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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应该重视修辞过程的研究，因为修辞过程中蕴涵着修辞的矛盾特殊性，涵盖着所有的修辞现象。只有深入研究修辞过程，才能正确认识修辞的矛盾特殊性，才能正确全面地界定修辞学研究的范围，也才能建构起适应新世纪语言学发展的科学而严密的修辞学新体系。
探讨以往的修辞研究，我们认为对修辞过程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修辞学的发展。正如宗廷虎先生所批评的“过去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仅仅着眼于表达者，实际上只研究表达修辞学。这样只探讨了言语交际的一端而不是全过程。” （宗廷虎《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向何处发展》载《修辞学研究》第八集）。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要获得新发展，要建立适应新世纪的科学的修辞学新体系，促进修辞学的繁荣，就必须深入研究修辞过程，深入揭示修辞过程中蕴涵的修辞的矛盾特殊性，以此为基础来推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
一、修辞学研究的进程
纵观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对修辞过程的认识每深入一次，就会把修辞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修辞学史所公认的“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就是建立在对修辞过程的一种新的认识基础上的。《修辞学发凡》之前的修辞学，正如郭绍虞在为陈介白所著《修辞学讲话》而作的序中所指出的：“我国以前不是没有论修辞的书，而是没有网罗万有条例分明的书。大抵以前之论修辞者，往往不免有二弊。其一在于泛，弊在不专从修辞本体立论；其又一在于狭，弊又在只从修辞的局部立论。由前者言，所以没有纯粹论修辞的书；由后者言，所以虽也论到修辞的方面而又不能包括修辞的全部。”正因为如此，中国修辞学迟迟未确立确定的本体，研究对象一直不确定。到20世纪初，陈望道先生才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彻底突破传统修辞学的历史局限，在对修辞学对象的认识上，坦白承认所谓修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上的文辞。把修辞研究的视线投到活生生的言语交际中来，并从修辞的过程这一角度确立了修辞学研究的本体——“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加实用的过程；或者随笔冲口一晃而过的，或者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所谓的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所谓的修辞现象。”从修辞过程这一根本立足点，划定了修辞现象的范围，确定了研究的对象，为科学修辞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陈望道先生也正是从修辞过程出发，才总结出了两种表达的方式，从语言与两种表达方式的关系上，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大分野，形成了后人至今未能超越的理论范畴，为修辞学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可是，以后的修辞研究，对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认识得还很不够，没有深入地研究修辞过程并从修辞过程出发来认识修辞现象的辩证本质，而是囿于以语言为本位，用语言学结构分析的方法，以静态地分析、归纳修辞手段为出发点和归宿，其结果，大大限制了修辞学研究的视野，范围狭窄，除了辞格，还是辞格。不能揭示修辞过程所蕴含的根本规律。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修辞过程，探讨修辞手段的生成规律，才能真正认识修辞现象的本质。只有这样才符合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基本精神。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修辞学要发展就必须从陈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出发才是正确的，而是说必须从修辞过程的研究开始，以对修辞过程的新的认识来推动修辞学的研究。实际上陈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只包含表达过程，全面不全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坚信，一旦对修辞过程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就一定会推动修辞学的新发展。
二、对修辞过程的再认识
以往的修辞学研究，仅仅把修辞过程看作是语辞表达过程，即把内容转换为形式的这一过程，这是不够的，因为忽视了修辞与言语交际过程的联系，尽管这一过程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我们认为，修辞过程同言语交际过程是密切联系着的，是言语交际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是言语的控制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和特点：
（一）修辞过程是一个言语的生成过程。
（二）修辞过程不会孤立地存在着，与言语交际过程密切联系着，是言语交际过程的一个环节，肯定是会受到言语交际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修辞和言语交际之间的联系可以模式化为：
根据这种联系，我们认为修辞过程中蕴涵着以下三种主要矛盾：
1.修辞与题旨之间的矛盾。“题旨”即修辞的宗旨，也就是修辞的目的。修辞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修辞必须适应题旨，否则修辞就是不成功的。
2.修辞与语境之间的矛盾。修辞过程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言语交际的过程是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语境实际上就是指言语交际的环境。语境的因素很多，主要矛盾是说（写）者同交际对象之间的关系。修辞必须适合语境，否则就是“失言”。
3.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矛盾。言语是以语言为工具来生成的。但语言与言语相比是静态的抽象的，而言语则是动态的具体的。怎样用抽象的语言来生成具体的言语，这就是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是修辞必须适合语境。
修辞要想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必须处理好以上三种矛盾。修辞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这三个矛盾。修辞过程中的这三个矛盾，以及与之有联系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修辞现象，也就是说都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三）修辞过程的三个阶段。既然修辞过程是言语的控制过程，那么根据控制的时间，可以把修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期前控制
所谓期前控制，即在说写之前，根据修辞与题旨和语境之间的矛盾来运筹说写方式的过程。该阶段的任务是要解决“怎样说写才能适当”的问题。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为“联吴抗曹”而游说东吴，但当他见到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时，就作好了“只可激不可说”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就是期前控制过程。期前控制过程直接影响到修辞的效果，是修辞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一个修辞过程，都包含这一过程，哪怕是脱口而出也不例外。
2.说写阶段
说写阶段，即所谓的表达过程，亦即把内容转换为言语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环节：
（1）选择适当的语言材料
（2）言语的生成阶段
这一阶段所面临的矛盾，是语言和言语之间的矛盾，“怎样运用语言生成适当的言语”就是这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3.反馈调节阶段
言语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听（读）者的反映调节说话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说和写有所不同，说话面对读者，能直接看到对象的反应，需要及时的调节，我们把这种调节叫做“共时调节”，而写与读者之间是背对背的，无法直接看到读者的反应，只能根据经验来预测，所以我们把这种调节称作“预测调节”；这种调节过程是维持说（写）过程、提高表达手段的重要环节。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中断言语交际。
根据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应该说虽然修辞过程主要体现在表达上，但要取得好的表达效果，那就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了。所以，修辞学不仅要关心修辞过程，而且要注意与修辞过程有联系的、影响修辞效果的所有现象。但修辞过程是言语交际过程的核心环节，甚至可以说言语交际过程中所有的矛盾都体现在修辞过程之中，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来解决。所以抓住修辞过程这一核心环节，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是新世纪修辞学面临的历史使命。
(鞠荣祥，山东东营职业学院)
探讨以往的修辞研究，我们认为对修辞过程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修辞学的发展。正如宗廷虎先生所批评的“过去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仅仅着眼于表达者，实际上只研究表达修辞学。这样只探讨了言语交际的一端而不是全过程。” （宗廷虎《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向何处发展》载《修辞学研究》第八集）。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要获得新发展，要建立适应新世纪的科学的修辞学新体系，促进修辞学的繁荣，就必须深入研究修辞过程，深入揭示修辞过程中蕴涵的修辞的矛盾特殊性，以此为基础来推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
一、修辞学研究的进程
纵观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对修辞过程的认识每深入一次，就会把修辞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修辞学史所公认的“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就是建立在对修辞过程的一种新的认识基础上的。《修辞学发凡》之前的修辞学，正如郭绍虞在为陈介白所著《修辞学讲话》而作的序中所指出的：“我国以前不是没有论修辞的书，而是没有网罗万有条例分明的书。大抵以前之论修辞者，往往不免有二弊。其一在于泛，弊在不专从修辞本体立论；其又一在于狭，弊又在只从修辞的局部立论。由前者言，所以没有纯粹论修辞的书；由后者言，所以虽也论到修辞的方面而又不能包括修辞的全部。”正因为如此，中国修辞学迟迟未确立确定的本体，研究对象一直不确定。到20世纪初，陈望道先生才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彻底突破传统修辞学的历史局限，在对修辞学对象的认识上，坦白承认所谓修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上的文辞。把修辞研究的视线投到活生生的言语交际中来，并从修辞的过程这一角度确立了修辞学研究的本体——“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加实用的过程；或者随笔冲口一晃而过的，或者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所谓的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所谓的修辞现象。”从修辞过程这一根本立足点，划定了修辞现象的范围，确定了研究的对象，为科学修辞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陈望道先生也正是从修辞过程出发，才总结出了两种表达的方式，从语言与两种表达方式的关系上，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大分野，形成了后人至今未能超越的理论范畴，为修辞学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可是，以后的修辞研究，对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认识得还很不够，没有深入地研究修辞过程并从修辞过程出发来认识修辞现象的辩证本质，而是囿于以语言为本位，用语言学结构分析的方法，以静态地分析、归纳修辞手段为出发点和归宿，其结果，大大限制了修辞学研究的视野，范围狭窄，除了辞格，还是辞格。不能揭示修辞过程所蕴含的根本规律。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修辞过程，探讨修辞手段的生成规律，才能真正认识修辞现象的本质。只有这样才符合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基本精神。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修辞学要发展就必须从陈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出发才是正确的，而是说必须从修辞过程的研究开始，以对修辞过程的新的认识来推动修辞学的研究。实际上陈望道先生界定的修辞过程只包含表达过程，全面不全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坚信，一旦对修辞过程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就一定会推动修辞学的新发展。
二、对修辞过程的再认识
以往的修辞学研究，仅仅把修辞过程看作是语辞表达过程，即把内容转换为形式的这一过程，这是不够的，因为忽视了修辞与言语交际过程的联系，尽管这一过程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我们认为，修辞过程同言语交际过程是密切联系着的，是言语交际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是言语的控制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和特点：
（一）修辞过程是一个言语的生成过程。
（二）修辞过程不会孤立地存在着，与言语交际过程密切联系着，是言语交际过程的一个环节，肯定是会受到言语交际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修辞和言语交际之间的联系可以模式化为：
根据这种联系，我们认为修辞过程中蕴涵着以下三种主要矛盾：
1.修辞与题旨之间的矛盾。“题旨”即修辞的宗旨，也就是修辞的目的。修辞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修辞必须适应题旨，否则修辞就是不成功的。
2.修辞与语境之间的矛盾。修辞过程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言语交际的过程是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语境实际上就是指言语交际的环境。语境的因素很多，主要矛盾是说（写）者同交际对象之间的关系。修辞必须适合语境，否则就是“失言”。
3.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矛盾。言语是以语言为工具来生成的。但语言与言语相比是静态的抽象的，而言语则是动态的具体的。怎样用抽象的语言来生成具体的言语，这就是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是修辞必须适合语境。
修辞要想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必须处理好以上三种矛盾。修辞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这三个矛盾。修辞过程中的这三个矛盾，以及与之有联系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修辞现象，也就是说都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三）修辞过程的三个阶段。既然修辞过程是言语的控制过程，那么根据控制的时间，可以把修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期前控制
所谓期前控制，即在说写之前，根据修辞与题旨和语境之间的矛盾来运筹说写方式的过程。该阶段的任务是要解决“怎样说写才能适当”的问题。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为“联吴抗曹”而游说东吴，但当他见到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时，就作好了“只可激不可说”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就是期前控制过程。期前控制过程直接影响到修辞的效果，是修辞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一个修辞过程，都包含这一过程，哪怕是脱口而出也不例外。
2.说写阶段
说写阶段，即所谓的表达过程，亦即把内容转换为言语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环节：
（1）选择适当的语言材料
（2）言语的生成阶段
这一阶段所面临的矛盾，是语言和言语之间的矛盾，“怎样运用语言生成适当的言语”就是这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3.反馈调节阶段
言语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听（读）者的反映调节说话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说和写有所不同，说话面对读者，能直接看到对象的反应，需要及时的调节，我们把这种调节叫做“共时调节”，而写与读者之间是背对背的，无法直接看到读者的反应，只能根据经验来预测，所以我们把这种调节称作“预测调节”；这种调节过程是维持说（写）过程、提高表达手段的重要环节。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中断言语交际。
根据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应该说虽然修辞过程主要体现在表达上，但要取得好的表达效果，那就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了。所以，修辞学不仅要关心修辞过程，而且要注意与修辞过程有联系的、影响修辞效果的所有现象。但修辞过程是言语交际过程的核心环节，甚至可以说言语交际过程中所有的矛盾都体现在修辞过程之中，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来解决。所以抓住修辞过程这一核心环节，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是新世纪修辞学面临的历史使命。
(鞠荣祥，山东东营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