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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用劈柴做家具
2013年11月28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广州艺术博物馆。7天前，“中国紫檀博物馆馆藏珍品特展”在这里拉开帷幕，李瑞环亲手制作的17件家具正是这个展览的一大亮点。据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介绍，直到十几年前，李瑞环都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家里还在使用这些家具。1999年，中国紫檀博物馆开馆时，李瑞环将这批家具捐赠了出来。记者了解到，首批捐赠的家具共20余件，这次展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博物馆为李瑞环的这组家具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展区。1张双人床、2个床头柜、4个双门书柜、1张书桌、1把椅子、2个单人沙发和1张小茶几，展区正中间还放着1张八仙桌及4把方凳，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家具，这里几乎都能见到。展厅里，一位男士连声感慨：“现在的家具，哪有图案拼得这么漂亮的？而且都是板装的，螺丝拧成的，等螺丝一松，就作废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1月19日，就在家具被送到广州展览的前两天，李瑞环还亲自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中国紫檀博物馆，一边观赏自己的作品，一边向在场的人讲述当年制作家具的有趣经历。这些透着浓浓历史气息的老家具，承载着他对往昔的回忆。
1934年9月，李瑞环出生于天津市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霍各庄镇陈家口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他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干过许多农活。“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后来，李瑞环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
在我国传统木工技法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放大样”，即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将图纸上的小样等比例放大，绘制到一张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上，再依葫芦画瓢干活。因为费时、占地，李瑞环请教了不少人，希望能在工作中规避掉“放大样”这个环节。一位工程师告诉他，如果掌握三角、几何、代数这些数学知识，就有可能推算出来。于是，从1958年起，李瑞环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相关知识。
那年夏天，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交给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一个重活儿、急活儿，要求务必在8天内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当时，李瑞环是突击队队长，他知道没时间找大片空地“放大样”了，硬是研究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顺利完成任务。木工行内向来有“放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的俗语，从此大家管李瑞环叫“青年鲁班”。在做木工的十几年里，李瑞环研究出100多项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965年，李瑞环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其间，他参与了沙发的设计：改进靠背设计，使它靠起来更舒适；并通过对支撑腿的改造，令它放置更稳固；将扶手改为全木质，色调也相应变浅……
1966年至1971年，李瑞环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苦难的岁月中，他重操旧业，用扫大街捡来的树杈和别人不要的劈柴做材料，手工拼接成沙发、餐桌、凳子、写字台等26件家具。有时候，仅一件就得用800余块劈柴。这一时期，李瑞环做的家具主要由深浅两色木料拼接成菱形花纹，远远看去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只有走近仔细观赏，才会发现拼接时留下的微小缝隙，但用手摸上去非常光滑，完全没有痕迹。
“文革”结束后，李瑞环重返建筑行业，并于上世纪80年代调任天津市市长。当了领导，他也没有丢下木工手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家具，只是风格和原来的有了明显区别：以常见的杂木为主料，水曲柳贴面，再涂上自己调制的红褐色漆；设计上也更接近现代家具的简洁明快。
李瑞环曾以《木匠》为题做了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木工的理解和感情：
“工人握锤把，农民扶犁耙。学生用桌椅，商店要台架。衣食住行用，样样不离他。负箱携具千万家，甘霖播撒满天下。”
“锛凿刨锯斧，般般汗水煮。大材要做小，小料需贴补。弯曲刮平直，平直刻凹凸。终日不离屑和土，一生遭受千刀苦……”
李长春，自制家具相伴四十年
相比之下，知道李长春也会木工手艺的人并不多。11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中国紫檀博物馆，在东展厅西北角见到的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柜就是由李长春亲手制作的，并曾陪伴了他近40年。
衣柜高约1.6米，左侧镶有一面扇形梳妆镜，右侧是一面长方形的穿衣镜。镜子造型独特，错落有致，显现了整体的设计感。柜体上的4个抽屉均匀分布在两面镜子下，梳妆镜下还设有一排储物格。储物格的两扇玻璃门上各有一只手绘喜鹊，它们昂首相对，立于蜡梅枝头，相映成趣，是整个衣柜的点睛之笔，为之增添了不少灵气，又包含了喜庆之意。衣柜的造型虽然有强烈的年代感，但因为经过了打磨，表面形成包浆（器物表面因长时间氧化形成的氧化层），色泽依然鲜亮。紫檀博物馆办公室主管孙百珍向记者介绍说：“你现在看到的色泽，都是原汁原味保存下来的。家具到达博物馆后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擦拭，并没有做过其他处理。”
与衣柜相比，书柜的设计更加古朴自然，似乎在提醒人们做学问就是要朴实无华。约1.5米高的书柜共分4层，上3层是陈列层，配有玻璃拉门，最下一层设计成对开门，以免书籍受灰尘和湿气的影响。“八”字形的底座支架，有利于书柜在长期使用中能保持稳定。
据孙百珍回忆，这两件家具是今年5月才成为紫檀博物馆“新成员”的。但若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1968年，24岁的李长春进入辽宁省沈阳市开关厂做技术员，一干就是8年。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工厂考虑到职工生活困难，会定期把各地发来的包装箱作为劈柴分给大家烧火做饭。李长春舍不得全部烧掉，从中挑选了大一些的木料，自学制作家具。
两件家具尽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抽屉、拉门依然活动自如。孙百珍说，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们是榫（音同笋）卯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方式，主要特点是很少、甚至不用钉子。比如这个衣柜，就只在合页上使用了钉子。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家具都已经失去了这一传统特色。”在孙百珍看来，这正是此次展出的意义所在：“由于经济条件所限，那个时代自制家具很普遍，这两件家具反映了时代特色。和馆里的大多数展品相比，它们没有使用名贵的木材，造型设计也不华丽，但体现了制作者对木工活儿的执着和热情，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勤劳肯干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一抹记忆，让现在的年轻人能更好地感受和继承。” 家具展出后，李长春的家人曾到紫檀博物馆参观，并拍了照片带回去给他看。许多普通观众也慕名而来。在展厅里，记者就遇到一对来自浙江嘉兴的老夫妇。他们告诉记者，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曾请木匠制作过同样风格的家具，如今再看到这组家具，感觉既熟悉又亲切：“做得真不错！不仅体现了手工艺的熟练，也体现了我们领导人勤劳的品格。”
李岚清，篆刻记录生活趣事
李岚清的篆刻技术是他从晚年才开始学习的。
2003年，李岚清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给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了8个字——健身健脑、读书创作。篆刻，就是他健脑的独特途径。
小时候，李岚清家的胡同口有一家刻字店。他每天都去看师傅们刻字，觉得非常有趣，就用修脚的刀子在普通石头上刻着玩。李岚清觉得，那就是自己在篆刻艺术上的所有“功底”。退休后，71岁高龄的李岚清决定重拾年少时的兴趣，自学篆刻。这是个费神费力的活儿，还伤眼睛，所以他的夫人一开始并不赞同。李岚清于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借助放大镜缓解眼睛的疲劳，同时把第一枚精心刻制的作品送给夫人。
初学时，李岚清的好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曾经“警告”他：“学篆刻可得小心，是会上瘾的。”李岚清对此满怀信心：“我自认为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种痴迷上瘾的事儿，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没想到，这一学，他竟然真的陷了进去。“为了一方印，即使影响睡觉我也一定要刻完。有时候很晚了，夫人叫我去休息，我手一抖刻坏了，还要冲她生气。”李岚清就像一个饿久了的人，如饥似渴地研究篆刻艺术，到2012年，他已刻了800多方印章。
传统的印材如寿山石等价格较高，李岚清就找了不少新材料代替，如人造石、瓷、砖块、木头等。考虑到外形美观的问题，他别出心裁地将漆艺、点螺、擦漆、贴金等工艺技法加以利用，使制出的印章兼顾经济与美观。他还很注重篆刻形式的创新，总是试图刻一点别人不常刻的东西。有一回受人之托篆刻生肖印，他查阅印谱，发现大都是传统形态，于是就尝试将卡通画入印，并尽量使它“长”得可爱一点。
李岚清篆刻的内容记录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有亲历的历史事件，如“世行无息贷款，教育项目优先”、“三来一补，功不可没”；有对处世的体悟，如“乐道”、“圆融”、“诚信”；还有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如“过度包装”、“不合格”等；更多的是记录其生活趣事。
一次，李岚清一家8口召开“家务会议”，选举“家务总裁”，结果他以7票之差落败。李岚清心里明白会落选，但没想到支持率会这么低。孙女说：“爷爷，如果让您当选，我们家恐怕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啃石头了。”夫人作为新当选的“家务总裁”对李岚清发话：“以后家里的事情，你没有发言权。”“失意”的李岚清埋头刻了一方“竞选失败”的印章来自我安慰，时不时看看，回想起投票的情景，总禁不住想笑。
李岚清戏称自己是“为外国音乐家篆印第一人”。在谈到李叔同先生非常推崇贝多芬并称其为“乐圣”时，李岚清曾幽默地说：“李叔同先生的篆刻艺术那么高超，为什么不给他欣赏的‘乐圣’授印为证呢？现在，李叔同先生未进行的工作就由我斗胆代劳吧！”他刻了一枚“乐圣贝多芬”的印章后又想，既然贝多芬被称为“乐圣”，莫扎特似可称为“乐仙”，便又刻了“乐仙”和“莫扎特”两方印。他把“乐”字刻成乐谱架子的形状，把“仙”字巧妙地刻成了五线谱，“莫扎特”三个字则由音符和琴键构成。“我想把乐谱、谱架、音符、琴键都在字形中表现出来，是希望让形式与内容相互融合，有意义，更有趣。”
“石可言美、石可言志、石可言情、石可言趣、石可言事”，李岚清用这20个字来形容他对篆刻艺术的感悟。他更想做的，是让更多人体味篆刻之美。他研究出许多篆刻的新材料和新技法，就是希望能把篆刻变成一项“大众艺术”，赋予印章更广泛的用途。“年轻人喜欢结婚交换戒指这一套西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增加点中国元素——交换印章；父母金婚、生日纪念，子女送他们一对印章，比什么礼品都好。还有，可以学习奥运会的‘中国印’，把篆刻用于商标、标志。”李岚清说：“让篆刻艺术跟进时代步伐，贴近大众，走向现实生活，雅俗共赏，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李铁映，“中国铁笔刀书第一人”
在女儿明鉴眼中，李铁映对瓷器的热爱与钻研，让他在退休后开始了一段与以往不同的人生。
李铁映别号紫竹、玄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情怀的领导人。他虽然是物理专业出身，但年轻时就对书画艺术创作情有独钟，对瓷器艺术更是痴迷。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出差在外时，总要挤出时间到当地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景德镇的博物馆、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甚至作坊，与景德镇陶瓷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研究探讨珐琅彩瓷的发掘与传承。他召集了一批从事珐琅彩瓷研究的专业人才，在景德镇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对珐琅彩瓷的信息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又对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尤其是对瓷用珐琅料的研制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反复试验，从而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尝试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将石头、玻璃、石英等材料融合到陶瓷创作中，使作品的结构、颜色更合理、出色。
因为热爱，李铁映利用业余时间不断钻研、探索，时间一长，他在瓷器鉴赏方面也成了专家。紫砂是门综合艺术，集绘画、雕刻、泥塑、书法、工艺于一身。在行家眼里，一把紫砂壶不仅能体现形、色、声、味，还能反映出创作者本身的精、气、神、韵。有一次，李铁映在紫砂艺术家顾治培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一把刚制造出的“争鸣壶”。壶的造型润和、圆滚，壶上停着一只活灵活现的知了，双眼明亮，薄薄的双翅似乎在振动。李铁映非常欣赏，竟脱口而出：“这把壶的主人，少说也该到知天命（50岁）之年了吧！”李铁映话音刚落，顾治培正好进入工作室，听到李铁映如此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段，就知道遇到了行家，立即讨要墨宝。李铁映挥毫写下“精、气、神”三个字，把两人在艺术上的共鸣全都包含其中。 对于瓷器，李铁映不仅仅会鉴赏，还亲手设计、创新。相传，清代著名金石书画家陈鸿寿（号曼生）为溧阳县县令时，曾经从溧阳出发，经200里水路，到宜兴与紫砂艺人合作，创新了紫砂壶陶刻装饰，同时在壶款的设计上开创了许多新款，其中最为经典的款式被后人总结为“曼生十八式”。无独有偶，李铁映也曾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宜兴之间，与紫砂艺人探讨、研究，并与紫砂名家合作，精心设计、制作出几百款紫砂壶，再精挑细选其中的18款，定名为“铁映十八式紫砂”。其做法参照了古代经典壶款的造型创意，以冲茶品茗为主要功能，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与情趣，又将艺术创意融于生活之中。
2004年，李铁映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一职，开始了专职“瓷器生涯”。置身于瓷器艺术中，他如痴如醉，逍遥自在，虽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收获更多。至今，他亲手制作的作品已有几千件。
李铁映还擅长在瓷器的泥坯上刻书法作品。2006年，为了纪念父亲李维汉，李铁映精心挑选了瓶、樽、画筒等不同形状的15件德化窑瓷，在上面刻出父亲的出生年月、革命历程、历任职务以及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用不大的篇幅，浓缩地记录下父亲光辉的一生。这组德化窑瓷，虽然形状不一，色彩不同，大小各异，但在这些文字的串联下，巧妙地融为了一个整体。
在泥坯上刻字是无稿创作，要有很高的书法造诣，还要很好地理解及把握泥土的特质，才能够做到行云流水、动静相宜。李铁映的这组作品被业内人士评价为“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刀的缓急来表现情感”，他从此被称为“中国铁笔刀书第一人”。
细川护熙，享受“晴耕雨陶”的生活
国际上不少领导人，手艺活儿也很地道。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细川护熙，他在1993年8月至1994年4月任日本首相期间，曾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做出过深刻的反省。退休后，他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制陶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1938年冬，细川护熙出生在日本九州岛熊本县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祖上是熊本藩的藩主，祖父细川护立是明治时期贵族院的议员，拥有侯爵爵位，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音同魔）。家族环境的熏陶使细川护熙兴趣广泛，尤其对东方文化的代表——陶艺，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
1994年4月，厌倦了政坛明争暗斗的细川护熙辞去首相职务。1998年，他又辞去议员之职，彻底离开政坛。虽然在老家熊本县拥有气派的宅邸，但他更钟情于东京南面神奈川县的海滨疗养胜地汤河原。在这座远离喧嚣的小镇，他置下宅院，并在庭院里建起一座窑炉，当起了陶工。
为了学习陶艺，细川护熙放下一切派头，遍访日本名窑，拜师学艺。在入门阶段，他曾经因为做出的陶品质量不佳，被老师斥为“笨蛋”。但是，细川护熙铁了心要在陶艺上有所成就，从没想过要回头。他把自己的宅子取名“不东庵”，自己艺号“不东”，正是取当年玄奘西天取经、绝不回头的寓意，以表达决心。
细川护熙退休后的梦想原本是过“晴耕雨读”的隐逸生活。但自从迷上陶艺，雨天时，他的读书时间几乎都被制陶占用了，生活变成了“晴耕雨陶”。朋友前去拜访，常会看到一位挽着袖子、满手陶泥的银发老人迎出门来，带着孩子般的快乐笑容。
日本人推崇茶道，细川护熙的先祖细川幽斋更是日本著名的茶道大家。因此，细川护熙把茶具作为自己制陶的主攻方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各种各样精致的茶碗。
他在家中专门修建了名为“一夜亭”的茶室，创立了“细川无手胜流品茶法”。朋友来访时，他拿出自己烧制的茶具，在“一夜亭”里和朋友们品茶论道，分享陶艺心得。有时，细川护熙会把自己的作品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但他有一条规矩，就是概不出售，他管这叫“门外不出”。偶有细川护熙的陶艺作品流入市场，往往成为收藏家、拍卖行追逐的对象，一套茶具的价格动辄人民币过万元，在日本陶艺界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每年，他都会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个人作品展。2011年，他甚至把展览办到了艺术之都巴黎。
细川护熙烧制的陶器备受好评，并非因为出自前首相之手，关键在于原料和工艺极为讲究。细川护熙崇尚日本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的古色，推崇“以似古迹为巧，以似古意为善”。他使用的陶土大多来自家乡九州，少部分来自名古屋地区。他制作的“乐茶碗”还要在陶土中掺加京都加茂川地区的石头粉末，上釉后以1200摄氏度高温烧制。他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正在找更好的泥土，有了好土就可以烧出更好的作品”。此外，细川护熙的作品充满创意，是个人审美情趣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作为日本对华友好的代表人物，细川护熙对中国的陶瓷文化一直心存向往。他曾对一位中国记者说，自己虽然多次访华，但仍有心愿未了，就是看看陶渊明、李白等大文豪生活过的地方，遍访中国各地名窑，同中国的陶艺大师们切磋技艺。
卡特，为穷人盖房子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以下称卡特）退休后也没闲着，时常到世界各地走走，行踪常见于各种报刊。但相比之下，能在美国专业刊物《好木工》杂志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许更让他开心。因为卡特对自己的木工手艺相当满意。外界对他的作品也十分认可。在200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卡特制作的木制家具以100万美元（按现行汇率，约合609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卡特192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一个农场主家庭，很早就接触到各种杂活，还学着自己动手做家具。日子一长，卡特成了一个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
1977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每到访一个国家，行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参观家具厂和收集当地特色木工工具。某次访问中国时，上海的一家家具厂给卡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专业地评价了该厂生产的硬木家具，认为它们“雕刻精细，漆面很厚，漂亮极了”。对中国的木工工具刨子，他更是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不用砂纸就能将木器磨光的“宝贝”。访问结束时，卡特专门带了一套中国的木工工具回去，并在日后的“木匠生涯”中一直使用它。 1981年，卡特卸任总统。深知卡特爱好的白宫工作人员专门选了一套木工工具，作为临别礼物送给他。他本人也很快在家里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并整天泡在里面，当起“专业木匠”。那之后，卡特家中的家具，包括卧室里的四柱胡桃木大床，都是由他亲手制作的。
或许是想让自己的手艺对更多人有所帮助，慢慢地，卡特开始每周抽出几天，穿上木工围裙，骑着三轮车，到贫民区免费为居民们修家具。有媒体报道，整整两年，大家对这位自称是“房产局木工詹姆斯”的老人的手艺交口称赞，却始终没人认出他就是卸任的总统。直到大家一起找到房产局，要求嘉奖“詹姆斯”，房产局的人才茫然地解释：“我们从没向那里派过木工啊。”日后，当媒体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对卡特进行采访时，他说：“我现在是美国支持率最高的木工。”
美国传记作家阿利亚和菲尔茨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木工学徒——吉米·卡特的精神传记》。菲尔茨说，取这样一个名字，绝不仅仅因为木工活是卡特的爱好，还因为卡特的木工活里寄托了他一直以来做人的理念。生长于虔诚教会家庭的卡特，对于人性中的善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卸任总统后，他将这份理解带到了自己的木工活儿里——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卡特结束某个庆祝活动的演讲后，在纽约市内散步。途经一处建筑工地时，他看到一个名为“仁人家园”的组织正在为穷人们盖公寓，一群志愿者站在杂乱的木材堆里，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精通木工的卡特决定帮帮他们。
后来，卡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纽约曼哈顿盖起一幢6层小楼，拉开了他参与“仁人家园”公益活动的序幕。此后，他和妻子罗莎琳每年都会抽出一周时间参与“仁人家园”的活动，帮穷人们建造简单、结实、廉价的住房。他还允许“仁人家园”给这项活动取名为“卡特工作计划”。
今年的“卡特工作计划”不久前刚刚结束。10月初，卡特穿着牛仔裤和蓝色衬衫，头戴安全帽，和妻子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接着又赶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继续自己的建筑义工工作。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政府关门的事情时，卡特却靠在一处在建房屋的阳台上，和妻子讨论着阳台的木制栏杆该怎么设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关心政府关没关门，只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居无定所。看到卡特戴着老花镜，对着电锯精确切割木料的场景，你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刚刚过完了89岁的生日。
10月10日，卡特再次出现在曼哈顿那幢6层小楼前，纪念自己参与这项公益活动30周年。
这30年里，“木工卡特”不仅走遍了美国，还走向了世界，海地、南非、菲律宾等国都有他亲手搭建的住房。“仁人家园”的工作人员拉弗蒂说：“他已经89岁了，完全可以说‘我干了30年了，够多了’。但我听到的消息是，他已经在为下一年的计划做准备了。”明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90岁的老木匠卡特扛着木料、带着斧锯，出现在某个新的建筑工地上。
普京，拿过四级木匠证书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也是一位“正牌木匠”。
2010年7月14日，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视察索契冬奥会场馆建设时，与大学生建筑队代表进行了交流，并详细讲述了自己上大学期间参加建筑队的经历。他回忆说，自己曾是建筑队的一员，在俄科米共和国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开设林道、修理房屋，并在实践活动结束时获得了四级“木匠证”。
一向以政治强人形象出现的普京竟然会做木工，这让不少大学生十分惊讶。有人提问：“您那时在建筑队里拿多少钱？”普京回答说：“干了一个半月拿到大约900卢布（按现行汇率，1卢布约合人民币0.18元），当时全国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50卢布，我们拿到的（比这个水平）要高。”他解释说，工资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蚊子非常多，在篝火旁都没办法久坐，娱乐的时间非常少”。
“也许，您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吧？”学生追问。
“不，我们知道怎么花。”普京说，“我和朋友一起去加格拉（黑海海滨城市，位于阿布哈兹地区）玩，在那儿花掉了一半的钱。之后我还买了一件外套，穿了10年。”
简单的交流，很快就拉近了学生们与普京的距离。难怪有人说，聊聊手艺活儿最有助于领导人与百姓进行沟通，也最容易带来亲近感。公开政治家的手艺活儿，是去神秘化的一大尝试：它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政治家们纵然半生叱咤政坛，也曾令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但内心终究藏着一份普通人的乐趣与情怀。
2013年11月28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广州艺术博物馆。7天前，“中国紫檀博物馆馆藏珍品特展”在这里拉开帷幕，李瑞环亲手制作的17件家具正是这个展览的一大亮点。据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介绍，直到十几年前，李瑞环都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家里还在使用这些家具。1999年，中国紫檀博物馆开馆时，李瑞环将这批家具捐赠了出来。记者了解到，首批捐赠的家具共20余件，这次展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博物馆为李瑞环的这组家具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展区。1张双人床、2个床头柜、4个双门书柜、1张书桌、1把椅子、2个单人沙发和1张小茶几，展区正中间还放着1张八仙桌及4把方凳，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家具，这里几乎都能见到。展厅里，一位男士连声感慨：“现在的家具，哪有图案拼得这么漂亮的？而且都是板装的，螺丝拧成的，等螺丝一松，就作废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1月19日，就在家具被送到广州展览的前两天，李瑞环还亲自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中国紫檀博物馆，一边观赏自己的作品，一边向在场的人讲述当年制作家具的有趣经历。这些透着浓浓历史气息的老家具，承载着他对往昔的回忆。
1934年9月，李瑞环出生于天津市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霍各庄镇陈家口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他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干过许多农活。“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后来，李瑞环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
在我国传统木工技法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放大样”，即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将图纸上的小样等比例放大，绘制到一张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上，再依葫芦画瓢干活。因为费时、占地，李瑞环请教了不少人，希望能在工作中规避掉“放大样”这个环节。一位工程师告诉他，如果掌握三角、几何、代数这些数学知识，就有可能推算出来。于是，从1958年起，李瑞环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相关知识。
那年夏天，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交给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一个重活儿、急活儿，要求务必在8天内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当时，李瑞环是突击队队长，他知道没时间找大片空地“放大样”了，硬是研究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顺利完成任务。木工行内向来有“放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的俗语，从此大家管李瑞环叫“青年鲁班”。在做木工的十几年里，李瑞环研究出100多项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965年，李瑞环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其间，他参与了沙发的设计：改进靠背设计，使它靠起来更舒适；并通过对支撑腿的改造，令它放置更稳固；将扶手改为全木质，色调也相应变浅……
1966年至1971年，李瑞环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苦难的岁月中，他重操旧业，用扫大街捡来的树杈和别人不要的劈柴做材料，手工拼接成沙发、餐桌、凳子、写字台等26件家具。有时候，仅一件就得用800余块劈柴。这一时期，李瑞环做的家具主要由深浅两色木料拼接成菱形花纹，远远看去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只有走近仔细观赏，才会发现拼接时留下的微小缝隙，但用手摸上去非常光滑，完全没有痕迹。
“文革”结束后，李瑞环重返建筑行业，并于上世纪80年代调任天津市市长。当了领导，他也没有丢下木工手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家具，只是风格和原来的有了明显区别：以常见的杂木为主料，水曲柳贴面，再涂上自己调制的红褐色漆；设计上也更接近现代家具的简洁明快。
李瑞环曾以《木匠》为题做了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木工的理解和感情：
“工人握锤把，农民扶犁耙。学生用桌椅，商店要台架。衣食住行用，样样不离他。负箱携具千万家，甘霖播撒满天下。”
“锛凿刨锯斧，般般汗水煮。大材要做小，小料需贴补。弯曲刮平直，平直刻凹凸。终日不离屑和土，一生遭受千刀苦……”
李长春，自制家具相伴四十年
相比之下，知道李长春也会木工手艺的人并不多。11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中国紫檀博物馆，在东展厅西北角见到的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柜就是由李长春亲手制作的，并曾陪伴了他近40年。
衣柜高约1.6米，左侧镶有一面扇形梳妆镜，右侧是一面长方形的穿衣镜。镜子造型独特，错落有致，显现了整体的设计感。柜体上的4个抽屉均匀分布在两面镜子下，梳妆镜下还设有一排储物格。储物格的两扇玻璃门上各有一只手绘喜鹊，它们昂首相对，立于蜡梅枝头，相映成趣，是整个衣柜的点睛之笔，为之增添了不少灵气，又包含了喜庆之意。衣柜的造型虽然有强烈的年代感，但因为经过了打磨，表面形成包浆（器物表面因长时间氧化形成的氧化层），色泽依然鲜亮。紫檀博物馆办公室主管孙百珍向记者介绍说：“你现在看到的色泽，都是原汁原味保存下来的。家具到达博物馆后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擦拭，并没有做过其他处理。”
与衣柜相比，书柜的设计更加古朴自然，似乎在提醒人们做学问就是要朴实无华。约1.5米高的书柜共分4层，上3层是陈列层，配有玻璃拉门，最下一层设计成对开门，以免书籍受灰尘和湿气的影响。“八”字形的底座支架，有利于书柜在长期使用中能保持稳定。
据孙百珍回忆，这两件家具是今年5月才成为紫檀博物馆“新成员”的。但若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1968年，24岁的李长春进入辽宁省沈阳市开关厂做技术员，一干就是8年。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工厂考虑到职工生活困难，会定期把各地发来的包装箱作为劈柴分给大家烧火做饭。李长春舍不得全部烧掉，从中挑选了大一些的木料，自学制作家具。
两件家具尽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抽屉、拉门依然活动自如。孙百珍说，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们是榫（音同笋）卯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方式，主要特点是很少、甚至不用钉子。比如这个衣柜，就只在合页上使用了钉子。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家具都已经失去了这一传统特色。”在孙百珍看来，这正是此次展出的意义所在：“由于经济条件所限，那个时代自制家具很普遍，这两件家具反映了时代特色。和馆里的大多数展品相比，它们没有使用名贵的木材，造型设计也不华丽，但体现了制作者对木工活儿的执着和热情，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勤劳肯干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一抹记忆，让现在的年轻人能更好地感受和继承。” 家具展出后，李长春的家人曾到紫檀博物馆参观，并拍了照片带回去给他看。许多普通观众也慕名而来。在展厅里，记者就遇到一对来自浙江嘉兴的老夫妇。他们告诉记者，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曾请木匠制作过同样风格的家具，如今再看到这组家具，感觉既熟悉又亲切：“做得真不错！不仅体现了手工艺的熟练，也体现了我们领导人勤劳的品格。”
李岚清，篆刻记录生活趣事
李岚清的篆刻技术是他从晚年才开始学习的。
2003年，李岚清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给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了8个字——健身健脑、读书创作。篆刻，就是他健脑的独特途径。
小时候，李岚清家的胡同口有一家刻字店。他每天都去看师傅们刻字，觉得非常有趣，就用修脚的刀子在普通石头上刻着玩。李岚清觉得，那就是自己在篆刻艺术上的所有“功底”。退休后，71岁高龄的李岚清决定重拾年少时的兴趣，自学篆刻。这是个费神费力的活儿，还伤眼睛，所以他的夫人一开始并不赞同。李岚清于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借助放大镜缓解眼睛的疲劳，同时把第一枚精心刻制的作品送给夫人。
初学时，李岚清的好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曾经“警告”他：“学篆刻可得小心，是会上瘾的。”李岚清对此满怀信心：“我自认为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种痴迷上瘾的事儿，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没想到，这一学，他竟然真的陷了进去。“为了一方印，即使影响睡觉我也一定要刻完。有时候很晚了，夫人叫我去休息，我手一抖刻坏了，还要冲她生气。”李岚清就像一个饿久了的人，如饥似渴地研究篆刻艺术，到2012年，他已刻了800多方印章。
传统的印材如寿山石等价格较高，李岚清就找了不少新材料代替，如人造石、瓷、砖块、木头等。考虑到外形美观的问题，他别出心裁地将漆艺、点螺、擦漆、贴金等工艺技法加以利用，使制出的印章兼顾经济与美观。他还很注重篆刻形式的创新，总是试图刻一点别人不常刻的东西。有一回受人之托篆刻生肖印，他查阅印谱，发现大都是传统形态，于是就尝试将卡通画入印，并尽量使它“长”得可爱一点。
李岚清篆刻的内容记录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有亲历的历史事件，如“世行无息贷款，教育项目优先”、“三来一补，功不可没”；有对处世的体悟，如“乐道”、“圆融”、“诚信”；还有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如“过度包装”、“不合格”等；更多的是记录其生活趣事。
一次，李岚清一家8口召开“家务会议”，选举“家务总裁”，结果他以7票之差落败。李岚清心里明白会落选，但没想到支持率会这么低。孙女说：“爷爷，如果让您当选，我们家恐怕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啃石头了。”夫人作为新当选的“家务总裁”对李岚清发话：“以后家里的事情，你没有发言权。”“失意”的李岚清埋头刻了一方“竞选失败”的印章来自我安慰，时不时看看，回想起投票的情景，总禁不住想笑。
李岚清戏称自己是“为外国音乐家篆印第一人”。在谈到李叔同先生非常推崇贝多芬并称其为“乐圣”时，李岚清曾幽默地说：“李叔同先生的篆刻艺术那么高超，为什么不给他欣赏的‘乐圣’授印为证呢？现在，李叔同先生未进行的工作就由我斗胆代劳吧！”他刻了一枚“乐圣贝多芬”的印章后又想，既然贝多芬被称为“乐圣”，莫扎特似可称为“乐仙”，便又刻了“乐仙”和“莫扎特”两方印。他把“乐”字刻成乐谱架子的形状，把“仙”字巧妙地刻成了五线谱，“莫扎特”三个字则由音符和琴键构成。“我想把乐谱、谱架、音符、琴键都在字形中表现出来，是希望让形式与内容相互融合，有意义，更有趣。”
“石可言美、石可言志、石可言情、石可言趣、石可言事”，李岚清用这20个字来形容他对篆刻艺术的感悟。他更想做的，是让更多人体味篆刻之美。他研究出许多篆刻的新材料和新技法，就是希望能把篆刻变成一项“大众艺术”，赋予印章更广泛的用途。“年轻人喜欢结婚交换戒指这一套西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增加点中国元素——交换印章；父母金婚、生日纪念，子女送他们一对印章，比什么礼品都好。还有，可以学习奥运会的‘中国印’，把篆刻用于商标、标志。”李岚清说：“让篆刻艺术跟进时代步伐，贴近大众，走向现实生活，雅俗共赏，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李铁映，“中国铁笔刀书第一人”
在女儿明鉴眼中，李铁映对瓷器的热爱与钻研，让他在退休后开始了一段与以往不同的人生。
李铁映别号紫竹、玄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情怀的领导人。他虽然是物理专业出身，但年轻时就对书画艺术创作情有独钟，对瓷器艺术更是痴迷。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出差在外时，总要挤出时间到当地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景德镇的博物馆、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甚至作坊，与景德镇陶瓷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研究探讨珐琅彩瓷的发掘与传承。他召集了一批从事珐琅彩瓷研究的专业人才，在景德镇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对珐琅彩瓷的信息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又对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尤其是对瓷用珐琅料的研制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反复试验，从而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尝试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将石头、玻璃、石英等材料融合到陶瓷创作中，使作品的结构、颜色更合理、出色。
因为热爱，李铁映利用业余时间不断钻研、探索，时间一长，他在瓷器鉴赏方面也成了专家。紫砂是门综合艺术，集绘画、雕刻、泥塑、书法、工艺于一身。在行家眼里，一把紫砂壶不仅能体现形、色、声、味，还能反映出创作者本身的精、气、神、韵。有一次，李铁映在紫砂艺术家顾治培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一把刚制造出的“争鸣壶”。壶的造型润和、圆滚，壶上停着一只活灵活现的知了，双眼明亮，薄薄的双翅似乎在振动。李铁映非常欣赏，竟脱口而出：“这把壶的主人，少说也该到知天命（50岁）之年了吧！”李铁映话音刚落，顾治培正好进入工作室，听到李铁映如此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段，就知道遇到了行家，立即讨要墨宝。李铁映挥毫写下“精、气、神”三个字，把两人在艺术上的共鸣全都包含其中。 对于瓷器，李铁映不仅仅会鉴赏，还亲手设计、创新。相传，清代著名金石书画家陈鸿寿（号曼生）为溧阳县县令时，曾经从溧阳出发，经200里水路，到宜兴与紫砂艺人合作，创新了紫砂壶陶刻装饰，同时在壶款的设计上开创了许多新款，其中最为经典的款式被后人总结为“曼生十八式”。无独有偶，李铁映也曾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宜兴之间，与紫砂艺人探讨、研究，并与紫砂名家合作，精心设计、制作出几百款紫砂壶，再精挑细选其中的18款，定名为“铁映十八式紫砂”。其做法参照了古代经典壶款的造型创意，以冲茶品茗为主要功能，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与情趣，又将艺术创意融于生活之中。
2004年，李铁映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一职，开始了专职“瓷器生涯”。置身于瓷器艺术中，他如痴如醉，逍遥自在，虽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收获更多。至今，他亲手制作的作品已有几千件。
李铁映还擅长在瓷器的泥坯上刻书法作品。2006年，为了纪念父亲李维汉，李铁映精心挑选了瓶、樽、画筒等不同形状的15件德化窑瓷，在上面刻出父亲的出生年月、革命历程、历任职务以及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用不大的篇幅，浓缩地记录下父亲光辉的一生。这组德化窑瓷，虽然形状不一，色彩不同，大小各异，但在这些文字的串联下，巧妙地融为了一个整体。
在泥坯上刻字是无稿创作，要有很高的书法造诣，还要很好地理解及把握泥土的特质，才能够做到行云流水、动静相宜。李铁映的这组作品被业内人士评价为“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刀的缓急来表现情感”，他从此被称为“中国铁笔刀书第一人”。
细川护熙，享受“晴耕雨陶”的生活
国际上不少领导人，手艺活儿也很地道。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细川护熙，他在1993年8月至1994年4月任日本首相期间，曾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做出过深刻的反省。退休后，他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制陶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1938年冬，细川护熙出生在日本九州岛熊本县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祖上是熊本藩的藩主，祖父细川护立是明治时期贵族院的议员，拥有侯爵爵位，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音同魔）。家族环境的熏陶使细川护熙兴趣广泛，尤其对东方文化的代表——陶艺，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
1994年4月，厌倦了政坛明争暗斗的细川护熙辞去首相职务。1998年，他又辞去议员之职，彻底离开政坛。虽然在老家熊本县拥有气派的宅邸，但他更钟情于东京南面神奈川县的海滨疗养胜地汤河原。在这座远离喧嚣的小镇，他置下宅院，并在庭院里建起一座窑炉，当起了陶工。
为了学习陶艺，细川护熙放下一切派头，遍访日本名窑，拜师学艺。在入门阶段，他曾经因为做出的陶品质量不佳，被老师斥为“笨蛋”。但是，细川护熙铁了心要在陶艺上有所成就，从没想过要回头。他把自己的宅子取名“不东庵”，自己艺号“不东”，正是取当年玄奘西天取经、绝不回头的寓意，以表达决心。
细川护熙退休后的梦想原本是过“晴耕雨读”的隐逸生活。但自从迷上陶艺，雨天时，他的读书时间几乎都被制陶占用了，生活变成了“晴耕雨陶”。朋友前去拜访，常会看到一位挽着袖子、满手陶泥的银发老人迎出门来，带着孩子般的快乐笑容。
日本人推崇茶道，细川护熙的先祖细川幽斋更是日本著名的茶道大家。因此，细川护熙把茶具作为自己制陶的主攻方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各种各样精致的茶碗。
他在家中专门修建了名为“一夜亭”的茶室，创立了“细川无手胜流品茶法”。朋友来访时，他拿出自己烧制的茶具，在“一夜亭”里和朋友们品茶论道，分享陶艺心得。有时，细川护熙会把自己的作品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但他有一条规矩，就是概不出售，他管这叫“门外不出”。偶有细川护熙的陶艺作品流入市场，往往成为收藏家、拍卖行追逐的对象，一套茶具的价格动辄人民币过万元，在日本陶艺界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每年，他都会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个人作品展。2011年，他甚至把展览办到了艺术之都巴黎。
细川护熙烧制的陶器备受好评，并非因为出自前首相之手，关键在于原料和工艺极为讲究。细川护熙崇尚日本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的古色，推崇“以似古迹为巧，以似古意为善”。他使用的陶土大多来自家乡九州，少部分来自名古屋地区。他制作的“乐茶碗”还要在陶土中掺加京都加茂川地区的石头粉末，上釉后以1200摄氏度高温烧制。他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正在找更好的泥土，有了好土就可以烧出更好的作品”。此外，细川护熙的作品充满创意，是个人审美情趣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作为日本对华友好的代表人物，细川护熙对中国的陶瓷文化一直心存向往。他曾对一位中国记者说，自己虽然多次访华，但仍有心愿未了，就是看看陶渊明、李白等大文豪生活过的地方，遍访中国各地名窑，同中国的陶艺大师们切磋技艺。
卡特，为穷人盖房子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以下称卡特）退休后也没闲着，时常到世界各地走走，行踪常见于各种报刊。但相比之下，能在美国专业刊物《好木工》杂志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许更让他开心。因为卡特对自己的木工手艺相当满意。外界对他的作品也十分认可。在200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卡特制作的木制家具以100万美元（按现行汇率，约合609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卡特192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一个农场主家庭，很早就接触到各种杂活，还学着自己动手做家具。日子一长，卡特成了一个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
1977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每到访一个国家，行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参观家具厂和收集当地特色木工工具。某次访问中国时，上海的一家家具厂给卡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专业地评价了该厂生产的硬木家具，认为它们“雕刻精细，漆面很厚，漂亮极了”。对中国的木工工具刨子，他更是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不用砂纸就能将木器磨光的“宝贝”。访问结束时，卡特专门带了一套中国的木工工具回去，并在日后的“木匠生涯”中一直使用它。 1981年，卡特卸任总统。深知卡特爱好的白宫工作人员专门选了一套木工工具，作为临别礼物送给他。他本人也很快在家里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并整天泡在里面，当起“专业木匠”。那之后，卡特家中的家具，包括卧室里的四柱胡桃木大床，都是由他亲手制作的。
或许是想让自己的手艺对更多人有所帮助，慢慢地，卡特开始每周抽出几天，穿上木工围裙，骑着三轮车，到贫民区免费为居民们修家具。有媒体报道，整整两年，大家对这位自称是“房产局木工詹姆斯”的老人的手艺交口称赞，却始终没人认出他就是卸任的总统。直到大家一起找到房产局，要求嘉奖“詹姆斯”，房产局的人才茫然地解释：“我们从没向那里派过木工啊。”日后，当媒体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对卡特进行采访时，他说：“我现在是美国支持率最高的木工。”
美国传记作家阿利亚和菲尔茨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木工学徒——吉米·卡特的精神传记》。菲尔茨说，取这样一个名字，绝不仅仅因为木工活是卡特的爱好，还因为卡特的木工活里寄托了他一直以来做人的理念。生长于虔诚教会家庭的卡特，对于人性中的善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卸任总统后，他将这份理解带到了自己的木工活儿里——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卡特结束某个庆祝活动的演讲后，在纽约市内散步。途经一处建筑工地时，他看到一个名为“仁人家园”的组织正在为穷人们盖公寓，一群志愿者站在杂乱的木材堆里，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精通木工的卡特决定帮帮他们。
后来，卡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纽约曼哈顿盖起一幢6层小楼，拉开了他参与“仁人家园”公益活动的序幕。此后，他和妻子罗莎琳每年都会抽出一周时间参与“仁人家园”的活动，帮穷人们建造简单、结实、廉价的住房。他还允许“仁人家园”给这项活动取名为“卡特工作计划”。
今年的“卡特工作计划”不久前刚刚结束。10月初，卡特穿着牛仔裤和蓝色衬衫，头戴安全帽，和妻子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接着又赶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继续自己的建筑义工工作。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政府关门的事情时，卡特却靠在一处在建房屋的阳台上，和妻子讨论着阳台的木制栏杆该怎么设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关心政府关没关门，只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居无定所。看到卡特戴着老花镜，对着电锯精确切割木料的场景，你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刚刚过完了89岁的生日。
10月10日，卡特再次出现在曼哈顿那幢6层小楼前，纪念自己参与这项公益活动30周年。
这30年里，“木工卡特”不仅走遍了美国，还走向了世界，海地、南非、菲律宾等国都有他亲手搭建的住房。“仁人家园”的工作人员拉弗蒂说：“他已经89岁了，完全可以说‘我干了30年了，够多了’。但我听到的消息是，他已经在为下一年的计划做准备了。”明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90岁的老木匠卡特扛着木料、带着斧锯，出现在某个新的建筑工地上。
普京，拿过四级木匠证书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也是一位“正牌木匠”。
2010年7月14日，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视察索契冬奥会场馆建设时，与大学生建筑队代表进行了交流，并详细讲述了自己上大学期间参加建筑队的经历。他回忆说，自己曾是建筑队的一员，在俄科米共和国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开设林道、修理房屋，并在实践活动结束时获得了四级“木匠证”。
一向以政治强人形象出现的普京竟然会做木工，这让不少大学生十分惊讶。有人提问：“您那时在建筑队里拿多少钱？”普京回答说：“干了一个半月拿到大约900卢布（按现行汇率，1卢布约合人民币0.18元），当时全国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50卢布，我们拿到的（比这个水平）要高。”他解释说，工资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蚊子非常多，在篝火旁都没办法久坐，娱乐的时间非常少”。
“也许，您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吧？”学生追问。
“不，我们知道怎么花。”普京说，“我和朋友一起去加格拉（黑海海滨城市，位于阿布哈兹地区）玩，在那儿花掉了一半的钱。之后我还买了一件外套，穿了10年。”
简单的交流，很快就拉近了学生们与普京的距离。难怪有人说，聊聊手艺活儿最有助于领导人与百姓进行沟通，也最容易带来亲近感。公开政治家的手艺活儿，是去神秘化的一大尝试：它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政治家们纵然半生叱咤政坛，也曾令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但内心终究藏着一份普通人的乐趣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