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敢把自己的日记公开出版，这足以表明，他已与历史上曾做过的错事决裂，它不仅以剖视自己的方式向章家表示了歉意，更不惜以切身之痛，告示公众那个年代带给人们的伤害。
　　
　　前些年读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从中了解到半个世纪前那场反右运动的许多往事，章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对作者的文采也很赞赏。不过，最近读了她揭发黄苗子和冯亦代“告密”的文章，觉得她评判历史似欠客观，看待往事带着情绪化以至难免有失理性。现特提出几点愚见与她商榷。
　　首先，当年的事实真相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章文揭发黄苗子的依据，主要是寓真发表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认为黄苗子把聂绀弩赠给他的十几首诗作为“反诗”向上告密，导致聂被捕。但王容芬近日发表《黄苗子告密辨析》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据王文说，寓真曾托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将其文章的复印件转交黄苗子，求证聂绀弩赠诗的来龙去脉。黄苗子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还说:“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见2008年1月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第一辑苗子、郁风篇)。此外，杨建民的文章《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也提到，有“十数首和诗，聂绀弩在世时，黄苗子并没有读到。因为诗成未久，聂绀弩便‘戴罪’入狱。这批诗作，被一并带进狱中档案。直到2005年，几经辗转，手迹的复印件才来到黄苗子手中。”(见2008年10月6日《人民政协报》)
　　《聂档》中引1967年2月18日预审聂绀弩时，聂也说:“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这说明那些为胡风、冯雪峰抱屈的所谓“反诗”，是在聂绀弩自己家被抄走的，而不是黄苗子上交的。
　　照上面这些说法，聂绀弩写的诗，黄苗子是在2005年才看到，那么当年黄苗子拿什么去“告密”？这些事实真相，看来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次，章诒和文章中所指，即使確有其事，例如冯亦代自己公开出版的日记，那也要抱着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无视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评判往事。
　　众所周知，50年代“反右”期间，各级组织都在号召检举、揭发“右派言行”，向组织“告密”，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冯亦代受人之命，把章伯钧的情况向组织汇报，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也是常人难以抗命的，何况那时冯亦代还担任学习组长，当然有汇报组员思想情况的责任。冯亦代自己被打成右派，还要汇报其他右派的情况，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他在日记中也坦承:“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
　　尽管冯亦代难免夹有戴罪立功的个人动机，但主要还是被迫去做这件事。那个年代，许多人被迫喊违心的口号，被迫说违心的话，被迫做违心的事，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冯亦代固然有他本身的弱点，但形势所迫，他也是那场政治角力的受害者。特别是章诒和揭发冯亦代的材料，都来自冯亦代自己公开出版的、带有忏悔性质的日记——《悔余日录》。冯亦代敢把自己的日记公开出版，这足以表明，他已与历史上曾做过的错事决裂，它不仅以剖视自己的方式向章家表示了歉意，更不惜以切身之痛，告示公众那个年代带给人们的伤害。冯亦代这样做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这种坦荡的精神，应该受到鼓励和赞扬，而不是嘲讽和谴责。用冯亦代公开忏悔的日记，再来笔伐已故的冯亦代，这恐怕太过分了，难怪有网友批评章诒和“无异挖坟鞭尸”。
　　再次，评判故人不可蓄意抹黑。冯亦代即使做过一些错事，后人在评判时还是应该全面和公正。但在章诒和的笔下，被她视为“亦父亦兄”的“冯二哥”，竟是“参加过青红帮、国民党”，“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只会带着咸鱼去章家揩油蹭吃蹭喝；对费孝通百般溜须拍马；还说冯亦代因为章伯钧批评过他中文程度太差，章妻李健生笑冯亦代写字难看，因而引发冯的忌恨，等等。如此抹黑冯亦代，无非显示章家对这样的人还这么厚道，这该是多么的高尚！认识冯亦代的人，都很难认同章诒和上述对冯亦代的描述。别的不谈，章伯钧说冯亦代中文不行，只表明他的无知，冯亦代散文的好文采，那是文学界许多人公认的。冯亦代热心助人，仗义执言，我有过切身之感，他绝非溜须拍马之辈。章诒和似乎对“告密”之举深恶痛绝，顺便说一句，据彭泽湘后人告诉我，早年彭泽湘也曾被章伯钧告密过。可见，人无完人，过去被人抹黑打击，现在切勿也抹黑打击别人。
　　
　　最后还想说，聂绀弩、黄苗子和冯亦代，都是我国老一辈有成就的文化人，他们虽经坎坷遭遇，但内心依然充满着爱。仅就如今尚健在的黄苗子来讲，去年年初他给困难学生捐款时就说过:“人要有爱，人要懂美。”前年，相伴63载的妻子郁风驾鹤西去，黄苗子参透生死，着手筹建黄苗子、郁风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给后世留下善缘。基金会章程里有一条:“建希望小学，投资建设过程中接济不上的，可以无偿帮助。”黄苗子以往不卖画，但为了建基金会，今年2月，他拍卖了218件藏画，把所得3000万元，都捐作基金会的启动资金。他还希望自己能顺利出院，然后写一部记述与众多挚友交往的人生经历和岁月。冯亦代也已把自己的藏书和手稿，全部捐赠给现代文学馆了。
　　章诒和作为以往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对自己及同样的受害人，所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怨气，想发泄，要讨公道，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也应给予同情。但是呼唤正义也需要理性。往事是烟也好，不是烟也好，毕竟都已成历史，故人的功过，历史自有公论。在反思往事时，既要客观历史地来看，排除主观的情绪；还要学会宽容的心态，不要拿现在的环境和认识，去评价和要求前人，尤其是已故的前辈。历次运动伤害的人太多了，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是非，很难有准确的判断标准，倘若人人事事都要来算清老账，岂不要再造成新的伤害。所以，评判故人宜宽容，往事还是让它留在历史里吧，重要的是，活着的人都应该向前看。(作者为《译林》杂志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