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二十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机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得跳起来。忙向邻室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Patrick Mahoney，后面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有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一百美金，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Intercollegiate University）、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十块美金出卖硕士文凭，神玄大学（College of Divine Metaphysics）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三十美金，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凭，填好一张，寄给鸿渐，附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
　　 鸿渐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照了张四寸相。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信上千叮万嘱说，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回法国玩了几星期，買二等舱票回国。马赛上船以后，发见二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寂寞无聊得很，三等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而摆阔坐二等，对他有点儿敌视。他打听出三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便跟船上管事人商量，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睡，饭还在二等吃。
　　（节选自《围城》第一章，题目为编者加）
　　内容品析
　　 在这一章的描写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方鸿渐虚伪的品性。为了满足家里人的面子，也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他诡辩论式地说服了自己，与爱尔兰人交易。并且在与爱尔兰人的交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方鸿渐的精明。而在拿到证书后，做戏做全套的方鸿渐煞有其事地拍照，又为了圆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淡泊名利的高洁之士，实则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技法点拨
　　 在选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讽刺这一手法的充分展现。讽刺是一种文学手法，用于暴露对象的缺点和可笑之处，常采用夸张或反讽等方式，从而产生幽默的效果。选段中，既有方鸿渐对于假学历的自嘲，也有作者的侧面讽刺：“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这些都使得方鸿渐这一形象充实丰盈。
　　 事实上，钱锺书在《围城》里展开的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教育体制、现代文明状态的反讽性思考让人敬佩。他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整体的文化环境中的精神病态。钱锺书以方鸿渐的佯装无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态，不露声色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中，把自己看作是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可笑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心灵结构，并最终达到了反讽的目的。这种反讽的光芒，不仅指向了方鸿渐本人，同时也指向方鸿渐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种反讽不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达到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情境的思考和质疑。