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城市拆迁的规模和力度不断加大，由此产生的拆迁矛盾也在逐渐累积，且显得尤为复杂、尖锐，有些甚至演化为对抗性冲突，酿成悲剧，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拆迁矛盾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将以时间为主线阐述拆迁矛盾的发展，并且分析我国现阶段城市拆迁矛盾的表现特征。
关键词：经济发展；和谐社会
一、我国城市拆迁矛盾的发展
我国的城市拆迁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增加。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拆迁多是以“解困”为目的的旧城改造，被拆迁人大多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拆迁纠纷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的房产分配上。
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尤其是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定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原则后，城市房地产开始迅速发展，而旧城改造则成为房地产业盈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对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变革，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机制的住房体制，实现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这为城市房地产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自1998年起，我国商品房建设规模开始不断扩大。
1994年我国实施税制改革，由包税制改为分税制，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获得较大的财源，而地方政府则开始了土地财政之路。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代言人的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土地开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最直接有效的
途径。
2001年《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城市拆迁、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手握权力的地方政府与资金雄厚的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达成利益联盟，共同攫取拆迁利益，引发矛盾，拆迁难度不断提高。《拆迁条例》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使得强制拆迁成为一种合法手段，并逐渐演化成地方政府和拆迁人获取拆迁利益的利器。暴力拆迁、野蛮拆迁事件屡屡发生，是地方政府对付不满拆迁补偿的被拆迁户和“钉子户”的惯常手段。随着城市拆迁规模的不断加大，强拆愈演愈烈，动迁人口越来越多，由此累积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二、转型期我国城市拆迁矛盾的表现特征
（一）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拆迁问题涉及到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加上特殊的制度、文化因素，使得我国城市拆迁矛盾尤为突出复杂，有些甚至发展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极易产生各种社会矛盾，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利益冲突加剧。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利益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引发利益冲突。加之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某些强势群体运用失范手段，在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获取更多利益，使得各种社会资源、利益过分集中到某一群体。
二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兴起。无直接利益冲突即社会冲突中的众多参与者和事件本身并没有关系，只是借机表达、发泄情绪。参与者大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因较为简单具体且偶然的利益分歧和纠纷产生冲突。不少参与群众本身没有直接利益诉求，只是因为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问题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些问题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满情绪长期积累，导致民怨太深。目前，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泛化态，人们面对问题时，动辄采取极端、不宽容、不妥协的处理方式，为群体性事件埋下伏笔，成为社会稳定
隐患。
三是公众思想意识多样化。社会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和变动，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观，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开始要求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传统的思想意识受到冲击，家国意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传统思想意识逐渐解体，人们的思想认识参差不齐。
（二）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拆迁矛盾也变得尤为突出，拆迁工作被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天下第一难事”，这一矛盾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矛盾尖锐，后果严重。城市房屋拆迁涉及的是事关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问题，处理稍有不当便会引起被拆迁人的强烈不满。在多年的城市拆迁实践中，被拆迁人因不满拆迁补偿等原因拒绝搬迁，地方政府动用强制、暴力手段强行拆迁的案例比比皆是。许多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民众，攻击地方政府，使当地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矛盾复杂，单靠法律途径难以化解。从横向讲，城市拆迁的地域性较强，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拆迁项目之间的拆迁政策也存在着差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被拆迁片区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拆迁补偿是否合理，也不存在一项整齐划一的政策可以解决各地的拆迁矛盾。
从纵向讲，城市拆迁是各参与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参与主体所处的博弈地位不同，受到各自的利益驱动，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动用各种资源，同时考虑对方的行动来综合确定自身行动策略。
多年的城市拆迁实践累积了大量拆迁矛盾，而且矛盾尖锐、复杂、棘手。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法律是各方行为的底线，具体到城市拆迁实践中，如何按照法律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公平、可行的拆迁政策，如何应对不同被拆迁人的不同诉求，如何妥善解决拆迁矛盾，则需要找出矛盾深层次原因，进而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涂晓芳.政府利益论——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视角[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4]关德超.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钱飞.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反思与完善[D].上海：复旦大学，2008
作者简介：卫雪峰，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经济发展；和谐社会
一、我国城市拆迁矛盾的发展
我国的城市拆迁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增加。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拆迁多是以“解困”为目的的旧城改造，被拆迁人大多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拆迁纠纷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的房产分配上。
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尤其是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定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原则后，城市房地产开始迅速发展，而旧城改造则成为房地产业盈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对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变革，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机制的住房体制，实现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这为城市房地产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自1998年起，我国商品房建设规模开始不断扩大。
1994年我国实施税制改革，由包税制改为分税制，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获得较大的财源，而地方政府则开始了土地财政之路。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代言人的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土地开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最直接有效的
途径。
2001年《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城市拆迁、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手握权力的地方政府与资金雄厚的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达成利益联盟，共同攫取拆迁利益，引发矛盾，拆迁难度不断提高。《拆迁条例》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使得强制拆迁成为一种合法手段，并逐渐演化成地方政府和拆迁人获取拆迁利益的利器。暴力拆迁、野蛮拆迁事件屡屡发生，是地方政府对付不满拆迁补偿的被拆迁户和“钉子户”的惯常手段。随着城市拆迁规模的不断加大，强拆愈演愈烈，动迁人口越来越多，由此累积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二、转型期我国城市拆迁矛盾的表现特征
（一）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拆迁问题涉及到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加上特殊的制度、文化因素，使得我国城市拆迁矛盾尤为突出复杂，有些甚至发展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极易产生各种社会矛盾，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利益冲突加剧。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利益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引发利益冲突。加之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某些强势群体运用失范手段，在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获取更多利益，使得各种社会资源、利益过分集中到某一群体。
二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兴起。无直接利益冲突即社会冲突中的众多参与者和事件本身并没有关系，只是借机表达、发泄情绪。参与者大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因较为简单具体且偶然的利益分歧和纠纷产生冲突。不少参与群众本身没有直接利益诉求，只是因为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问题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些问题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满情绪长期积累，导致民怨太深。目前，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泛化态，人们面对问题时，动辄采取极端、不宽容、不妥协的处理方式，为群体性事件埋下伏笔，成为社会稳定
隐患。
三是公众思想意识多样化。社会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和变动，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观，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开始要求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传统的思想意识受到冲击，家国意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传统思想意识逐渐解体，人们的思想认识参差不齐。
（二）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拆迁矛盾也变得尤为突出，拆迁工作被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天下第一难事”，这一矛盾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矛盾尖锐，后果严重。城市房屋拆迁涉及的是事关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问题，处理稍有不当便会引起被拆迁人的强烈不满。在多年的城市拆迁实践中，被拆迁人因不满拆迁补偿等原因拒绝搬迁，地方政府动用强制、暴力手段强行拆迁的案例比比皆是。许多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民众，攻击地方政府，使当地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矛盾复杂，单靠法律途径难以化解。从横向讲，城市拆迁的地域性较强，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拆迁项目之间的拆迁政策也存在着差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被拆迁片区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拆迁补偿是否合理，也不存在一项整齐划一的政策可以解决各地的拆迁矛盾。
从纵向讲，城市拆迁是各参与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参与主体所处的博弈地位不同，受到各自的利益驱动，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动用各种资源，同时考虑对方的行动来综合确定自身行动策略。
多年的城市拆迁实践累积了大量拆迁矛盾，而且矛盾尖锐、复杂、棘手。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法律是各方行为的底线，具体到城市拆迁实践中，如何按照法律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公平、可行的拆迁政策，如何应对不同被拆迁人的不同诉求，如何妥善解决拆迁矛盾，则需要找出矛盾深层次原因，进而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涂晓芳.政府利益论——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视角[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4]关德超.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钱飞.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反思与完善[D].上海：复旦大学，2008
作者简介：卫雪峰，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