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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一直以来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一直为振兴经济，消除贫困并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进入2l世纪，精准扶贫的提出为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做出了新的规划。
农村 精准扶贫 扶贫机制
精准扶贫及其理论基础
（1）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扶贫，就是相对于粗放式扶贫而言的。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的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它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识别以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为识别标准，以农户收人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二是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采取具有针对性措施，实行精准帮扶。三是精准管理，对扶贫对象以及扶贫绩效的精准管理，一方面通过贫困户信息网络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跟踪监测扶贫举措与实施效果，实现扶贫对象的有效进出，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扶贫资金信息的披露制度和扶贫项目、对象的公示公告制度，确保财政扶贫资金能够正规使用。四是，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识别、帮扶、管理成效的精准考核，以及对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的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保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并建立精准扶贫考核机制。
（2）精准扶贫理论溯源
1.权利贫困理论与包容型增长减贫理论
权利贫困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他从饥荒与权利的关系视角出发，将贫闲的产生归因于享受权利的不平等，权利和分配的双重不平等导致了饥荒的蔓延，“如果一群人无法确立支配足够数量食物的权利，那么他们将不得不面临饥荒”。因此，他认为消除饥荒首先要消除不平等，并在生产、交换、流通等多个环节向贫穷者赋权，让他们共享平等权利和分配机会。
受森的理论启发，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了以“机会均等”与“公平共享”为核心的包容型增长减贫理念，又称为共享型增长减贫理念。它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来实现有效减贫，要求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共享性，是一种“人人机会平等、人人分享成果”的减贫模式。不过，它侧重于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让穷人获得脱贫的基本条件，而并没有集中力量采取针对穷人的帮扶行动。
2.参与式发展理论与合作型反贫闲理论
参与式扶贫理念源于参与式发展理论，它将“参与”和“赋权”两大核心思想融人扶贫工作中。其中，“参与”是指贫困农民参与扶贫决策以及扶贫资金和资源投放的领域、项目和产业选择，参与扶贫项目的决定、管理、监督和评估，分享扶贫项目的利益。参与的关键在于赋权，“赋权”意味着建立一套贫困农民进入扶贫项目场域的体制机制，消除贫困人口准入的各种制度和体制障碍，保障贫困农民的参与需求。参与式扶贫从贫困农户的角度出发，主张从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等方面赋予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为他们表达意见和需求开拓了渠道。然而，在现实工作中，贫困群体的参与往往力不从心，加之扶贫涉及面相当复杂，参与式扶贫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了“合作型反貧困理论”，指出“反贫困工作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主体的投入即可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且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来完成。”其主张构建四大合作机制：官民合作机制、贫困户经济合作机制、社区与农户间合作机制、政府部门间合作机制。这种扶贫方式既有利于解决政府力量有限、资源整合等难题，又能够充分调动贫困群体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它也是精准扶贫中联动帮扶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的扶贫开发发展历程
为什么将现阶段的扶贫工作称为精准扶贫，需要对我国的扶贫事业进程做一个历史概述，这是理解精准扶贫的基本前提。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逐步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农村扶贫活动。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 l）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 -1985年）
在这个阶段我国政府将全体农民视为扶贫的对象，以体制改革为主，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直接向贫闲人口提供物资或者资金的救助。到1985年时，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将近8%，全国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但这个阶段的贫困人口减少属于整个国家体制改革的宏观成效，具体的扶贫成效并不明显。
（2）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
随着广大农村的改革发展的扩大和深入，农村经济改革在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区域性和区域内部的反差不断扩大，这样，就将原来淹没在总体贫困中的相对贫困现象反衬和凸显出来了，扶贫的紧迫性也更加明显。而且，国家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发展，扶贫的能力也得到了快速增强。于是，农村反贫困行动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设立扶贫专项资金及政策，扶贫正式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政府行为，形成了扶贫的新的总体力量，推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8000万人。
（3）“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从1994年到2000年，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发布为标忐。我国进入了扶贫攻坚时期，计划明确指出，力争用7年左右，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空前，明确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规范机关定点扶贫，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期间，国家对贫困县也进行了重新确定，共有592个贫困县人榜，其中，中西部地区就占了82%，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还是在县。到2000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以下，但整体的贫困形式依旧很严峻，很多贫困地区同时也是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基础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为了完成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国家对贫困线进行了调整，以当地当年人均纯收人为界定点，调整最低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将扶贫资金调整到西部贫困县去，同时开展了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的对口帮扶。 （4）新时期综合扶贫阶段（2001-2010年）
进入21世纪，以“工业反哺农业”和“整村推进”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大扶贫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单元从县向村过渡；同时产业扶贫、劳动力培训转移和生态移民扶贫等项目也逐渐展开。这一阶段我国贫闲地区的教育事业、医疗公共等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5）新时期精准扶贫阶段（2011-2020年）
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011年5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根据新确定的扶贫标准，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目标，并确定11个连片特困地区等为新时期扶贫攻坚主战场。调整了贫困标准之后，扶贫工作的任务与要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必须将扶贫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体系之中的要求，客观上促进扶貧工作有了进一步创新突破的压力与动力，也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总结
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直观的表现是贫闲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围绕保障农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的主要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在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中，我国通过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扶贫对象自我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敢于迈出大胆的步伐，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从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转向总体小康，从最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市场下乡、互联网下乡等等，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推动了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升。随着扶贫《纲要》的出台，组织结构的设立，扶贫开发责任体系的完善，全面形成了我国的扶贫开发体系，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凝聚了发展合力。但成绩的取得依旧难以否定当前扶贫开发形势的严峻。从客观情况看，可以两个方面概括；一是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按照2300元的标准计算，截至2016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二是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一些相对容易的贫困人口已经基本实现脱贫，剩下的可以说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情况也更为复杂，自身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而言也更弱，因此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脱贫的攻坚战。从主观方面看，也还存在一个制约因素，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还是停留在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有的在政策落实方面不到位，这些都需要我国的扶贫机制得到进一步改革。
[1]王宇，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一一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05）：156-161.
[2]黎沙.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D].南京大学，2016.
[3]李鹍，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一一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02）：26-33+54.
农村 精准扶贫 扶贫机制
精准扶贫及其理论基础
（1）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扶贫，就是相对于粗放式扶贫而言的。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的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它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识别以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为识别标准，以农户收人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二是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采取具有针对性措施，实行精准帮扶。三是精准管理，对扶贫对象以及扶贫绩效的精准管理，一方面通过贫困户信息网络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跟踪监测扶贫举措与实施效果，实现扶贫对象的有效进出，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扶贫资金信息的披露制度和扶贫项目、对象的公示公告制度，确保财政扶贫资金能够正规使用。四是，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识别、帮扶、管理成效的精准考核，以及对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的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保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并建立精准扶贫考核机制。
（2）精准扶贫理论溯源
1.权利贫困理论与包容型增长减贫理论
权利贫困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他从饥荒与权利的关系视角出发，将贫闲的产生归因于享受权利的不平等，权利和分配的双重不平等导致了饥荒的蔓延，“如果一群人无法确立支配足够数量食物的权利，那么他们将不得不面临饥荒”。因此，他认为消除饥荒首先要消除不平等，并在生产、交换、流通等多个环节向贫穷者赋权，让他们共享平等权利和分配机会。
受森的理论启发，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了以“机会均等”与“公平共享”为核心的包容型增长减贫理念，又称为共享型增长减贫理念。它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来实现有效减贫，要求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共享性，是一种“人人机会平等、人人分享成果”的减贫模式。不过，它侧重于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让穷人获得脱贫的基本条件，而并没有集中力量采取针对穷人的帮扶行动。
2.参与式发展理论与合作型反贫闲理论
参与式扶贫理念源于参与式发展理论，它将“参与”和“赋权”两大核心思想融人扶贫工作中。其中，“参与”是指贫困农民参与扶贫决策以及扶贫资金和资源投放的领域、项目和产业选择，参与扶贫项目的决定、管理、监督和评估，分享扶贫项目的利益。参与的关键在于赋权，“赋权”意味着建立一套贫困农民进入扶贫项目场域的体制机制，消除贫困人口准入的各种制度和体制障碍，保障贫困农民的参与需求。参与式扶贫从贫困农户的角度出发，主张从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等方面赋予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为他们表达意见和需求开拓了渠道。然而，在现实工作中，贫困群体的参与往往力不从心，加之扶贫涉及面相当复杂，参与式扶贫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了“合作型反貧困理论”，指出“反贫困工作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主体的投入即可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且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来完成。”其主张构建四大合作机制：官民合作机制、贫困户经济合作机制、社区与农户间合作机制、政府部门间合作机制。这种扶贫方式既有利于解决政府力量有限、资源整合等难题，又能够充分调动贫困群体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它也是精准扶贫中联动帮扶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的扶贫开发发展历程
为什么将现阶段的扶贫工作称为精准扶贫，需要对我国的扶贫事业进程做一个历史概述，这是理解精准扶贫的基本前提。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逐步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农村扶贫活动。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 l）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 -1985年）
在这个阶段我国政府将全体农民视为扶贫的对象，以体制改革为主，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直接向贫闲人口提供物资或者资金的救助。到1985年时，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将近8%，全国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但这个阶段的贫困人口减少属于整个国家体制改革的宏观成效，具体的扶贫成效并不明显。
（2）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
随着广大农村的改革发展的扩大和深入，农村经济改革在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区域性和区域内部的反差不断扩大，这样，就将原来淹没在总体贫困中的相对贫困现象反衬和凸显出来了，扶贫的紧迫性也更加明显。而且，国家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发展，扶贫的能力也得到了快速增强。于是，农村反贫困行动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设立扶贫专项资金及政策，扶贫正式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政府行为，形成了扶贫的新的总体力量，推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8000万人。
（3）“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从1994年到2000年，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发布为标忐。我国进入了扶贫攻坚时期，计划明确指出，力争用7年左右，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空前，明确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规范机关定点扶贫，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期间，国家对贫困县也进行了重新确定，共有592个贫困县人榜，其中，中西部地区就占了82%，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还是在县。到2000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以下，但整体的贫困形式依旧很严峻，很多贫困地区同时也是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基础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为了完成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国家对贫困线进行了调整，以当地当年人均纯收人为界定点，调整最低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将扶贫资金调整到西部贫困县去，同时开展了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的对口帮扶。 （4）新时期综合扶贫阶段（2001-2010年）
进入21世纪，以“工业反哺农业”和“整村推进”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大扶贫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单元从县向村过渡；同时产业扶贫、劳动力培训转移和生态移民扶贫等项目也逐渐展开。这一阶段我国贫闲地区的教育事业、医疗公共等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5）新时期精准扶贫阶段（2011-2020年）
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011年5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根据新确定的扶贫标准，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目标，并确定11个连片特困地区等为新时期扶贫攻坚主战场。调整了贫困标准之后，扶贫工作的任务与要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必须将扶贫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体系之中的要求，客观上促进扶貧工作有了进一步创新突破的压力与动力，也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总结
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直观的表现是贫闲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围绕保障农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的主要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在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中，我国通过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扶贫对象自我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敢于迈出大胆的步伐，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从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转向总体小康，从最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市场下乡、互联网下乡等等，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推动了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升。随着扶贫《纲要》的出台，组织结构的设立，扶贫开发责任体系的完善，全面形成了我国的扶贫开发体系，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凝聚了发展合力。但成绩的取得依旧难以否定当前扶贫开发形势的严峻。从客观情况看，可以两个方面概括；一是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按照2300元的标准计算，截至2016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二是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一些相对容易的贫困人口已经基本实现脱贫，剩下的可以说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情况也更为复杂，自身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而言也更弱，因此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脱贫的攻坚战。从主观方面看，也还存在一个制约因素，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还是停留在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有的在政策落实方面不到位，这些都需要我国的扶贫机制得到进一步改革。
[1]王宇，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一一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05）：156-161.
[2]黎沙.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D].南京大学，2016.
[3]李鹍，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一一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02）：26-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