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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说过这样的“大话”：“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其实，这话还可以扩张——不仅仅“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每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读书人”，都应该关心中国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