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办下发《关于取缔<人民权益报>等60种非法报刊的通知》，其中包括本刊前文提及的《警视专刊》、《法制新闻》、《百姓与法制》等，这是中国报刊主管部门在今年第二次公布取缔非法期刊。
　　在此前的7月中旬，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首批被取缔的《WTO与中国》、《中国经济论坛》、《中国经济评论》、《中国社会新闻》等30种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印刷、发行的期刊名单。
　　在这些非法报刊的背后，是—批借此敛财的假记者。《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好多假记者，以曝光相要挟，向企业及政府人员索要钱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多种利益集团，需要通过传播来减少磨擦，传播本身也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因此媒介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媒介的影响力越大，权力就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这让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机会，可以将这种责任变为个人利益的回报，这是社会腐败的表现之一。《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老百姓遇到冤屈总爱找媒体，所以也为假记者行骗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喻国明：对媒介寄予过多希望，对老百姓来说无可厚非，这是整个社会制度安排的课题。比如司法领域如果存在腐败，那么就会导致媒介负荷过重。对媒介寄予的希望越高，说明社会制度本身尚需完善。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给假记者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也造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 《瞭望东方周刊》：为了保证媒体行业的纯洁性，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记者资格准入制度，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喻国明：这种方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记者的专业能力很难通过书面考试衡量，这和律师、医生不同。对记者的要求不仅是知识的要求，更是能力的要求。记者是一个职业的社会沟通者，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他不是官员，不是行政负责人，但他要站在负责人的高度去看待社会问题，这种能力不是通过书面考试能完全衡量出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现在不光是假记者敲诈勒索，连个别真记者也以此谋生，比如拿红包，比如搞有偿新闻。有人认为记者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一定的理想主义，但这个职业的专业教育尚存在一定不足，你怎么认为?
　　喻国明：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优点，对自己的价值实现很关注，更务实，但比较缺乏的就是职业理想主义。对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群体来说，没有这样一种为职业献身的激情，很容易让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寻租。
　　职业道德有一个价值归宿。但基本的职业保障往往只能够解决职业规范底线的操作问题。新闻工作者需要有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对我们新闻教育的警示，我们不能光教会学生如何写一篇稿子，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扮演角色，如何用好自己的话语权，以便有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职业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假记者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但真记者的一些行为似乎成了职务行为，如一味曝光黑暗面已成了个别媒体的本职，有的记者会借此敛财。一些媒体对外承包版面，或者鼓励记者去搞经营。这些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
　　喻国明：在加强监管和自律的同时，还要提高竞争力，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的媒体之所以把自己的牌子用烂，就是因为它不认为这块牌子是自己的。一种情况值得关注：在一些计划经济成分很多的媒介上，出现了版面寻租和权力寻租的现象。
　　目前中国新闻行业正在努力建立合乎行业的机制，包括市场化、产业化的引入。不过整体的制度化的建设我认为还是有缺陷的。目前应该建立一个较为严厉的退出机制，要让从业者对自己的不自律行为负非常大责任，比如设定多少年禁止从事这个行业的惩罚，同时建立奖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