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将军早年五次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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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大将一生历险无数,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几年里,曾五次遇险,充满了传奇色彩。
  
  探虎穴群众助脱险
  
  1925年5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为讨伐军阀陈炯明,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进行第一次东征,给粤东军阀以沉重打击。但出乎意料的是,原来一向表示拥护革命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却趁孙中山刚刚逝世及革命军东征之机,突然发动反革命叛乱,勾结广东军阀和广州商会中的反动分子,向广州发动了猛烈军事进攻,形势十分危急。5月13日,主持广东革命政府工作的廖仲恺奔赴汕头,向东征军求援。前线指挥部决定,革命军暂停东征,全部回穗平叛。
  为了摸清广州敌情,给回师的革命军作好攻击准备,并联络市区工人里应外合,指挥部决定派人潜入广州,打探消息。但是,派谁去合适呢?指挥部几经挑选,决定派机智勇敢、善于应对的陈赓去完成这个任务。陈赓是黄埔一期生,曾因学习成绩优异、军事技术出众、自我要求严格而闻名全校,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毕业后,留校任入伍生第七连副连长,参加了这次东征。
  陈赓受命后连夜赶向广州。这时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及其他大部分政府机关已被叛军占领。市区遭烧杀抢掠,混乱不堪。叛军到处搜查,见到革命军就杀,见到可疑的人就抓,整个广州城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陈赓知道自己这次任务的艰险,已做好了为民族、为革命而献身的思想准备。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打扮成富家学生的模样进入了市区。恰好他在沿街发现有丢弃的反革命传单数千张,便灵机一动,迅速挟在腋下,边走边散发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散发传单”,他已把市区主要部位的敌情摸了个一清二楚,也和工会组织取得了联系。
  完成任务后,陈赓高兴地往回赶。谁知还没走出市区,突然遇到一队叛军把他截住。这时,他手里的传单已经散完,没有了“护身符”,被叛军扭送到八旗会馆审问。
  “你是干什么的?”枪栓一阵乱响。
  “我是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陈赓边说边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校徽。
  “不可能!一定是冒牌的!枪毙掉算了!”有几个叛军提议。
  “你们可不要冤枉好人,我是去散发欢迎你们的传单,我和几个同学分头去的!”
  这句话使叛军头目听了很入耳,他看陈赓是一派富家子弟的模样,不由得生出几分“同情”,便按下黑洞洞的枪口,决定带陈赓去师范学校对证。
  “老头,他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叛军指着陈赓问学校看门的老人。
  看门的老人一看这伙叛军气势汹汹,如虎狼一般,心中早就明白了几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几个同学出去没多久。”老人的话和陈赓说的不谋而合,立刻打消了叛军们的怀疑,只好当场放走陈赓,一伙人骂骂咧咧悻悻地走开了。
  陈赓对老人万分感激,感谢他救了自己。老人却轻轻摆摆手,指着离去不远的叛军低声说:“快走吧!这伙坏蛋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说不定他们还会再回来!”
  陈赓快步离开市区,向革命军驻地飞奔而去,将侦察到的情况向指挥部汇报。东征军根据掌握的敌情,恰当地部署兵力,很快平息了这次叛乱。
  
  闯荒山“民匪”放通行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第二次东征。27日,东征军右路纵队第三师在华阳附近与敌主力遭遇,攻击受挫。主帅蒋介石亲率指挥部赶到前线督战。但战至下午,第三师在强敌迂回包围下伤亡过半,全线崩溃,总司令蒋介石也陷入敌军四面包围之中,形势万分险恶。紧急时刻,陈赓顾不得自己左脚受伤,忍着剧痛,果断地背起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向安全地带跑去。他一口气跑出几里路,才摆脱了险境。
  这时已近黄昏,情绪渐渐恢复正常的蒋介石提出,要派一个人去找何应钦、周恩来等,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派部队接应总指挥部。但他环顾四周几个军官,个个面面相觑,都找借口畏缩不前。陈赓见状便自告奋勇请求前去,这让蒋介石大喜过望。可一想到此行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途中还要翻越一座1300多米的高山,山中经常有虎狼出没,路上土匪更是三五成群,杀人越货,危险异常。蒋介石不禁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可又无可奈何,只得深情地对陈赓说:“又辛苦你了!你装扮成农民,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陈赓自己倒不在意。他认为作为军人,在关键时刻就应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接过蒋介石的信,更换了衣服,带着50块银元,提着一根木棍,在夜色中起程。
  陈赓一路急驰,平路上几乎是在小跑,遇上山路也顾不上歇息。他攀岩登壁,跨沟越坎,哪管山路崎岖险峻。这时,丛林中不时传来声声野兽吼叫,听得陈赓头皮阵阵发麻,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毕竟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以前哪里走过这种夜路?!
  走着走着,突然迎面窜出几个人:“站住!干什么的?!”
  “赶路的!”陈赓边说边将银元向领头的递过去。“请你帮帮忙,我有急事。”
  “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一定是个当兵的!说不定是陈炯明的逃兵。大哥,把他干掉算了!”后面一个人打开枪机,对准了陈赓。枪一响,陈赓命就没了。
  “慢着!”那头目把陈赓全身搜索了一遍,问道:“说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陈部的逃兵?”
  陈赓听头目话中没有恶意,揣度这些“土匪”可能是破了产被“逼上梁山”的“民匪”,便实话实说:“我是广州来的革命军,奉命去送信的。不信看看我这负伤的脚,就是让叛军打的。”
  那头目对前线的战况有所了解,思忖了片刻,知道若不是革命军,量叛军的逃兵也没有这个胆量走这条山路。
  “那好,我们相信你!”头目说着,迅速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个圆圈,又点上许多点,连银元一同交给陈赓:“带上它赶路吧!路上再遇上拦截的人,让他们看看这张纸就没事了!”
  就这样,陈赓凭着这张符号纸,又闯过几处“土匪”的拦截,终于在次日的中午找到周恩来与何应钦。周恩来立即派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了回来。陈赓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任务。
  
  负重伤九死获一生
  
  然而,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日中天,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汪精卫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却发动反革命政变,使昔日的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1927年8月1日,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时任营长的陈赓参加了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但敌强我弱,3天之后,起义部队被迫退出南昌,向广东潮汕方向转移,陈赓奉命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8月下旬的一天,起义军在会昌同强敌遭遇,激战至下午1时许,陈赓不幸左腿两处中弹,被打断了脚腕骨和膝盖处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这时,一队敌军开始向我军山头阵地搜索前进。陈赓见情势危急,立即脱掉身上的军服,顺着山坡滚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随之把流淌的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佯装已经死去。不一会儿,搜索的敌人走了过来,陈赓马上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敌士兵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以为是具死尸,便悻悻离去。陈赓又一次死里逃生。
  但重伤使陈赓无法行动,他在那里眼巴巴地躺了近3个小时。下午4时许,叶挺部赶来反击敌军,双方血战一个多小时,才将敌人打退。过了不久,陈赓又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以为又是敌人,仍然装死不动,身上挨了一枪托也没有吱声。又过了一阵,陈赓睁开眼偷看,发现他们脖子上都系有红带子,是起义军的标志。陈赓马上高声喊起来:“喂!同志,我还活着,是自己人!”这时一个躲在附近草丛中的起义战士也出来作证:“他是第三师的!”
  原来,这是叶挺部的一支搜索队,专门来阵地上搜寻我方伤员的。他们见状便将陈赓抬起来,送到已被起义军占领的会昌城。在这里,陈赓见到了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他紧紧握住首长的手,泪水潸然而下,万分感慨地言道:“我陈赓总算又捡回了一条命!”
  
  乘危船斗智离险境
  
  陈赓的腿伤因得不到彻底治疗而日趋严重。起义军一路行军,他都是被抬着走的。1927年9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陈赓被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医院中接受治疗,但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军人后,便在治疗上百般刁难。
  9月30日,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汕头,起义军又被迫撤离。临行前,周恩来派人给陈赓送来一笔钱,并安排卢冬生等照顾他,要他安心治疗。从此,他们就同部队失去了联系。
  不久,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汕头,日本人就借机下逐客令,要陈赓马上出院。可陈赓在这里举目无亲,伤腿又不便行动,到哪里去呢?英雄虎目不禁阵阵酸楚。幸好,医院一位护士李小姐和一位工人很同情陈赓,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我们先把你搬到工人住的房间里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送你们去香港,离开汕头!”
  10月初的一天上午,在好心的李小姐和那位工人的安排下,陈赓、卢冬生等终于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离开了汕头这血雨腥风的是非之地。但令陈赓十分遗憾的是,20多年后,当陈赓率大军挺进广东,再派人去打听这两位恩人的下落时,却未能找到。
  陈赓从汕头上船后,心情并不轻松。因为他在登船的那一刻就发现,船上还有不少人是起义军,而且人们都对他们投来惊异、戒备的目光,船家也多次不怀好意地打量他们。因此,陈赓暗暗告诫卢冬生,要做好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
  果然,就在轮船即将靠岸前,船家便挂出“这里有危险”的特殊讯号,要求岸上的巡捕来检查。船刚刚靠岸,腿脚灵便的人见势头不对,没等巡捕上船,便拥上码头,迅速星散。可陈赓因不能行走,坐在卢冬生等抬着的一把椅子上,立刻成了注意的目标。
  “你是怎么负得伤?一定是在汕头失败的共产党!”巡捕气势汹汹地问。
  “我是潮州人,在电报局做工。那里打仗时,我慌忙逃跑,跳楼时跌伤的!”陈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潮州电报局比较熟悉,且潮州到香港是顺路,这是他在船上就想好的。且陈赓为人机敏,走到那里都爱学几句地方方言,以备不虞。果然,他这几句广东话也派上了用场,虽然学得不太好,但对付这些巡捕还是游刃有余,起了很大作用。
  “电报局在什么地方?”
  “在韩文公庙隔壁!”陈赓在那里住过,所以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说得不对!你不是潮州人!”巡捕瞪着一双贼眼再次试探。
  “那是你弄错了!我在电报局干了好几年了,哪还有错,不信你问问别人!”陈赓一脸坦然。
  巡捕见陈赓对答如流,没有任何破绽,只好放他们过去。但上岸之后,因为没有一个熟人可以投靠,他们无处栖身,只好流落街头。可刚一坐下,就有巡捕过来挥舞着木棒驱赶。到医院去治疗,医生一见是枪伤,也冷漠地拒之门外。他们又怕在大街上惹出麻烦,实在无奈,卢冬生只得背着陈赓到厕所里坐一会儿。他们饥肠辘辘,陈赓又因腿伤疼痛难忍,真是苦不堪言。
  几天之后,他们打听到有去上海的轮船,陈赓就对卢冬生说:“我这里还有20多块钱,咱们还是去上海找党吧!”
  当天他们便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虽然上船时船家又进行刁难,但送上五块钱的“小费”后,总算顺利起程。几天之后,他们来到上海,找到了组织,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陈赓还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住进了上海久负盛名的牛氏兄弟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遇故旧巧周旋脱身
  
  陈赓伤愈后,被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特科任情报科长,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期间,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保卫中央机关,严惩了一些叛徒特务,获取了大量敌人情报,保卫了中央机关,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也常常把一些重大任务交给陈赓去完成。
  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组织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中共顺直省委,连续遭到叛徒特务的几次搜捕,损失惨重。为了整顿顺直省委,清除叛徒特务,一天,周恩来找到陈赓,要他秘密去天津,帮助省委建立一个类似中央特科性质的组织,迅速恢复省委工作。
  陈赓受命后,便取道南京,沿津浦路北上,踏上了又一次非常惊险的旅途。
  那天,陈赓打扮成商人模样,刚过江到浦口车站,就见有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登上那节专门为他们挂的花车厢。他怕遇见熟人,连忙挤进跟前的普通车厢,靠边找了个座位,然后把礼帽拉下遮住自己的半个脸,佯装睡觉。
  列车正点启动了,陈赓稍稍松了一口气。
  哪知,没过半个时辰,面前传来一声招呼:“陈先生,我们钱军长请你到他那里去坐坐!”陈赓用目光一扫,面前站着一个国民党军的马弁。陈赓知道已被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军事教官钱大钧认出来了,但他佯作不知,一动未动。
  “陈先生,我们钱军长请你过去!”说话人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你认错人了!我是做生意的,不认识什么钱军长!”
  马弁不知底细,只好离去。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邀请,陈赓依然执意不承认。
  “哈哈……我没认错吧!果然是你陈赓。还得要我亲自来请,就到我车厢坐坐嘛!”钱大钧竟然亲自来了,他不管陈赓愿意不愿意,拉起就走。
  “你们看!我捉到一个活共产党!”来到花车厢,钱大钧向同行们调侃道。
  “我早就不干了!现在做点生意,准备到河南找老同学胡宗南去想点办法。”陈赓表现非常轻松地回答。
  “怎么?改邪归正了!?”
  “那谈得上改邪归正,是人家嫌我落后,不用我了!”接下去陈赓有意把话题扯到黄埔的往事,冲淡一下紧张的气氛。
  “那次校长涉险,多亏了你搭救,事后校长要处罚我这个警卫团长,也是你帮了我一把,说我找校长找了整整一夜,急得都要哭了,才把校长的气打消了!我应该多谢你呀!”钱大钧真诚地说。
  “区区小事,何言道谢!你也是我的老师嘛!”说罢,陈赓东扯葫芦西扯瓢地和钱大钧一伙人瞎侃,拖延着时间。
  快到徐州站了,陈赓站起来辞行:“恕不奉陪,我可该在这里换车了!”钱大钧没有拦阻。陈赓下了车,快步向后面人群中挤去,然后又偷偷钻进了另一节车厢。
  谁知,列车刚开动一小会儿,那个马弁又来了。“陈先生,我们军长请你再过去!”无奈何,陈赓第二次来到花车厢。
  “陈赓,你在我面前搞什么鬼!你说你不干了,我还不了解你,你这种人会改弦易辙?你能骗别人,还骗得了我!”钱大钧一见陈赓便挖苦起来。原来,陈赓刚才一下车,钱大钧就派人盯着他。
  “唉!像我这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是想干人家也不会用我,不然的话,早让我去带兵了,还会让我自己轻闲地四处游荡?”陈赓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
  “这次你就安心坐你的车吧。念在黄埔的旧情谊,我这回不会难为你,不过你要好自为之,以后如果我摸清了你的底细,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钱大钧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吻说道。其实,他只知道陈赓过去参加过共产党,可最近的情况并不清楚,又念在以往有恩于己,所以才网开一面。
  “哈!看你说到哪去了,我哪能信不过老师。原来是想转车,可下车后一想,还是先去天津看看有没有生意,再返回来去河南。”陈赓只得自打圆场地辩解说。
  果然,在后面一路,钱大钧都没有再找什么麻烦。车到天津,陈赓急忙告辞,下车钻进了茫茫人海,逃脱了这次劫难。
  许多年后,当陈赓将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独当一面,把国民党军打得一败涂地,气得蒋介石连连长叹时,钱大钧不无悔恨地私下对人说:“我真后悔那一次放了陈赓,成了我们的一大对头,不然……”
  然而,这些对陈赓将军来说,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历史记下的不仅是一位革命战士的血与火的经历,更铭刻着一个共产主义者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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