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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地下四处蜿蜒而生，为植物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幼芽看似柔弱，但为了接触到阳光，它们努力生长，甚至可以钻透厚厚的砖墙。—珍·古道尔
珍·古道尔 国际“根与芽”组织创始人，年近80岁。《时代》周刊称其为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她曾获联合国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此前该奖项仅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位人士获得过。2004年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荣封为皇家女爵士，200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她致力研究和保护黑猩猩超过50年，被英国媒体冠以“奔走的特雷莎修女”之称。左图上为她跟黑猩猩在一起，下为她写给参与到“上海根与芽”项目中的孩子们的致辞。
上海根与芽 由美国人陶瑞琳创立的“上海根与芽”环保机构，秉承联合国和平信使珍·古道尔1991年创立“根与芽”项目的初衷—号召全球的年轻人一同关注环境问题。发展至今，该组织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对学校进行环保意识教育的非营利机构。图为 “上海根与芽”创办人陶瑞琳女士。
1960年，一个叫珍·古道尔的26岁女孩决定离开英国的家，前往非洲研究黑猩猩。结果，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当时，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女孩子疯了。长年的观察，珍·古道尔发现黑猩猩有使用工具、自食草药等行为，这些经验不仅成就了她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成就了她影响世界的公益事业。1991年，珍·古道尔创立“根与芽”项目，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如今“根与芽”项目已经遍及世界九十个国家。1994年，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中国成立，到1998年珍·古道尔开始她每年的访华之旅，到如今“根与芽”在中国的二十多个省都有项目，已发展了三百多个小组。
珍·古道尔可以说是公益界最早的偶像，她敢于叛逆世俗去遵循自己信仰并实践终生的执着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实现的理想。在这个理想和榜样倍缺的公益领域，她就是一个深深扎于土地之下的公益信仰之根。
美国师奶上海善行
美国人陶瑞琳女士于1999年创建了环境教育及人道主义机构“上海根与芽”组织。“上海根与芽”是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涉外非营利机构之一，与另两家同样获得这难得的营业执照的著名公益机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不同，它是一个由私人筹建的组织，并没有依附于任何财团。
陶瑞琳在中国已生活了二十多年，最早跟随丈夫从美国去台湾工作。那时候，她还是一名半导体领域的质量控制工程师，来到上海后便完全投入到公益事业。“初来乍到，正好有一个时间段可以思考：如果再次工作的话，是回到企业做事，还是另开一条道路投身于公益事业？在美国，非营利组织非常多，不像在中国刚起步时，人们听着总觉得很奇怪或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那时候，威尔士亲王从可持续发展论坛组织方找到我担任主席，做一些促进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工作。我想，何乐而不为呢？”陶瑞琳说，正是这个原因，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了有着传奇经历的联合国和平信使、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英国女爵士珍·古道尔。
1998年，在欧美家喻户晓的环保工作者珍·古道尔女士来到上海参加一次国际教育交流会，在陶瑞琳这些来华定居的外国人圈子里，这是个足够引起轰动的大事。珍·古道尔是个很有才能的演讲者，陶瑞琳听了她的讲演会后非常激动，那时候珍·古道尔创建名为“根与芽”的环保教育构才七年，但其使命和职能已经非常清晰—在青少年当中做环境教育。“我觉得进入环保这行从这个角度切入比较容易，我也觉得住在上海要为当地做一些贡献，那时候上海也没有什么环境教育项目和非营利机构，学校里的孩子也没办法接触到这方面信息。我想‘根与芽’也许可以填补这方面的需求，至少在环境教育上是可以做的。”她说。
陶瑞琳回忆，刚开始她支撑起“上海根与芽”，只有5000元人民币的经费，这还是靠着珍·古道尔的新书热卖所筹集的款项，办公场所也只是在陶瑞琳家里，她主要的工作是与各所学校联络。1999年，珍·古道尔再次来到上海，陶瑞琳为此策划了一场筹款晚宴，当晚获得20万人民币善款。这才得以开展项目。
今天，“上海根与芽”已经拥有17名正式员工，办公场所设立在临近外滩的一栋写字楼中。所开展的业务也从以前纯粹的外国人居住区和国际学校，扩展至更多由中国员工组成的外资企业和中国学校。甚至有很多中国学生的家长在挑选学校时，将是否有“根与芽小组”，视为该校的综合素质标准之一。执行总监钟朕玺女士眼见着公司十多年来的日益壮大。
寓教于乐
陶瑞琳在美国所秉承的“每月5%-10%的个人时间和收入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的理念，也渐渐通过“上海根与芽”的志愿者散播并渗透到社会各处。她也以学校小组的形式开展活动，遍布长三角各级各类学校，超过280个。在陶瑞琳和钟朕玺的带领下，“上海根与芽”以参与式和寓教于乐的形式首创了一系列公益项目，除了最重要的植树项目之外，公司还运作其他五个项目，包括“绿色环境评估”、“有机农场”、“绿色青年行动”、“吾童树计划”，以及“乐苗计划”。
香港人陈立明是“上海根与芽”非常出名的义工之一。2010年开始，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信息官陈立明带着家人和各部门员工，来到内蒙古植树计划的所在地，亲自种树，并和当地人交流。“公司员工有一个福利，每年有三天假期用来做义工。表现较好的员工，公司会出资扶持他们的义工行为作为奖励。”陈立明说。当年，渣打银行出资种下6000棵树。“第一次刚好抵消我们公司2009年全年的纸张消耗，大家合作很愉快，员工们也有了许多亲身体验。至今我已经去过五次了，通常四月和七月是最合适种树的。2011年我们出资种下2万棵。2012年是6.5万棵，并且帮助这个项目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一百万棵树计划’。2013年，我们会共同开始第二个‘一百万棵树计划’。”陈立明为此骄傲。
陈立明是基于自己热衷公益的习惯而带动整个公司走上了环保之路，而绿色环境评估项目则是一个专门面对企业的环保平台。通过这个项目，“上海根与芽”会与一些企业进行整体环保形象监督工作。“联合利华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是：效果很好，有力度。他们老板发现碳排放最大的是差旅，于是制定政策，能通过电话会议的就不必再出差，能火车直达的绝不用飞机，这样省钱又环保，一年下来节省了一百多万。我们是变相的监察机构，第三方看比较客观。而渣打银行因为有一个内部的环保委员会，他们制定政策光是省电这一项一年就节省下来五百多万。”钟朕玺说。 青少年一直是“根与芽”工作的重点。目前，“上海根与芽”设有传授青少年环保教育的课程的“绿色青年行动”项目，以及和60所学校合作开展的“有机农场”项目这些直接地对青少年进行环保教育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项目，比如“吾童树计划”，这是一项支教计划。这一计划已资助安徽的一所山村学校长达八年时间，“上海根与芽”去那里支教的优势依然还是体现在环境教育特色，不能因为饭都吃不饱就没有环保意识去破坏环境。同时还有帮助民工子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的“乐苗计划”，至今受众群体达到3500个孩子，覆盖5个民工学校。
乐见成果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等政客、名流先后视察了“上海根与芽”的一些小组或与机构的员工一同参加活动。钟朕玺认为这还是因为珍·古道尔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而陶瑞琳则认为大家面对环境问题时都是普通人，她并没有仰视这些名人。她说：“我荣幸但不会紧张。”
很多公司在捐献善款的时候，会对善款的去向进行规划和监控，陶瑞琳和钟朕玺发现，支持“百万植树计划”的款项最多。“这个项目比较直接，25元钱一棵树，简单易行，看得见摸得着，从个人到机构团体公司都可以参与进来。公司可以结合碳中和项目做活动。我们也为这些公司出谋划策，根据商业性质来设计项目。例如我们与星巴克合作，会员消费满了多少积分，就可以换购一棵树。”而其他几个项目尽管有充足资金可以运作，但模式固定，个人参与方式比较有限，“例如个人支教，需要花很多时间，参与门槛较高。而如果把一棵树的价值—25元，捐到有机农场项目上，感觉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具象的东西。”
不过，陶瑞琳和钟朕玺也发现，相比起国外企业，国内企业还很少了解投入环保事业会给企业带来的价值。2012年10月下旬，珍·古道尔莅临上海访问，许多外资品牌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宣传企业与环保的联系。而国内公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我们肯定会去努力跟他们说，她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告诉他们她什么时候来中国，这些企业是否希望借着她做媒体宣传活动？只要不违反珍·古道尔自己的原则，对赞助商有利，我们都是欢迎的。尽管给不到直接的金钱回报，但性价比很高，起码这些外资公司都这样认为。”钟朕玺说。
[对话珍·古道尔]
从未想过要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
记者：“根与芽”从你在东非成立第一个组织，到今天发展成为了在九十余个国家注册的一千多个团体。你是如何做到的？
珍·古道尔：在我的骨子里，有一股从不放弃的习惯。我选择了这条路，确定目标后就会勇往直前，确定了目标我就一定要达到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我是个挺执着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生活和物质的要求很少。我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更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回到森林，希望能腾出时间把我的心得记下来写成书。现在，我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到非洲，能和我猩猩伙伴一同生活，这是我毕生的追求，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事其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花时间和动物相处，能够给到我最大的快乐。我一直觉得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非洲和猩猩在一起的时候。
记者：当初为何要去非洲这个地方研究动物？
珍·古道尔：小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邻居家的一条狗，那时我读了一本叫做《人猿泰山》的书，里边讲述了很多泰山和动物一起生活的故事，我就非常向往像泰山那样的生活，非常希望到丛林当中里。但在1960年代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因为在当时非洲大陆还被认为是黑暗大陆，所以当我说我要去非洲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那个时候其实英国的经济也不好，我们家又非常贫寒，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我当时只是个女孩，二十几岁，没什么学历，还去非洲这么遥远，当时的英国政府觉得非常危险，要求有一个监护人陪同一起去，所以妈妈就挺身而出了。
记者：“根与芽”组织的创立初衷是什么？
珍·古道尔：很多人问我，是否想要通过这个活动来拯救地球？我从未想过要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努力去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我想，这就够了。
之所以建立“根与芽”，主要是因为我在野生环境中对黑猩猩研究了几十年，可是我非常痛心地发现我所研究的黑猩猩的种群在迅速减少，因为在非洲生活贫苦，很多人不得不以捕杀动物或砍伐森林为生，导致了黑猩猩的种群急剧下降，我觉得我最爱的动物要灭绝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意识到我真的想要研究和保护这些动物，不应该只住在丛林里面，我需要走出丛林，与人接触，我需要把环境教育带到更多的社区，让他们意识如果他们把环境破坏了，那么整个经济是无法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就想到了“根与芽”这样一个环境教育项目，未来也将是年轻人的世界，我希望可以通过年轻人把保护环境的信息带到每个家庭，希望年轻人可以用他们的朝气、用他们的活力调动起身边更多的成年人，可以让他们一起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幼芽看似柔弱，但为了接触到阳光，它们努力生长，甚至可以钻透厚厚的砖墙。—珍·古道尔
珍·古道尔 国际“根与芽”组织创始人，年近80岁。《时代》周刊称其为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她曾获联合国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此前该奖项仅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位人士获得过。2004年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荣封为皇家女爵士，200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她致力研究和保护黑猩猩超过50年，被英国媒体冠以“奔走的特雷莎修女”之称。左图上为她跟黑猩猩在一起，下为她写给参与到“上海根与芽”项目中的孩子们的致辞。
上海根与芽 由美国人陶瑞琳创立的“上海根与芽”环保机构，秉承联合国和平信使珍·古道尔1991年创立“根与芽”项目的初衷—号召全球的年轻人一同关注环境问题。发展至今，该组织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对学校进行环保意识教育的非营利机构。图为 “上海根与芽”创办人陶瑞琳女士。
1960年，一个叫珍·古道尔的26岁女孩决定离开英国的家，前往非洲研究黑猩猩。结果，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当时，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女孩子疯了。长年的观察，珍·古道尔发现黑猩猩有使用工具、自食草药等行为，这些经验不仅成就了她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成就了她影响世界的公益事业。1991年，珍·古道尔创立“根与芽”项目，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如今“根与芽”项目已经遍及世界九十个国家。1994年，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中国成立，到1998年珍·古道尔开始她每年的访华之旅，到如今“根与芽”在中国的二十多个省都有项目，已发展了三百多个小组。
珍·古道尔可以说是公益界最早的偶像，她敢于叛逆世俗去遵循自己信仰并实践终生的执着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实现的理想。在这个理想和榜样倍缺的公益领域，她就是一个深深扎于土地之下的公益信仰之根。
美国师奶上海善行
美国人陶瑞琳女士于1999年创建了环境教育及人道主义机构“上海根与芽”组织。“上海根与芽”是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涉外非营利机构之一，与另两家同样获得这难得的营业执照的著名公益机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不同，它是一个由私人筹建的组织，并没有依附于任何财团。
陶瑞琳在中国已生活了二十多年，最早跟随丈夫从美国去台湾工作。那时候，她还是一名半导体领域的质量控制工程师，来到上海后便完全投入到公益事业。“初来乍到，正好有一个时间段可以思考：如果再次工作的话，是回到企业做事，还是另开一条道路投身于公益事业？在美国，非营利组织非常多，不像在中国刚起步时，人们听着总觉得很奇怪或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那时候，威尔士亲王从可持续发展论坛组织方找到我担任主席，做一些促进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工作。我想，何乐而不为呢？”陶瑞琳说，正是这个原因，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了有着传奇经历的联合国和平信使、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英国女爵士珍·古道尔。
1998年，在欧美家喻户晓的环保工作者珍·古道尔女士来到上海参加一次国际教育交流会，在陶瑞琳这些来华定居的外国人圈子里，这是个足够引起轰动的大事。珍·古道尔是个很有才能的演讲者，陶瑞琳听了她的讲演会后非常激动，那时候珍·古道尔创建名为“根与芽”的环保教育构才七年，但其使命和职能已经非常清晰—在青少年当中做环境教育。“我觉得进入环保这行从这个角度切入比较容易，我也觉得住在上海要为当地做一些贡献，那时候上海也没有什么环境教育项目和非营利机构，学校里的孩子也没办法接触到这方面信息。我想‘根与芽’也许可以填补这方面的需求，至少在环境教育上是可以做的。”她说。
陶瑞琳回忆，刚开始她支撑起“上海根与芽”，只有5000元人民币的经费，这还是靠着珍·古道尔的新书热卖所筹集的款项，办公场所也只是在陶瑞琳家里，她主要的工作是与各所学校联络。1999年，珍·古道尔再次来到上海，陶瑞琳为此策划了一场筹款晚宴，当晚获得20万人民币善款。这才得以开展项目。
今天，“上海根与芽”已经拥有17名正式员工，办公场所设立在临近外滩的一栋写字楼中。所开展的业务也从以前纯粹的外国人居住区和国际学校，扩展至更多由中国员工组成的外资企业和中国学校。甚至有很多中国学生的家长在挑选学校时，将是否有“根与芽小组”，视为该校的综合素质标准之一。执行总监钟朕玺女士眼见着公司十多年来的日益壮大。
寓教于乐
陶瑞琳在美国所秉承的“每月5%-10%的个人时间和收入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的理念，也渐渐通过“上海根与芽”的志愿者散播并渗透到社会各处。她也以学校小组的形式开展活动，遍布长三角各级各类学校，超过280个。在陶瑞琳和钟朕玺的带领下，“上海根与芽”以参与式和寓教于乐的形式首创了一系列公益项目，除了最重要的植树项目之外，公司还运作其他五个项目，包括“绿色环境评估”、“有机农场”、“绿色青年行动”、“吾童树计划”，以及“乐苗计划”。
香港人陈立明是“上海根与芽”非常出名的义工之一。2010年开始，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信息官陈立明带着家人和各部门员工，来到内蒙古植树计划的所在地，亲自种树，并和当地人交流。“公司员工有一个福利，每年有三天假期用来做义工。表现较好的员工，公司会出资扶持他们的义工行为作为奖励。”陈立明说。当年，渣打银行出资种下6000棵树。“第一次刚好抵消我们公司2009年全年的纸张消耗，大家合作很愉快，员工们也有了许多亲身体验。至今我已经去过五次了，通常四月和七月是最合适种树的。2011年我们出资种下2万棵。2012年是6.5万棵，并且帮助这个项目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一百万棵树计划’。2013年，我们会共同开始第二个‘一百万棵树计划’。”陈立明为此骄傲。
陈立明是基于自己热衷公益的习惯而带动整个公司走上了环保之路，而绿色环境评估项目则是一个专门面对企业的环保平台。通过这个项目，“上海根与芽”会与一些企业进行整体环保形象监督工作。“联合利华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是：效果很好，有力度。他们老板发现碳排放最大的是差旅，于是制定政策，能通过电话会议的就不必再出差，能火车直达的绝不用飞机，这样省钱又环保，一年下来节省了一百多万。我们是变相的监察机构，第三方看比较客观。而渣打银行因为有一个内部的环保委员会，他们制定政策光是省电这一项一年就节省下来五百多万。”钟朕玺说。 青少年一直是“根与芽”工作的重点。目前，“上海根与芽”设有传授青少年环保教育的课程的“绿色青年行动”项目，以及和60所学校合作开展的“有机农场”项目这些直接地对青少年进行环保教育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项目，比如“吾童树计划”，这是一项支教计划。这一计划已资助安徽的一所山村学校长达八年时间，“上海根与芽”去那里支教的优势依然还是体现在环境教育特色，不能因为饭都吃不饱就没有环保意识去破坏环境。同时还有帮助民工子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的“乐苗计划”，至今受众群体达到3500个孩子，覆盖5个民工学校。
乐见成果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等政客、名流先后视察了“上海根与芽”的一些小组或与机构的员工一同参加活动。钟朕玺认为这还是因为珍·古道尔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而陶瑞琳则认为大家面对环境问题时都是普通人，她并没有仰视这些名人。她说：“我荣幸但不会紧张。”
很多公司在捐献善款的时候，会对善款的去向进行规划和监控，陶瑞琳和钟朕玺发现，支持“百万植树计划”的款项最多。“这个项目比较直接，25元钱一棵树，简单易行，看得见摸得着，从个人到机构团体公司都可以参与进来。公司可以结合碳中和项目做活动。我们也为这些公司出谋划策，根据商业性质来设计项目。例如我们与星巴克合作，会员消费满了多少积分，就可以换购一棵树。”而其他几个项目尽管有充足资金可以运作，但模式固定，个人参与方式比较有限，“例如个人支教，需要花很多时间，参与门槛较高。而如果把一棵树的价值—25元，捐到有机农场项目上，感觉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具象的东西。”
不过，陶瑞琳和钟朕玺也发现，相比起国外企业，国内企业还很少了解投入环保事业会给企业带来的价值。2012年10月下旬，珍·古道尔莅临上海访问，许多外资品牌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宣传企业与环保的联系。而国内公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我们肯定会去努力跟他们说，她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告诉他们她什么时候来中国，这些企业是否希望借着她做媒体宣传活动？只要不违反珍·古道尔自己的原则，对赞助商有利，我们都是欢迎的。尽管给不到直接的金钱回报，但性价比很高，起码这些外资公司都这样认为。”钟朕玺说。
[对话珍·古道尔]
从未想过要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
记者：“根与芽”从你在东非成立第一个组织，到今天发展成为了在九十余个国家注册的一千多个团体。你是如何做到的？
珍·古道尔：在我的骨子里，有一股从不放弃的习惯。我选择了这条路，确定目标后就会勇往直前，确定了目标我就一定要达到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我是个挺执着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生活和物质的要求很少。我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更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回到森林，希望能腾出时间把我的心得记下来写成书。现在，我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到非洲，能和我猩猩伙伴一同生活，这是我毕生的追求，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事其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花时间和动物相处，能够给到我最大的快乐。我一直觉得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非洲和猩猩在一起的时候。
记者：当初为何要去非洲这个地方研究动物？
珍·古道尔：小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邻居家的一条狗，那时我读了一本叫做《人猿泰山》的书，里边讲述了很多泰山和动物一起生活的故事，我就非常向往像泰山那样的生活，非常希望到丛林当中里。但在1960年代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因为在当时非洲大陆还被认为是黑暗大陆，所以当我说我要去非洲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那个时候其实英国的经济也不好，我们家又非常贫寒，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我当时只是个女孩，二十几岁，没什么学历，还去非洲这么遥远，当时的英国政府觉得非常危险，要求有一个监护人陪同一起去，所以妈妈就挺身而出了。
记者：“根与芽”组织的创立初衷是什么？
珍·古道尔：很多人问我，是否想要通过这个活动来拯救地球？我从未想过要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努力去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我想，这就够了。
之所以建立“根与芽”，主要是因为我在野生环境中对黑猩猩研究了几十年，可是我非常痛心地发现我所研究的黑猩猩的种群在迅速减少，因为在非洲生活贫苦，很多人不得不以捕杀动物或砍伐森林为生，导致了黑猩猩的种群急剧下降，我觉得我最爱的动物要灭绝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意识到我真的想要研究和保护这些动物，不应该只住在丛林里面，我需要走出丛林，与人接触，我需要把环境教育带到更多的社区，让他们意识如果他们把环境破坏了，那么整个经济是无法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就想到了“根与芽”这样一个环境教育项目，未来也将是年轻人的世界，我希望可以通过年轻人把保护环境的信息带到每个家庭，希望年轻人可以用他们的朝气、用他们的活力调动起身边更多的成年人，可以让他们一起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