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遇到量化私募富融理财董事总经理贺金凌，感觉比大多数宽客更有些学者风范，他原来写过一本书，叫《国际金融期货与选择权交易》。
　　 他的学历背景与很多量化高手差不多，是金融学博士出身。不过，我发现，他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国家本土培养的全才型宽客。
　　 他最早研究量化的时间是2005年，当时他刚从加拿大回来，很受券商欢迎——当时背景主要是股改背景下的权证推出。2005年8月，宝钢权证的推出，让与中国股市阔别9年后的权证重出江湖。在宽客看来，权证就是个类似于期权的玩意儿，只不过国外是期货交易所发行，国内的权证是上海交易所与深圳交易所发行。
　　 有了权证这新鲜玩意儿，很多券商都觉得是个赚钱好机会，于是邀请了一大帮懂金融工程的高手，当时在研究方面有些成绩的贺金凌就被邀请在列。当年他被国信证券邀请。
　　 那时候，一些有远见的券商也纷纷开始设立量化部，其中比较资深的还有国泰君安，当时的牵头人是章飚，现在章飚已经成为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另外还有个比较出名的券商是申银万国，主要负责人是现在担任金融部总监的提云涛。
　　 权证在中国资本市场很快就成了疯狂投机的工具，券商在其中赚了很多钱。最疯狂的大概要数2007年5月30日。虽然，“5·30”是令很多投资者记忆犹新的两市暴跌日，但对于权证投机者而言，则是个暴利的日子——两市权证集体暴涨。甚至因为有些投资者发现股市机会变得不确定后，反倒把主战场拉到了权证。“5·30”还成了权证交易的分水岭。5月30日前，权证换手率相对平缓，基本在50%至150%区间震荡，从5月30日之后，换手率从前一日的39%陡升至355%。
　　 用贺金凌的话来说，一个权证交易量就至少几个亿。当时国信证券交易量很大。那段时间，券商靠权证确实赚了不少，起码手续费也绝对赚够。但真正从权证交易中获利的投资者却寥寥无几，大多数都被专业级玩家“玩死”了。
　　 对他们这类跟着政策走的宽客在那两年还遇见一件重要的事——2006年9月8日，上海成立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这个时候，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专门成立了一个量化部，想为之后股指期货等推出做一些准备。
　　 然而，因为股指期货迟迟未推出，很多量化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这群宽客就像是政府与券商养的闲兵。于是，在2008年前后，不少券商裁掉了这个部门，只有一些财力雄厚又富有远见的大券商，如国泰君安的量化部还幸存下来。
　　 原本，贺金凌也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定向培养的宽客，然而，他也受不了迟迟没有工具的煎熬，又跑回加拿大去了。不过他在加拿大也没放弃此前金融工程的事业，去那里更多是学习更多策略与工具运用。
　　 这两年，他又从加拿大回来，因为2010年4月，量化套利的工具终于出来了，就是股指期货。因为一般量化投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套利，而能与股票市场形成对冲对立的工具就是股指期货。如今，他还在筹备第一个产品。
　　 我知道另一个与贺金凌背景差不多的私募宽客叫肖辉，他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博士后，也是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夕，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宽客。肖辉曾出版著作《股票指数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关系研究》。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大宗交易做市商，肖辉为公司开发了好几套成熟的量化交易策略体系，很多金融工程的人才也冲他而来。
　　 从我所接触的券商系私募宽客来说，主要还是分类两类，一块是基本面量化，这与传统投资的估值体系很类似，只是用量化工具去分析估值、公司运营效率，在分析工具上，更多借助计算机。比如用低估值这一特征，去发现一大批公司。另一种风格，就是交易层面的量化，比如利用市场无效、投资者行为等，去发现交易型机会，运用数据在技术层面更高一些，会使用到一些高频数据。
　　 只不过，这些从券商出来的量化私募遇到的主要烦恼是，当年在券商培养的阶段，还没实际的工具可以运作，学习效率极低。然而，真正有了工具的时候，不管是资金实力，还是团队建设、或是硬件设备，又远远比不上现在券商的金融工程部，比如国泰君安拥有大型的分部式计算机，能高效处理海量数据。但很多高端的位置又都有人了，他们又不想回去做基础的差事。他们只能坚持，所幸，他们除了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外，还有比年轻的后来进入者更多的市场理解与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