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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算法》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海归老板吴君亮以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行为契机，申请并获得了部分政府部门的预算报告，公布在自己创办的中国预算网上。让纳税人知道钱是如何花出去的，只有先做到这一点，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成为可能。
2008年11月间，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吴君亮接到了来自全国的上千封电邮和无数的电话，但内容并不与他的生意有关，而是关乎他的一项“业余工作”——推动公共财政预算公开。
自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吴君亮和他的几个同事利用业余时间向多个政府部门申请公开部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在不懈的努力下，时至今日他们“小有收获”，不但获得了深圳市2008年度市级部门预算草案，还获得了卫生部、民政部、教育部、环保总局等中央部委的部门预算资料。
正是在他们的争取下，成就了公共预算信息公开的一个历史节点。特别是深圳市政府公开了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属于全国首个向普通公民公开预算报告的政府部门。
吴君亮们因此获得了来自全国诸多素不相识的人士的赞美与支持，而最让吴君亮感到高兴的是，电邮和电话中，全国有近百名人士向他们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申请成为志愿者，共同推动公共财政预算的公开。在这些人中，有大学生、省委党校干部、县财政局官员，还有著名教授。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做点事情的。”吴君亮对记者说，这是他期待的一种现象，有更多的人“公民意识觉醒”，共同来推动公共预算的信息公开。因为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本来是公民作为纳税人所应拥有的一项权力。
理想主义的“自我按摩”
吴君亮现年50岁，自认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年龄，并不是一个满怀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前两天，他正因为自己的生意忙于出差，他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财务顾问和投资咨询，手头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重庆某保税区的财务规划报告。
“我的本职是一个生意人，不断去申请公共预算公开，只是自己保持关注社会的一种姿态，”他淡淡地说，“只要不是脑死亡的人，在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彻底消失的。”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忙于“正业”之余还跑去纠缠公共预算公开，既是必然，也是偶然。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吴君亮读的都是政治学专业，1986年，他留学美国休斯顿大学，后来博士专业读的也是政治学。但博士读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以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到体制内安身立命，如果只能做做学术研究，“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缺钱，后来，他跑到美国投行里谋职，再后来就转做私人投资，投资地产和艺术品，一直到2006年年底。这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离家，他有了“空闲时间”，于是，他回国创办了自己的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
由于学的是政治学，在国外做生意的时候也常接触国内，吴君亮对于中国的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也一直保持观察。1984～1986年，中国财政制度完成了利改税的改革，由公有制时期的‘上缴利润’变为‘上缴税收’，也意味着中国由财政自有国家到税收国家或者公共财政国家的转变，而企业和公民作为纳税组织和个体(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都有权知道税收财政的使用和流向分配。
在美国，则早在1921年国会就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完成了公共预算改革。
2006年底吴君亮创办公司之后，有一次因为偶然的关系，他需要查找有关公共预算的资料，但到处都找不到，于是萌生了建立“中国预算网”的想法，为外界提供一个相关的信息平台。
他预判，中国自1999年启动公共预算改革，建立了以部门预算为基础的编制，其后又进行了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等深化改革，他认为到2007年，已经是接近于“外部公开”的时机了。
时至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
但中国预算网建立之后，吴君亮一度很困惑，觉得是不是办得太早了一点，因为网站没有内容去填充，缺乏信息。直到2008年5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吴君亮虽有申请公共财政预算公开的想法，但并没有付诸行动，“一是《条例》没有实施，去申请没有依据；二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认为没有章程可参照。”
吴当初也想过自己掏钱做一做相关的民间研究，“也算是自己的一种业余兴趣吧，满足自己对社会关注的一种姿态。”
亦曾有过自由知识分子理想的吴君亮笑称，在中国，体制之外可以“玩”的空间其实很少，自己因此也“心死了”好多年。在美国20年，基本上追求的是属于让自己的生活更“享受”的玩喝玩乐。
而2008年5月1日之后，他频频推动的公共预算公开，是属于衣食丰足之后“让自己舒服一下”，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按摩”。
预算公开之旅
为此，吴君亮和他的同事首个瞄准要求信息公开的单位，便是深圳市政府，“说实话，普通人关注的，都是与自己利益相近和相关的东西，你不可能要求住在成都的人去关心深圳的财政预算。”他认为。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吴君亮他们的第一份财政预算公开的申请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良好回應，2008年5月19日，他们以“分析研究”为由，向深圳市政府提出阅览2008年预算的请求，市政府工作人员电话对他们进行了解之后，5月27日便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不外借，不复印，可以阅览，也可以拍照，吴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欣喜，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将一本300页的《2008年度深圳市级部门预算草案》拍成了300张照片。这也成为了中国首个对普通公民公开的公共预算报告，虽为草案。
“这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深圳在预算信息方面做得相对完善一些，另一方面深圳在很多方面是改革先行者，政府态度比较开明。”吴说。
首战告捷激发了吴君亮的信心，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利用两个小时的业余时间，下至深圳各个区政府，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上至中央各大部委，纷纷发出要求公开部门预算报告的申请。
但接下来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屡屡碰壁，政府工作人员拒绝提供的理由包括“保密”、“不在可公开范围”、“与申请人需求无关”等等，有些甚至毫无回音。他们于是以《条例》规定的政府部门要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为由不断进行多次沟通和申请，多者达5～6次，并将每次的申请和回复记录、电话沟通记录进行保存。
应者寥寥。2008年10月27日，卫生部向他们提供了一份并不完备的预算资料，随后，包括教育部、民政部、环保总局等部门 也给他们“一点一点的”提供有关的资料，有些则是“一堆没有经过归类整理的看不懂的预算数据”。
不过，吴君亮对这些政府部门的态度表示理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预算做得还不是很完善，准备不充分，自己心里没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滞后，不愿意提供给外界，担心引发其他麻烦。”在此之前，公共预算即使在有些政府部门内部，乃至两会上的全国人大代表，都表示过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看得懂。
“按照《条例》，应该是他们要主动公开，但在中国，类似的改革要完成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如果不去争取，不做互动，这样的进程就会很慢。”吴说。
深圳有的区甚至将吴君亮他们的申请转给了保密局处理，但保密局并没有进行回应，“这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至少说明保密局没有把这个认为是机密文件了。”他说。
预算公开之后
吴君亮坦承，“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但这个事情，既然付出不是很大，力所能及为什么不做呢?”
但他认为他们的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推动预算公开，而不在于预算本身，至于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方法论等等议题，则是以后的事情，而不能仅成为“情绪的发泄”。
话虽如此，但他还是没有完全忍住。
在获得深圳市预算草案的映像资料后，吴君亮和他两个学财务出身的海归下属，写了一份关于草案的评读，在评读中捉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质疑。他们指出这一部门预算草案中，都没有对其部门的基本职责进行陈述，也就是说，对为什么要基本预算支出?拿这些钱去干什么?完全没有说法。
在预算草案中，分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但这些项目支出所履行的职能与部门的基本职能有重叠，也就是说，项目支出看起来就像是多開出一笔钱来做那些分内之事。也好像是干一件事情，但给纳税人开了两次账单。
评读指出：“对几乎所有项目支出仅列出名称和所需金额，而对这些项目的必要性、实施的可行性、目标和宗旨、具体内容、细节指标，以及符合效率的评估等等，无一字交代。”
他们提出疑问：“这些项目预算资金是否会通过某一种形式成为各政府部门人员的另一收入渠道?也即，这些钱将或多或少地成为各部门人员(或部门中的一部分人员)的第二收入来源?”
吴君亮将这一评读分别寄给了深圳市长和深圳市财政局局长，但两周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他们将这一评读报告挂到了“中国预算网”上，结果得到了网友的一片赞许之声。而据吴透露，深圳市政府工作人员因此也有点后悔当初向他们提供了这些资料。
这其实正是公共预算公开的好处，只有拥有了知情权，才能够拥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公开之后，外界才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包括预算专家，进而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的进程，而在以前，人大的预算委员会毕竟只是“体制内的评判”。
在吴君亮看来，公共资源的分配，就是不同利益群体互相博弈的过程，如果没有充分的博弈，就会导致“暗箱操作”。比如，预算公开之后，教育阵线的人就会评判，教育经费的支出是不是少了?而从事环保的人会评判，环保支出是不是不足?等等，这才能由“公开”最终促进“公平”和“公正”。
在他看来，预算公开其实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一个比较容易启动的突破口，而公开对于政府部门和纳税人都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可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纳税人纳税意愿的增强，“现在特别是有钱人，纳税意愿很低，因为自己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但在现阶段，他还是强调要一步一步来，给政府部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给公民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如果具体到一个区的部门预算能够公开，那么，这个区的居民的参与兴趣才会体现出来。”吴君亮说。
因此，他向前来表示愿意当志愿者的青年人说，首先要争取先把自己所在地的公共预算信息公开平台建立起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才能推动下一步的深化。
而据吴君亮的乐观估计，3年之后，公共预算公开，将迎来一个比较明朗的局面，包括公共预算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大项目预算的公开。
2008年11月间，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吴君亮接到了来自全国的上千封电邮和无数的电话，但内容并不与他的生意有关，而是关乎他的一项“业余工作”——推动公共财政预算公开。
自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吴君亮和他的几个同事利用业余时间向多个政府部门申请公开部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在不懈的努力下，时至今日他们“小有收获”，不但获得了深圳市2008年度市级部门预算草案，还获得了卫生部、民政部、教育部、环保总局等中央部委的部门预算资料。
正是在他们的争取下，成就了公共预算信息公开的一个历史节点。特别是深圳市政府公开了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属于全国首个向普通公民公开预算报告的政府部门。
吴君亮们因此获得了来自全国诸多素不相识的人士的赞美与支持，而最让吴君亮感到高兴的是，电邮和电话中，全国有近百名人士向他们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申请成为志愿者，共同推动公共财政预算的公开。在这些人中，有大学生、省委党校干部、县财政局官员，还有著名教授。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做点事情的。”吴君亮对记者说，这是他期待的一种现象，有更多的人“公民意识觉醒”，共同来推动公共预算的信息公开。因为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本来是公民作为纳税人所应拥有的一项权力。
理想主义的“自我按摩”
吴君亮现年50岁，自认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年龄，并不是一个满怀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前两天，他正因为自己的生意忙于出差，他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财务顾问和投资咨询，手头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重庆某保税区的财务规划报告。
“我的本职是一个生意人，不断去申请公共预算公开，只是自己保持关注社会的一种姿态，”他淡淡地说，“只要不是脑死亡的人，在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彻底消失的。”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忙于“正业”之余还跑去纠缠公共预算公开，既是必然，也是偶然。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吴君亮读的都是政治学专业，1986年，他留学美国休斯顿大学，后来博士专业读的也是政治学。但博士读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以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到体制内安身立命，如果只能做做学术研究，“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缺钱，后来，他跑到美国投行里谋职，再后来就转做私人投资，投资地产和艺术品，一直到2006年年底。这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离家，他有了“空闲时间”，于是，他回国创办了自己的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
由于学的是政治学，在国外做生意的时候也常接触国内，吴君亮对于中国的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也一直保持观察。1984～1986年，中国财政制度完成了利改税的改革，由公有制时期的‘上缴利润’变为‘上缴税收’，也意味着中国由财政自有国家到税收国家或者公共财政国家的转变，而企业和公民作为纳税组织和个体(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都有权知道税收财政的使用和流向分配。
在美国，则早在1921年国会就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完成了公共预算改革。
2006年底吴君亮创办公司之后，有一次因为偶然的关系，他需要查找有关公共预算的资料，但到处都找不到，于是萌生了建立“中国预算网”的想法，为外界提供一个相关的信息平台。
他预判，中国自1999年启动公共预算改革，建立了以部门预算为基础的编制，其后又进行了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等深化改革，他认为到2007年，已经是接近于“外部公开”的时机了。
时至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
但中国预算网建立之后，吴君亮一度很困惑，觉得是不是办得太早了一点，因为网站没有内容去填充，缺乏信息。直到2008年5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吴君亮虽有申请公共财政预算公开的想法，但并没有付诸行动，“一是《条例》没有实施，去申请没有依据；二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认为没有章程可参照。”
吴当初也想过自己掏钱做一做相关的民间研究，“也算是自己的一种业余兴趣吧，满足自己对社会关注的一种姿态。”
亦曾有过自由知识分子理想的吴君亮笑称，在中国，体制之外可以“玩”的空间其实很少，自己因此也“心死了”好多年。在美国20年，基本上追求的是属于让自己的生活更“享受”的玩喝玩乐。
而2008年5月1日之后，他频频推动的公共预算公开，是属于衣食丰足之后“让自己舒服一下”，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按摩”。
预算公开之旅
为此，吴君亮和他的同事首个瞄准要求信息公开的单位，便是深圳市政府，“说实话，普通人关注的，都是与自己利益相近和相关的东西，你不可能要求住在成都的人去关心深圳的财政预算。”他认为。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吴君亮他们的第一份财政预算公开的申请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良好回應，2008年5月19日，他们以“分析研究”为由，向深圳市政府提出阅览2008年预算的请求，市政府工作人员电话对他们进行了解之后，5月27日便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不外借，不复印，可以阅览，也可以拍照，吴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欣喜，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将一本300页的《2008年度深圳市级部门预算草案》拍成了300张照片。这也成为了中国首个对普通公民公开的公共预算报告，虽为草案。
“这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深圳在预算信息方面做得相对完善一些，另一方面深圳在很多方面是改革先行者，政府态度比较开明。”吴说。
首战告捷激发了吴君亮的信心，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利用两个小时的业余时间，下至深圳各个区政府，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上至中央各大部委，纷纷发出要求公开部门预算报告的申请。
但接下来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屡屡碰壁，政府工作人员拒绝提供的理由包括“保密”、“不在可公开范围”、“与申请人需求无关”等等，有些甚至毫无回音。他们于是以《条例》规定的政府部门要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为由不断进行多次沟通和申请，多者达5～6次，并将每次的申请和回复记录、电话沟通记录进行保存。
应者寥寥。2008年10月27日，卫生部向他们提供了一份并不完备的预算资料，随后，包括教育部、民政部、环保总局等部门 也给他们“一点一点的”提供有关的资料，有些则是“一堆没有经过归类整理的看不懂的预算数据”。
不过，吴君亮对这些政府部门的态度表示理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预算做得还不是很完善，准备不充分，自己心里没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滞后，不愿意提供给外界，担心引发其他麻烦。”在此之前，公共预算即使在有些政府部门内部，乃至两会上的全国人大代表，都表示过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看得懂。
“按照《条例》，应该是他们要主动公开，但在中国，类似的改革要完成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如果不去争取，不做互动，这样的进程就会很慢。”吴说。
深圳有的区甚至将吴君亮他们的申请转给了保密局处理，但保密局并没有进行回应，“这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至少说明保密局没有把这个认为是机密文件了。”他说。
预算公开之后
吴君亮坦承，“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但这个事情，既然付出不是很大，力所能及为什么不做呢?”
但他认为他们的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推动预算公开，而不在于预算本身，至于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方法论等等议题，则是以后的事情，而不能仅成为“情绪的发泄”。
话虽如此，但他还是没有完全忍住。
在获得深圳市预算草案的映像资料后，吴君亮和他两个学财务出身的海归下属，写了一份关于草案的评读，在评读中捉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质疑。他们指出这一部门预算草案中，都没有对其部门的基本职责进行陈述，也就是说，对为什么要基本预算支出?拿这些钱去干什么?完全没有说法。
在预算草案中，分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但这些项目支出所履行的职能与部门的基本职能有重叠，也就是说，项目支出看起来就像是多開出一笔钱来做那些分内之事。也好像是干一件事情，但给纳税人开了两次账单。
评读指出：“对几乎所有项目支出仅列出名称和所需金额，而对这些项目的必要性、实施的可行性、目标和宗旨、具体内容、细节指标，以及符合效率的评估等等，无一字交代。”
他们提出疑问：“这些项目预算资金是否会通过某一种形式成为各政府部门人员的另一收入渠道?也即，这些钱将或多或少地成为各部门人员(或部门中的一部分人员)的第二收入来源?”
吴君亮将这一评读分别寄给了深圳市长和深圳市财政局局长，但两周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他们将这一评读报告挂到了“中国预算网”上，结果得到了网友的一片赞许之声。而据吴透露，深圳市政府工作人员因此也有点后悔当初向他们提供了这些资料。
这其实正是公共预算公开的好处，只有拥有了知情权，才能够拥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公开之后，外界才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包括预算专家，进而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的进程，而在以前，人大的预算委员会毕竟只是“体制内的评判”。
在吴君亮看来，公共资源的分配，就是不同利益群体互相博弈的过程，如果没有充分的博弈，就会导致“暗箱操作”。比如，预算公开之后，教育阵线的人就会评判，教育经费的支出是不是少了?而从事环保的人会评判，环保支出是不是不足?等等，这才能由“公开”最终促进“公平”和“公正”。
在他看来，预算公开其实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一个比较容易启动的突破口，而公开对于政府部门和纳税人都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可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纳税人纳税意愿的增强，“现在特别是有钱人，纳税意愿很低，因为自己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但在现阶段，他还是强调要一步一步来，给政府部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给公民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如果具体到一个区的部门预算能够公开，那么，这个区的居民的参与兴趣才会体现出来。”吴君亮说。
因此，他向前来表示愿意当志愿者的青年人说，首先要争取先把自己所在地的公共预算信息公开平台建立起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才能推动下一步的深化。
而据吴君亮的乐观估计，3年之后，公共预算公开，将迎来一个比较明朗的局面，包括公共预算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大项目预算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