘查，发现冲压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无法再次耕种。他说，虽然连年征战，国家财政困难，但这部分土地，每年征粮不过三千余石，征银不过一千余两，对朝廷来说是个小数目，对几千户贫民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请求朝廷豁免钱粮。康熙皇帝仍然走了一下程序，让户部派人复查，确认无误后，下令从康熙二十年起豁免钱粮。
不久，于成龙又上报宣府所属东西二城和万全左右前卫、怀安、蔚州、保安、紫沟、西阳等处的夏灾与秋灾，朝廷下令缓征赋税，并平价出售官仓中积储的陈粮，救济百姓。这道命令刚开始实施，宣府通判陈天栋就向于成龙报告，宣府东西二城在最近二十多天内，已经饿死了数十名百姓，还有大量百姓处在饿死的边缘。于成龙接报后，认为情况紧急，如果按制度上报朝廷，批准下来得一个月左右，不定又要饿死多少百姓。他当机立断，派保定府同知何如玉火速赶往灾区，免费向无力购买粮食的贫民发放仓粮，每人给二斗，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向朝廷上疏说明情况：“伏思平粜粮石，止救稍能措籴之民，而不能救囊无一钱、僵卧待毙之民。即再疏请赈，候部议覆，奉旨允行，亦须一月。此一月之内，民之饥死者又不知凡几矣！”并说自己“仰体皇上惠爱元元至意”，已经开始行动了。康熙皇帝接报后，和户部商议，同意了于成龙的应急办法，也没有追究于成龙违反制度的过失。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皇帝派户部员外郎叶纶到直隶，和于成龙一起赶往宣府赈济各地灾民，并下令“蠲免本年额征、积年带征钱粮及房税”，大规模救济宣府一带的灾民。到了七月，于成龙又向皇帝上疏，说真定府下属的独鹿、井陉、曲阳、平山、灵寿五县发生了旱灾，二麦无收，要求将房税银两缓至来年征收，康熙皇帝和户部商议后也同意了。这里提到的“房税”，是康熙皇帝为了解决军饷问题，临时加征的物业税，天下百姓临街的门面房，每间每年征银二钱。
二十年九月，康熙皇帝巡行到直隶霸州等地，亲自察看民间的灾情，下诏说：“朕巡行近畿至霸州，见其田亩洼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计维艰，何以供给正赋？著察明酌量蠲免。”这些地方本来已经减免了部分赋税，于成龙见皇上有特旨，就上疏请求“破格全蠲”，皇上立即答应了。
在这两年的赈灾过程中，于成龙还号召各级官员和民间富户慷慨解囊，捐银捐米，拯救贫苦百姓的生命。于成龙于康熙二十年初得到皇上一千两的赏银，本来是贴补家用，这时据说也全都捐出去了。只是，少数贪官污吏仍然手痒难耐，利用赈灾中饱私囊。青县知县赵履谦就顶风作案，不但违规收取了三千多两“火耗”银，又把一千两赈灾银装进了腰包。这还不算，他借口制作报灾文册，向民间摊派银两，把这些钱也贪污了。于成龙知情后，毫不客气，立即上疏参劾，将赵履谦革职问罪。
于成龙在务实赈灾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因果报应理论来思考直隶的灾情。他认为，天灾起于人祸，总是直隶各级官员德行不够，才导致水旱频仍。康熙十九年冬天，他自己严格禁绝酒肉，持斋三个月，诚心忏悔，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这年岁末除夕，他满腹忧虑地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今夕是何夕，明晨又一年。三冬无再雪，万户有孤煙。爆竹谁家响？盆花几处鲜？早朝齐拜舞，谁上彗星篇？灶冷畴为祀，井寒空自涟。哀哉孑遗叹，忍待麦芊芊。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十五，于成龙带领一部分官员在保定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祈雨仪式，还为此写下一首五言绝句：皓月当空照，黄尘逐日飞。求沾惊蛰雨，肠断几千回。
康熙二十年直隶的灾荒仍然很多，赈济工作仍在进行。但保定府一带的小气候不错，农作物获得丰收。而且，单穗的农作物居然长出了双穗，当地百姓把它称为“于公穗”，认为这是于成龙德政的感应。
于成龙的一生忠于国家、勤勉辛劳、崇尚实干。他能从地方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政策和办法，维护大局稳定，创造卓著政绩，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廉吏于成龙》中的独白唱段或可表明他的心迹：人生路多坎坷祸福不定，有苦涩有酸楚也有欢欣。脚踏着厚实的泥土心平如镜，牵念着善良的赤子怀揣真情。深知那欲如水，不遏则灭顶，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原，祸国殃民哪，终留恶名苦果必自吞。常言说，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贫，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身，非吾之有莫伸手，非分之财莫进门。这是我于成龙一生箴训——不负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良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