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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11日清晨,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奔向法国。“盎特莱蓬”号是法国往来于欧、亚、美三洲的一艘万吨级巨型邮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的货舱,里面还堆放着各种货物,这是专为留法学生临时设的。近百号人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日子并不好过。
除了忍受恶劣的环境外,邓小平和同学们也面临着海上航行未卜的危险。9月底,邮船经过印度洋时,经历了三天的风暴。当时风暴裹挟着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在这样的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反复掀上浪尖,又打下谷底。邓小平和同学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10月初,邮船行经阿拉伯海。由于此海域有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危险物,为防不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在船上进行救生练习。虽然戴上了救生圈,但大家“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如有所失一般”。
10月19日,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100名中国青年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就在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根据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小城的風光有点像四川的广安,对于只有15000人口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10月22日,《巴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20多名中国学生在两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巴耶中学主要的课程是法语,并要求学生初步领略法国的文化风情。学校作息管理严格,早6时起床,6时半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晚8时就寝,9时熄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一战”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尽管省吃俭用,但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旧很快用尽了。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告别学校,前往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当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其中生活费200法郎,浆洗缝补费7法郎,卧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支费18法郎65生丁。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邓小平在法国唯一的一次正规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了他。施耐德工厂的档案中,现在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记载:“工卡号:○七三九六。姓名:邓希贤。年龄:十六岁。出生年月: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婚姻状况:单身。出生地:四川省重庆市。职业:学生。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巴黎西郊小城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身体状况: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体检。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十生丁。评语:志愿来工厂工作。”
在施耐德工厂里,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即杂工。他们没有固定工种,视工作情况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的地位很低,劳动强度很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因散工的法文发音为“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还自娱自乐地写了一首《散工曲》,倒也能体现散工的辛苦:“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即“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意为“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意为“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二百个小钱,即10法郎)。”
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温度在40℃以上,可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为了防止火星灼伤脚背,邓小平的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这段做工经历时说:“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他说热,热得他都没办法了,他都脱光了,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4月23日,邓小平辞去在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去了巴黎。厂方在辞职原因一栏注明:“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个说明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后来,邓小平多次说,他个子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吃不饱饭。
邓小平第一次失业了。
4月下旬,邓小平回到巴黎,住进华侨协社,等待做工机会。从4月26日起至10月,邓小平只能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发放的每天6法郎维持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
到了1922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招工。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他在市政大厅外国人登记簿上登记了父母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登记了来这里以前的住址拉加雷纳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39号,身份卡编号1250394。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哈金森橡胶厂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產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出名。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
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积蓄。他想继续求学。10月17日,邓小平辞掉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带着做工挣得的一点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来到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
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下,1923年2月初,邓小平再次回到夏莱特市,继续到哈金森工厂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又一次离开哈金森工厂。档案卡上所注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人事部对他非常不满,在他的工卡上还写道:“永不录用。”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共产主义。
(摘自《伟人的足迹:邓小平档案背后的故事》)
(本文选自:公务员文萃 2017年06期)
除了忍受恶劣的环境外,邓小平和同学们也面临着海上航行未卜的危险。9月底,邮船经过印度洋时,经历了三天的风暴。当时风暴裹挟着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在这样的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反复掀上浪尖,又打下谷底。邓小平和同学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10月初,邮船行经阿拉伯海。由于此海域有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危险物,为防不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在船上进行救生练习。虽然戴上了救生圈,但大家“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如有所失一般”。
10月19日,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100名中国青年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就在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根据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小城的風光有点像四川的广安,对于只有15000人口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10月22日,《巴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20多名中国学生在两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巴耶中学主要的课程是法语,并要求学生初步领略法国的文化风情。学校作息管理严格,早6时起床,6时半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晚8时就寝,9时熄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一战”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尽管省吃俭用,但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旧很快用尽了。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告别学校,前往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当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其中生活费200法郎,浆洗缝补费7法郎,卧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支费18法郎65生丁。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邓小平在法国唯一的一次正规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了他。施耐德工厂的档案中,现在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记载:“工卡号:○七三九六。姓名:邓希贤。年龄:十六岁。出生年月: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婚姻状况:单身。出生地:四川省重庆市。职业:学生。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巴黎西郊小城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身体状况: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体检。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十生丁。评语:志愿来工厂工作。”
在施耐德工厂里,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即杂工。他们没有固定工种,视工作情况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的地位很低,劳动强度很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因散工的法文发音为“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还自娱自乐地写了一首《散工曲》,倒也能体现散工的辛苦:“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即“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意为“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意为“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二百个小钱,即10法郎)。”
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温度在40℃以上,可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为了防止火星灼伤脚背,邓小平的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这段做工经历时说:“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他说热,热得他都没办法了,他都脱光了,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4月23日,邓小平辞去在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去了巴黎。厂方在辞职原因一栏注明:“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个说明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后来,邓小平多次说,他个子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吃不饱饭。
邓小平第一次失业了。
4月下旬,邓小平回到巴黎,住进华侨协社,等待做工机会。从4月26日起至10月,邓小平只能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发放的每天6法郎维持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
到了1922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招工。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他在市政大厅外国人登记簿上登记了父母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登记了来这里以前的住址拉加雷纳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39号,身份卡编号1250394。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哈金森橡胶厂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產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出名。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
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积蓄。他想继续求学。10月17日,邓小平辞掉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带着做工挣得的一点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来到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
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下,1923年2月初,邓小平再次回到夏莱特市,继续到哈金森工厂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又一次离开哈金森工厂。档案卡上所注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人事部对他非常不满,在他的工卡上还写道:“永不录用。”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共产主义。
(摘自《伟人的足迹:邓小平档案背后的故事》)
(本文选自:公务员文萃 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