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三十年代开始念中学的青年，很少不知道《中学生》杂志的。可是如今三十岁以下的青年，知道这个杂志的只怕就不多了。因为这个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艰苦创业，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坚持出版，为广大青年学生服务了三十多年的刊物，和其他许许多多刊物一样，也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被迫停刊，和读者睽别十几年了。
《中学生》创刊的一九三○年，我还是个小学生，所以并不是它最早的读者。但它却是我少年时代接触最早的一种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家和《中学生》编辑部一样毁于日寇的炮火。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曾经走着和《中学生》同样的途程，在桂林、重庆成为它的作者，回上海后又一度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因此也算得一个老朋友了。
最近欣闻《中学生》即将复刊，《读书》杂志又要我写写《中学生》的情况，记忆之舟就把我载回到那遥远的过去——
我在中学时代，同时上过两所学校，一所是正规的中学，每天按时上课、下课、做作业；一所就是《中学生》杂志，课外阅读，使我废寝忘食，爱不释手。大凡学校里的课程，《中学生》里几乎都辟有专栏。这里的老师们虽然没有见面，文章都写得亲切生动，引人入胜。我本来感到枯燥的数理、生物，读了刘薰宇、顾均正、贾祖璋的文章，只觉得趣味盎然。我本来比较喜欢的语文、艺术，读了叶圣陶、夏丐尊、丰子恺的文章，更觉得美不胜收。《中学生》独创的“文章病院”，专门收治有弊病的文章，分析解剖，指出错误，使读者举一反三，知所纠正。对于当时象我这样初习作文的学生，非但起了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上了端正写作态度的一课。
《中学生》的老师们为我们打开一扇扇明亮的窗户，让我们看到知识海洋的广阔和瑰丽，还领着我们涉猎，教给我们正确的学习方法，反对在中学生中提倡续经、宣扬复古，反对记诵教育、食而不化，主张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求得真长进。这种学习经验的传授，使青年读者受用无穷。
《中学生》的老师们不仅关怀青年的文化学习，也关怀着青年的思想发展。他们曾为“
这一切，又并不是用教训的口吻说出，而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通过这一切，我渐渐地对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们有所了解，从治学态度到工作作风、人生态度，都是那么认真、踏实、稳健。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学校里的老师。我多么希望见见这些老师，甚至曾经揣摩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会是什么模样，什么神态……
我第一次见到《中学生》的编者，是一九四一年，在号称“文化城”的桂林。《中学生》迁到这儿，从大32开改为16开本的战时半月刊。我原在桂林新知书店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广西政治形势更为恶化。桂林生活书店首先被当局“限期停业”，这显然是加紧迫害进步书店的信号。新知书店在广西几位上层民主人士的协助下，赶在国民党反动派下手查封书店之前，把门市部折价转顶给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文化供应社，原有工作人员大部转移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保存进步出版力量的一种对策。那时候邵荃麟、傅彬然、宋云彬等同志都在文化供应社工作。邵荃麟主编《文化杂志》，傅彬然负责编辑部，宋云彬负责出版部。傅彬然和宋云彬同志还兼着《中学生》的编委。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们，心情自然分外激动。
我很快发现，《中学生》变了，随着时代的浪潮变了。如果说，初期的《中学生》偏重文化学习而兼及思想启发，那么，战时的《中学生》已经把重点从文化学习转到思想政治方面，着重了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宣传。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环境的限制，《中学生》不得不采取“稳健”的姿态，但立场一贯是站在进步方面。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地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叛变”，同时严密封锁报刊消息，不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中学生》发表的宋云彬《抗战四周年的回顾》一文中，却提到“本年春间，江南发生了不幸事件”，向读者透露了消息，表明了态度，向国民党反动派抗议，也是舆论界的一个胜利。
在我的印象中，桂林《中学生》杂志社原先是没有设编辑部的，社长叶圣陶远在四川，傅彬然、宋云彬都是兼职，负责约稿、看稿，只有另一个编委唐锡光在开明书店负责编排、出版，后来才增加了覃必陶、王知伊同志，组成编辑部。傅彬然同志喜欢把文化供应社的一些年轻同事叫做“青年朋友”，和《中学生》杂志上对读者们的称呼一样。因此，我们听到傅彬然同志这样称呼我们，也就感到十分亲切。傅彬然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朋友，确是真心诚意地关怀培育。他看到我自学英文，就把《莫斯科新闻》上的文章交给我试译，又把我的译文拿去请人校正后在《中学生》发表。他为了鼓励我写稿，还经常找一些读者提问来叫我解答，写好后在《中学生》发表。这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翻译，先要弄通原文，还要锻炼中文的表达能力；为了解答问题，先要自己理解，还要力求说服别人。傅彬然同志对于我那些靠查字典翻出来的译文，靠抱佛脚写出来的解答，从不厌弃，而是耐心批阅，细心辅导。我就是这样在傅彬然同志帮助扶植下成为《中学生》的作者的。
一九四五年，我以青年作者的身分，受到了《中学生》主编叶圣陶同志的接见。湘桂撤退以后，许多文化团体都撤到重庆。《中学生》编辑部就设在重庆开明书店楼上。在初期《中学生》那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中，叶圣陶同志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然而闻名不如见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那一身长衫、一双布鞋，朴实大方，完全是民族气派；那一对长眉、一副短须，完全是长者风度。特别是那长而浓的眉毛，覆盖着若有所思的眼睛，显得十分庄重。我想，这大概就是寿眉吧！还有那沉稳的表情，谦和的神态，处处让人感到这正是《中学生》的风格。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因为天热，还扎了两根小辫。面对着这样一位私淑已久的长者，不免有点拘谨。至于叶圣陶同志，对于象我这样的青年读者，自然见得多了。他说话不多，傅彬然同志向他介绍我的情况，他只频频颔首。此外就是鼓励我多写。
这次会见后不久，我进开明书店当了校对。按照开明的惯例，吸收到编辑部的青年，一般都先做校对。因为这项工作可以培养认真负责的作风，练出一些基本功。校对组和《中学生》编辑部同室办公。我发现叶圣陶、傅彬然同志都兼管整个书店的编审工作，专职编辑只王知伊同志一人，除约稿、发稿以外，还要处理来信来稿，编发“读者之页”。叶、傅两位对刊物抓得也很具体，审稿严谨，特别在文字方面非常审慎。我看《中学生》的校样，看到叶圣陶同志的原稿写得干净整洁，从不乱涂，字迹一点一划，一笔不苟；青年读者被选用的原稿，也大都经他亲自审阅批改，尤其是我自己的稿子，经他审阅批改，一些潦草的字他还用墨笔替我描工整了，往往使我羞愧脸红。我过去写字一味求快，有的笔划只是带过算数。此后虽然有所改进，总没能做到象叶圣陶同志那样工整。
我以前确实想不到，这个在广大青年读者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刊物，编辑部里人手竟会这么少。后来才知道，这正是《中学生》的传统之一。从三十年代初创时期起，编辑部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负责。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学生》复员回上海，有一段时间，专职编辑王知伊另有任用，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先后协助傅彬然、张明养同志处理日常编务，得以对《中学生》编辑部的前辈们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们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以青年为朋友，“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共同作‘长期的锻炼’，共同‘担当’那‘艰巨的工作’”，“共同在此时此地的人生大道上前进”，并且“只觉得融和在青年的队伍里是我们的安慰，跟并世的青年们心心相印是我们的欢快，所以不怕阻碍跟困难，宁愿干这个事业。”(叶圣陶为重庆《中学生》写的卷头言)
他们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情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方向明，层次少，审稿快，效率高。一切为了把杂志弄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他们是认真的实干家，相信一切学问行为最要紧在养成良好的习惯，编发稿件不允许有错字漏网，也不允许延误时间。刊物出满二百期时，叶圣陶在《本志的宗旨与态度》中特为写了一段话：“出杂志，标明月刊，每月某日出版，就是与读者诸君订了契约，如期出版是守约，后期即失信。守约是人间的起码道德。”(见一九四八年六月号《中学生》)
一九四九年一月，叶圣陶、傅彬然同志离沪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中学生》由张明养同志主编。叶、傅两同志到北平后，为纪念解放战争胜利，马上创办了《中学生》的北平版，改用《进步青年》刊名，这显示了他们热忱于事业的闲不住的精神，也显示了他们随着时代和青年们共同前进的愿望。此后，我由于工作调动，离开了《中学生》。他们对我的教导和影响，却一直印在心中，未敢或忘。
有趣的是，在不久以前，又有机会见到叶圣陶同志时，我自觉已经步入老境，他却给了我一个鹤发童颜、青春焕发的印象。这次晤面，距离一九四五年的首次会见已有三十余年。年逾八旬的叶老，精神矍铄，口若悬河，比当年健谈多了。言谈中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浓烈的兴趣，听来令人振奋。叶老过去常说：“自信还有青年气概。”至今依然。一个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的人，是不会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