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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访问科威特，适值伊拉克正往伊科边境调集军队。然而，科威特官员对相关警告却不以为然：“别紧张，伊拉克在经济上对科威特太依赖了，以致于不可能进攻我们，他们从来不会咬给他们喂食的手的。”然而，伊拉克在三个月后真的狠狠地“咬”了科威特一口，“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加和平”的理论再次被证伪。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越发相互依赖，由此改变了国家传统安全观念与维护安全的政策与方法。在相互依赖中，不对称性会赋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一种权力。中国对西方的不对称依赖，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进行敲打与讹诈，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型“安全困境”。
相互依赖的陷阱
经贸交往与经济依赖并非是实现永久和平的纽带。早在18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永久和平”纲领中曾论证，贸易的商业精神和经济相互依赖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19世纪，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理查德·科布登分析，自由贸易对相关国家具有巨大的“纽合”作用，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惟一途径，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这就是著名的“贸易纽带说”。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于西方兴起，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与政策逐渐由新现实主义让位给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会导致和平，即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和平，而且越是开放，关系也就越和平，因为彼此都担心贸易纽带的断裂而失去经济利益，所以不愿发动战争。
但是，相互依赖创造了自相矛盾，既可能产生合作的动力，也可能埋下冲突的因子。经济相互依赖既可能减少冲突，也可能增加冲突，关键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和条件。1990年5月，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访问科威特，适值伊拉克正往伊科边界调集军队，科威特官员对相关警告不以为然：“别紧张，伊拉克在经济上对科威特太依赖了，以致于不可能进攻我们，他们从来不会咬给他们喂食的手的。”然而，伊拉克真的狠狠地“咬”了科威特一口，“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加和平”的理论再次被证伪。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既不是有效阻止战争的堤坝，也不是实现永久和平的纽带。
不对称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经贸交往能否促进和平，这与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密切相关。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资源、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互依赖的程度彼此有强弱之分，对由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安全感和利益满足感存在差异，如此便出现依赖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则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依赖性较弱的一方将对手对自己的更大依赖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或更大的话语权，因此依赖的不对称性是“权力的来源”。
在不对称的经贸交往中，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处于一个对己不利的博弈格局中，并可能受到依赖性较小的一方的摆布。对依赖性较强的国家而言，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贸易所带来的往往不是净收益，而可能是净成本。因此，与他国的经贸交往，可能在促进对方繁荣的同时而使自己陷入相对贫困，甚至因此在政治上沦于被操纵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夏威夷对美国蔗糖市场的严重依赖，通过大幅限制蔗糖进口造成了夏威夷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1898年美国乘机吞并了这个群岛。此外，若以不对称相互依赖为政治杠杆，武力对抗就容易发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长期形成对美国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依赖，1941年美国在国内外力量的重压下，中止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这直接成为引爆美日战争的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产油国利用西方对自己的石油依赖而向西方叫板，从而令相关西方国家损失惨重。
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不平等贸易交换与不平等的经济交往，而且是国际关系中依赖性较大的国家始终处于战略被动，甚至是政治依附，由此会侵蚀乃至丧失经济主权，从而在关键时刻难以维护国家利益。
“相互依赖”学说掩饰国际强权和掠夺实质。在全球化趋势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国际分工，显著改善了经济地位，但也导致了对其资源环境等的伤害甚至更深一层的被掠夺。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兴经济体通过发展外向经济，通过对本国资源、环境甚至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的透支，积累起庞大外汇储备，扭转了债务国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耀眼的债权国。但是，债务国与债权国身份的转换，反而使新兴经济体被债务国——发达国家所套牢、敲诈。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金融恐怖平衡”，不断增持发达国家的债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产在发达国家肆意印钞中持续缩水。
当这些新兴经济体是债务国的时候，他们处于“依附”地位；当他们是债权国的时候，他们依旧处于“依附”地位。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所谓相互依赖，充其量只适用于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一理论还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蒙蔽作用，它应用在南北关系上，只能有助于掩盖帝国主义强权和掠夺的实质。
中国的对外不对称依赖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扩大，中国与众多国家或地区形成了相互依赖，尤其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实际上，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这种不对称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资源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世界加工厂”之路，大量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由此形成对国际资源的日益严重依赖。1993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如今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3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5％。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利用中国对国际铁矿石的严重依赖，将铁矿石价格不断推向新高，使得中国钢铁企业效益每况愈下。今后20年是中国经济较快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时期，预计2020年，一些主要的大宗矿产如煤炭、钢铁、钾盐等的需求量是2000年的两倍左右，而石油、铜、铝等将可能是3～4倍。除了煤炭之外，届时这些矿产的对外依存程度都在50％以上。因此，被国际垄断资本持续敲诈似乎不可避免。
市场的依赖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感召下，中国迅速将对外贸易的发动机利用到极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迅猛增长，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外贸依存度也高达70％，出口依存度接近40％。中国外贸高依存度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占全球75％。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依赖，正令中国品尝苦果，未来还有更多更大的苦果。
技术的依赖 1992年，中国匪夷所思地确立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在诸多领域、诸多行业基本放弃了研发，改由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先进技术”。如此，中国便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与陷阱，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据中国科学院统计，中国数字设备进口依赖程度是：光纤设备100％，高端医疗设备95％，集成电路设备95％，石化设备85％，纺织设备80％。在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拥有；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专利基本上被外企所垄断。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中国实际上只是建立了一个庞大但是“弱智”的经济体系。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大量科技人才，却要长期引进、依赖国际二流技术，真是耻辱!
品牌的依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贴牌制造”，如今中国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2010年6月，美国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09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竟然无一品牌入围。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与国际品牌集团共同发布的“2009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企业无一上榜。在连续四年(2006～2009)“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品牌均无踪影。2009中国企业500强出炉，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此评论：客观地讲，500强更像500大。因此，金融危机风暴袭来，尽管中国远离台风中心，但是众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代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企业因此关门。
资本的依赖 长期以来，在“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的荒唐逻辑下，以超国民待遇大力引进外资，由此形成了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个近乎不受中国监管的“经济飞地”，聚集着随时可以撤离的“浮萍式企业”；更加使得投资热高烧难退，且宏观调控越来越受外部力量的干扰；导致热钱肆虐，投机盛行；严重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对本土产业竞争力形成巨大抑制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导致中国产业链普遍偏短，就业不足，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循环不畅；使中国正在失去对越来越多的行业的主导权和市场发言权；等等。
此外，还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制与秩序的依赖、对西方为我们“精心培养的人才”的依赖以及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的依赖。对西方严重的不对称依赖，正赋予西方国家敲打、讹诈中国越来越大的能量，中国动辄得咎，在对外交往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过度不对称依赖的沉重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客观上正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欧盟、美国、日本分别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主要资金、技术来源，也是中国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对象。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自美国，美国也是中国最大海外投资国，中国2.4万亿外汇储备中约2／3是美元资产。中国对美国与西方的经济依赖，使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与影响，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周期性经济寒流。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就让中国切身感受到“依赖的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赋予了他们敲打、讹诈与捧杀、忽悠中国的权力。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更重视的是“相对收益”的大小，而不只是“绝对收益”的多少。如果两个国家从相互依赖中获得的收益不等，那么获益少或获益虽较多但却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实力优势的一方，客观上存在着破坏或限制双边经贸关系的倾向，以消除对方获得的相对好处的可能。在中美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虽然美国与西方国家往往获益更多，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这种较多收益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优势，也就是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日益缩小。因此，制造经贸摩擦也就日益频繁，以逼迫中国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给予西方更多让步。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战略或战术的需要，对中国时而打压时而捧杀，或打或捧，打捧并举，忽悠中国承担西方自己不愿承担、中国本不应承担、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所谓“大国责任”。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严重且持续损害中国的经济主体意识与经济主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应该是越来越强。一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强化其经济主体的物质基础，但是一国经济实力并不等于该国的竞争力，石油输出国就是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上，更表现在使这种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上。当一个国家不仅在资源、市场、技术与品牌上对外依赖，而且在经济体制、人才与思想上也对外依赖时，这个国家经济主体意识与经济主权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的高速成长，使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第一”：世界制造第一大国，外贸顺差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0年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也要知道，中国也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对外依赖第一大国。这种依赖，带给中国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祥征兆。中国经济的初步繁荣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代价同样也是巨大的，不仅耗费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而且牺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与价值，更重要、也是最大的代价是形成了对西方过度而不对称依赖，由此使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愈发处于被动。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越发相互依赖，由此改变了国家传统安全观念与维护安全的政策与方法。在相互依赖中，不对称性会赋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一种权力。中国对西方的不对称依赖，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进行敲打与讹诈，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型“安全困境”。
相互依赖的陷阱
经贸交往与经济依赖并非是实现永久和平的纽带。早在18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永久和平”纲领中曾论证，贸易的商业精神和经济相互依赖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19世纪，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理查德·科布登分析，自由贸易对相关国家具有巨大的“纽合”作用，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惟一途径，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这就是著名的“贸易纽带说”。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于西方兴起，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与政策逐渐由新现实主义让位给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会导致和平，即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和平，而且越是开放，关系也就越和平，因为彼此都担心贸易纽带的断裂而失去经济利益，所以不愿发动战争。
但是，相互依赖创造了自相矛盾，既可能产生合作的动力，也可能埋下冲突的因子。经济相互依赖既可能减少冲突，也可能增加冲突，关键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和条件。1990年5月，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访问科威特，适值伊拉克正往伊科边界调集军队，科威特官员对相关警告不以为然：“别紧张，伊拉克在经济上对科威特太依赖了，以致于不可能进攻我们，他们从来不会咬给他们喂食的手的。”然而，伊拉克真的狠狠地“咬”了科威特一口，“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加和平”的理论再次被证伪。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既不是有效阻止战争的堤坝，也不是实现永久和平的纽带。
不对称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经贸交往能否促进和平，这与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密切相关。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资源、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互依赖的程度彼此有强弱之分，对由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安全感和利益满足感存在差异，如此便出现依赖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则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依赖性较弱的一方将对手对自己的更大依赖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或更大的话语权，因此依赖的不对称性是“权力的来源”。
在不对称的经贸交往中，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处于一个对己不利的博弈格局中，并可能受到依赖性较小的一方的摆布。对依赖性较强的国家而言，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贸易所带来的往往不是净收益，而可能是净成本。因此，与他国的经贸交往，可能在促进对方繁荣的同时而使自己陷入相对贫困，甚至因此在政治上沦于被操纵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夏威夷对美国蔗糖市场的严重依赖，通过大幅限制蔗糖进口造成了夏威夷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1898年美国乘机吞并了这个群岛。此外，若以不对称相互依赖为政治杠杆，武力对抗就容易发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长期形成对美国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依赖，1941年美国在国内外力量的重压下，中止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这直接成为引爆美日战争的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产油国利用西方对自己的石油依赖而向西方叫板，从而令相关西方国家损失惨重。
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不平等贸易交换与不平等的经济交往，而且是国际关系中依赖性较大的国家始终处于战略被动，甚至是政治依附，由此会侵蚀乃至丧失经济主权，从而在关键时刻难以维护国家利益。
“相互依赖”学说掩饰国际强权和掠夺实质。在全球化趋势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国际分工，显著改善了经济地位，但也导致了对其资源环境等的伤害甚至更深一层的被掠夺。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兴经济体通过发展外向经济，通过对本国资源、环境甚至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的透支，积累起庞大外汇储备，扭转了债务国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耀眼的债权国。但是，债务国与债权国身份的转换，反而使新兴经济体被债务国——发达国家所套牢、敲诈。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金融恐怖平衡”，不断增持发达国家的债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产在发达国家肆意印钞中持续缩水。
当这些新兴经济体是债务国的时候，他们处于“依附”地位；当他们是债权国的时候，他们依旧处于“依附”地位。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所谓相互依赖，充其量只适用于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一理论还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蒙蔽作用，它应用在南北关系上，只能有助于掩盖帝国主义强权和掠夺的实质。
中国的对外不对称依赖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扩大，中国与众多国家或地区形成了相互依赖，尤其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实际上，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这种不对称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资源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世界加工厂”之路，大量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由此形成对国际资源的日益严重依赖。1993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如今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3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5％。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利用中国对国际铁矿石的严重依赖，将铁矿石价格不断推向新高，使得中国钢铁企业效益每况愈下。今后20年是中国经济较快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时期，预计2020年，一些主要的大宗矿产如煤炭、钢铁、钾盐等的需求量是2000年的两倍左右，而石油、铜、铝等将可能是3～4倍。除了煤炭之外，届时这些矿产的对外依存程度都在50％以上。因此，被国际垄断资本持续敲诈似乎不可避免。
市场的依赖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感召下，中国迅速将对外贸易的发动机利用到极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迅猛增长，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外贸依存度也高达70％，出口依存度接近40％。中国外贸高依存度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占全球75％。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依赖，正令中国品尝苦果，未来还有更多更大的苦果。
技术的依赖 1992年，中国匪夷所思地确立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在诸多领域、诸多行业基本放弃了研发，改由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先进技术”。如此，中国便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与陷阱，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据中国科学院统计，中国数字设备进口依赖程度是：光纤设备100％，高端医疗设备95％，集成电路设备95％，石化设备85％，纺织设备80％。在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拥有；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专利基本上被外企所垄断。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中国实际上只是建立了一个庞大但是“弱智”的经济体系。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大量科技人才，却要长期引进、依赖国际二流技术，真是耻辱!
品牌的依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贴牌制造”，如今中国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2010年6月，美国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09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竟然无一品牌入围。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与国际品牌集团共同发布的“2009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企业无一上榜。在连续四年(2006～2009)“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品牌均无踪影。2009中国企业500强出炉，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此评论：客观地讲，500强更像500大。因此，金融危机风暴袭来，尽管中国远离台风中心，但是众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代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企业因此关门。
资本的依赖 长期以来，在“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的荒唐逻辑下，以超国民待遇大力引进外资，由此形成了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个近乎不受中国监管的“经济飞地”，聚集着随时可以撤离的“浮萍式企业”；更加使得投资热高烧难退，且宏观调控越来越受外部力量的干扰；导致热钱肆虐，投机盛行；严重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对本土产业竞争力形成巨大抑制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导致中国产业链普遍偏短，就业不足，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循环不畅；使中国正在失去对越来越多的行业的主导权和市场发言权；等等。
此外，还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制与秩序的依赖、对西方为我们“精心培养的人才”的依赖以及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的依赖。对西方严重的不对称依赖，正赋予西方国家敲打、讹诈中国越来越大的能量，中国动辄得咎，在对外交往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过度不对称依赖的沉重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客观上正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欧盟、美国、日本分别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主要资金、技术来源，也是中国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对象。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自美国，美国也是中国最大海外投资国，中国2.4万亿外汇储备中约2／3是美元资产。中国对美国与西方的经济依赖，使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与影响，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周期性经济寒流。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就让中国切身感受到“依赖的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赋予了他们敲打、讹诈与捧杀、忽悠中国的权力。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更重视的是“相对收益”的大小，而不只是“绝对收益”的多少。如果两个国家从相互依赖中获得的收益不等，那么获益少或获益虽较多但却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实力优势的一方，客观上存在着破坏或限制双边经贸关系的倾向，以消除对方获得的相对好处的可能。在中美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虽然美国与西方国家往往获益更多，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这种较多收益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优势，也就是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日益缩小。因此，制造经贸摩擦也就日益频繁，以逼迫中国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给予西方更多让步。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战略或战术的需要，对中国时而打压时而捧杀，或打或捧，打捧并举，忽悠中国承担西方自己不愿承担、中国本不应承担、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所谓“大国责任”。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严重且持续损害中国的经济主体意识与经济主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应该是越来越强。一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强化其经济主体的物质基础，但是一国经济实力并不等于该国的竞争力，石油输出国就是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上，更表现在使这种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上。当一个国家不仅在资源、市场、技术与品牌上对外依赖，而且在经济体制、人才与思想上也对外依赖时，这个国家经济主体意识与经济主权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的高速成长，使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第一”：世界制造第一大国，外贸顺差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0年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也要知道，中国也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对外依赖第一大国。这种依赖，带给中国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祥征兆。中国经济的初步繁荣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代价同样也是巨大的，不仅耗费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而且牺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与价值，更重要、也是最大的代价是形成了对西方过度而不对称依赖，由此使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愈发处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