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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解释，同时也点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以及它的历史根据。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从马克思对普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早已明白蒲鲁东正是因为对“二律背反”不具备正确认知才出现书中的错误思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对价值“二律背反”的批判、“二律背反”的表现以及我国应如何防范此类风险三个部分来分析。
关键词：二律背反;批判价值;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1.003
1 马克思对价值“二律背反”的批判
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其进行了七个说明，倘若我们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骨架，那就不难发现蒲鲁东受到的“构成价值”批判是马克思的点睛之笔。因为蒲鲁东的“二律背反”解决方案便是以构成价值作为核心，同时也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蒲鲁东又将“二律背反”称为反律，指的是命题之间的特殊关系，蒲鲁东认为两个命题处于不可或缺但又彼此对立、斗争的关系中。然而这却并非属于蒲鲁东的独特理论，亚当·斯密、李嘉图早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解答——劳动价值论。而蒲鲁东则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寻找到了一个抽象的范畴，即构成价值。
蒲鲁东受到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分别为：其一，蒲鲁东在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时掺杂了过多的主观意识，在蒲鲁东的认知中必须先提前进行假设才会产生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的每一次发生都仅仅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事件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提出了交换的建议，接着就不断地有人来建议二次方的交换，以至三次方的交换。蒲鲁东认为交换的历史是从先验假设的需要开始的，这种先验的假设正是马克思反复批判的主观主义。其二，蒲鲁东仅仅以调和的形式做出了“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方法并未深入到现实社会。蒲鲁东关注的价值“二律背反”的一种现象——生产带来贫困，原本生产应当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工人越是努力工作创造的价值越多反而越贫穷，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责任并不在于价值的二律背反，而是劳动的异化引发了这种现象。但是“二律背反”反映的仅仅使现实社会的矛盾，蒲鲁东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的，只运用抽象的调和是不可能解决的。第三，蒲鲁东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价值的“二律背反”是社会现实矛盾的一种表象，其解决的关键在于立足于人的现实活动，重视人的主体地位。
2 价值“二律背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
2.1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二律背反”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一直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因此生产力转变成基本的社会化活动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但无论如何占有社会产品的还是资本家，工人进行的仍然是生产产品的交换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正是基于这样的因素产生——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社会化的二律背反。“西方国家（特指欧洲各国）曾经在某个特殊时期形成了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公理的认知——法庭和君主拥有财产的主权，尽管家庭才是财产的归属。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6世纪，在当时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观点”，因此资本主义拥有了指挥（驱使、压榨）生产力的权利之后，长期致力于将各种分散的生产资料进行集中从而扩大本阶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这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他们通过一系列动作将其转化为加强现代生产力的杠杆。资产阶级实现这一作用的历程从15世纪开始，直至达成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1）简单协作;（2）工场手工业;（3）大工业。确切的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将有限的生产资料进行归集合并，使其从个人占有的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一历程持续到19世纪初，当时手工业工厂和大的作坊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便是从此时真正产生了。生产者和资本家在这个时期彻底走上了对立面，这是因为生产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而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全部的生产资料，这便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不相容的开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变得水火不容。
2.2 工作日的控制与延长的“二律背反”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其内部共有两种权利在进行对抗。资本家的权利可以称之为“买者”，换而言之，资本家必须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可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般而言资本家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分别为：（1）延长剩余劳动时间;（2）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必须在此处进行解释的是，在生产中资本主义将劳动时间分为两种：一种叫作“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时间;另一种叫“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额外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相加的总时间长度便是所谓的“工作日”，因此资本家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延长工作日。生产者拥有的权利是“卖家”，也就是售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但是工人必须使得自身的正常生活得到保障，因此其必须将工作日维持在自身可以接受的正常限度内，一般而言工人都是将道德界限和身体界限作为工作日的确定依据。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流通和交换中，工人的劳动力其实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存在的，因此“二律背反”就这样出现了。资本家作为“买家”，他们可以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尽情使用花钱买到的生产力，从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增殖利益”。资本家往往通过无限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可以获得的“增殖利益”。
2.3 劳动致富和劳动者贫困的“二律背反”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认同“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劳动的真正主体——工人应该享受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因为劳动者创造了劳动产品，后者乃是前者的结晶，因此产品理所当然属于真正的劳动主体。但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劳而获的只有那些精于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不在乎劳动者的生死，想尽一切办法对其进行剥削，还美其名曰自身拥有最大程度使用“买来的生产力”的权利，这种行为简直要用厚颜无耻来形容。马克思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资本家仅仅是基于最低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给工人发放工资，仅仅是为了确保工人“不至于死绝”。马克思将这一“二律背反”的成因归结为异化勞动。确切地说牵制着劳动者本身的是以下四种形式的异化分别为：（1）自我异化;（2）人与人的异化;（3）物的异化;（4）人类的类本质异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性。在异化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困苦生活与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源自于劳动者对象化活动的异变。国民经济学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将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工人的劳动以及其劳动产品来积累财富的真相，摆在了人们面前。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中的过程中，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私有制统治，那么雇佣工人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困苦境遇难以更改。 3 马克思批判“二律背反”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3.1 社会价值
关于普鲁东批判的问题上，马克思将其关于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很好地把握住，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将关于个人的生产社会关系方面的历史实践思辨遮蔽全面地予以清除，由此对那些由历史唯物主义主导“历史科学”相关任务以及对象进行了全面且非常深刻的确认。他指出，对于人来使，其社会历史实际上仅为个体发展的一个历史，无论人们可否对此有所认识，物质关系将是所有关系的重要基础。该物质关系仅仅为个体活动所需实现的一个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阐释出发展的根本是个体发展，以物质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形成各类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价值的“二律背反”方面的深刻批判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使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体系得到顺利的开展且取得良好的成效，需高度关注受到“二律背反”思想的影响，对其进行严格的防范，为此需要的就是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此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质量发展。
3.2 经济价值
政治受到经济的决定性影响，经济起到基础的作用，而政治则为它的集中体现。目前，我国采取的经济主体为公有制、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地发展。该制度的实施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根据马克思关于“二律背反”方面的批判，将可有效地避免掉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陷阱之中。习近平同志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的发展道路，所遵循的发展理念应当包含开放、绿色、协调以及创新等。为了形成新的发展理念，需要对过去的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及对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式进行分析研究，然后结合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类主要问题而逐步形成。只有进行新发展理念的坚持，才能够在发展及改革过程中避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掉进“二律背反”的陷阱之中。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新发展理念对我们党的基本发展理论体系进行了传承，其核心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国家的建设事业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发展之路更公平且有更高的效率。
3.3 个人价值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关于“二律背反”批判的问题上主要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以及资产等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抨擊，从而使工人阶级利益得到有效全面的保护，该点实际上正是我们党当处建立新中国的最朴素的思想。我们需要严格地避免受到“二律背反”思想的影响及渗入，对人民群众的权益进行有力的保证。我国的《民法典》在今年得以正式颁布，它也是我国首部“法典”，更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我们需深刻地认识到该法典正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及坚持不懈地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要求。它对各类民事主体（如法人及自然人等）相互间所存在财产及人身等关系进行规范，而这些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关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广大的群众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地实施好我国的民法典，将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形成有序的人际交往关系，构建出和谐的社会局面。其次我们需要深刻地领悟民法典的全面有序实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展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必然要求。该法典确定了我们在长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以及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所获得的关键性制度成果，对人民群众在开展经济生活中所涉及的贸易及财产等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有助于积极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关于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工作展开，并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付文军.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现象的逻辑理路[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付文军.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J].当代经济研究，2016，（02）.
关键词：二律背反;批判价值;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1.003
1 马克思对价值“二律背反”的批判
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其进行了七个说明，倘若我们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骨架，那就不难发现蒲鲁东受到的“构成价值”批判是马克思的点睛之笔。因为蒲鲁东的“二律背反”解决方案便是以构成价值作为核心，同时也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蒲鲁东又将“二律背反”称为反律，指的是命题之间的特殊关系，蒲鲁东认为两个命题处于不可或缺但又彼此对立、斗争的关系中。然而这却并非属于蒲鲁东的独特理论，亚当·斯密、李嘉图早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解答——劳动价值论。而蒲鲁东则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寻找到了一个抽象的范畴，即构成价值。
蒲鲁东受到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分别为：其一，蒲鲁东在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时掺杂了过多的主观意识，在蒲鲁东的认知中必须先提前进行假设才会产生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的每一次发生都仅仅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事件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提出了交换的建议，接着就不断地有人来建议二次方的交换，以至三次方的交换。蒲鲁东认为交换的历史是从先验假设的需要开始的，这种先验的假设正是马克思反复批判的主观主义。其二，蒲鲁东仅仅以调和的形式做出了“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方法并未深入到现实社会。蒲鲁东关注的价值“二律背反”的一种现象——生产带来贫困，原本生产应当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工人越是努力工作创造的价值越多反而越贫穷，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责任并不在于价值的二律背反，而是劳动的异化引发了这种现象。但是“二律背反”反映的仅仅使现实社会的矛盾，蒲鲁东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的，只运用抽象的调和是不可能解决的。第三，蒲鲁东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价值的“二律背反”是社会现实矛盾的一种表象，其解决的关键在于立足于人的现实活动，重视人的主体地位。
2 价值“二律背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
2.1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二律背反”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一直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因此生产力转变成基本的社会化活动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但无论如何占有社会产品的还是资本家，工人进行的仍然是生产产品的交换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正是基于这样的因素产生——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社会化的二律背反。“西方国家（特指欧洲各国）曾经在某个特殊时期形成了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公理的认知——法庭和君主拥有财产的主权，尽管家庭才是财产的归属。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6世纪，在当时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观点”，因此资本主义拥有了指挥（驱使、压榨）生产力的权利之后，长期致力于将各种分散的生产资料进行集中从而扩大本阶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这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他们通过一系列动作将其转化为加强现代生产力的杠杆。资产阶级实现这一作用的历程从15世纪开始，直至达成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1）简单协作;（2）工场手工业;（3）大工业。确切的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将有限的生产资料进行归集合并，使其从个人占有的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一历程持续到19世纪初，当时手工业工厂和大的作坊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便是从此时真正产生了。生产者和资本家在这个时期彻底走上了对立面，这是因为生产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而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全部的生产资料，这便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不相容的开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变得水火不容。
2.2 工作日的控制与延长的“二律背反”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其内部共有两种权利在进行对抗。资本家的权利可以称之为“买者”，换而言之，资本家必须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可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般而言资本家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分别为：（1）延长剩余劳动时间;（2）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必须在此处进行解释的是，在生产中资本主义将劳动时间分为两种：一种叫作“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时间;另一种叫“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额外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相加的总时间长度便是所谓的“工作日”，因此资本家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延长工作日。生产者拥有的权利是“卖家”，也就是售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但是工人必须使得自身的正常生活得到保障，因此其必须将工作日维持在自身可以接受的正常限度内，一般而言工人都是将道德界限和身体界限作为工作日的确定依据。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流通和交换中，工人的劳动力其实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存在的，因此“二律背反”就这样出现了。资本家作为“买家”，他们可以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尽情使用花钱买到的生产力，从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增殖利益”。资本家往往通过无限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可以获得的“增殖利益”。
2.3 劳动致富和劳动者贫困的“二律背反”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认同“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劳动的真正主体——工人应该享受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因为劳动者创造了劳动产品，后者乃是前者的结晶，因此产品理所当然属于真正的劳动主体。但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劳而获的只有那些精于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不在乎劳动者的生死，想尽一切办法对其进行剥削，还美其名曰自身拥有最大程度使用“买来的生产力”的权利，这种行为简直要用厚颜无耻来形容。马克思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资本家仅仅是基于最低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给工人发放工资，仅仅是为了确保工人“不至于死绝”。马克思将这一“二律背反”的成因归结为异化勞动。确切地说牵制着劳动者本身的是以下四种形式的异化分别为：（1）自我异化;（2）人与人的异化;（3）物的异化;（4）人类的类本质异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性。在异化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困苦生活与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源自于劳动者对象化活动的异变。国民经济学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将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工人的劳动以及其劳动产品来积累财富的真相，摆在了人们面前。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中的过程中，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私有制统治，那么雇佣工人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困苦境遇难以更改。 3 马克思批判“二律背反”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3.1 社会价值
关于普鲁东批判的问题上，马克思将其关于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很好地把握住，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将关于个人的生产社会关系方面的历史实践思辨遮蔽全面地予以清除，由此对那些由历史唯物主义主导“历史科学”相关任务以及对象进行了全面且非常深刻的确认。他指出，对于人来使，其社会历史实际上仅为个体发展的一个历史，无论人们可否对此有所认识，物质关系将是所有关系的重要基础。该物质关系仅仅为个体活动所需实现的一个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阐释出发展的根本是个体发展，以物质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形成各类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价值的“二律背反”方面的深刻批判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使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体系得到顺利的开展且取得良好的成效，需高度关注受到“二律背反”思想的影响，对其进行严格的防范，为此需要的就是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此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质量发展。
3.2 经济价值
政治受到经济的决定性影响，经济起到基础的作用，而政治则为它的集中体现。目前，我国采取的经济主体为公有制、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地发展。该制度的实施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根据马克思关于“二律背反”方面的批判，将可有效地避免掉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陷阱之中。习近平同志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的发展道路，所遵循的发展理念应当包含开放、绿色、协调以及创新等。为了形成新的发展理念，需要对过去的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及对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式进行分析研究，然后结合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类主要问题而逐步形成。只有进行新发展理念的坚持，才能够在发展及改革过程中避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掉进“二律背反”的陷阱之中。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新发展理念对我们党的基本发展理论体系进行了传承，其核心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国家的建设事业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发展之路更公平且有更高的效率。
3.3 个人价值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关于“二律背反”批判的问题上主要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以及资产等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抨擊，从而使工人阶级利益得到有效全面的保护，该点实际上正是我们党当处建立新中国的最朴素的思想。我们需要严格地避免受到“二律背反”思想的影响及渗入，对人民群众的权益进行有力的保证。我国的《民法典》在今年得以正式颁布，它也是我国首部“法典”，更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我们需深刻地认识到该法典正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及坚持不懈地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要求。它对各类民事主体（如法人及自然人等）相互间所存在财产及人身等关系进行规范，而这些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关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广大的群众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地实施好我国的民法典，将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形成有序的人际交往关系，构建出和谐的社会局面。其次我们需要深刻地领悟民法典的全面有序实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展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必然要求。该法典确定了我们在长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以及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所获得的关键性制度成果，对人民群众在开展经济生活中所涉及的贸易及财产等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有助于积极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关于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工作展开，并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付文军.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现象的逻辑理路[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付文军.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J].当代经济研究，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